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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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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砸过缸吗？他是个小人！1067年11月18日：司马光初进读通志，赐名《资治通鉴》。

历史上的司马光是个小人和伪君子，还是个祸国殃民之人。

这小子本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整天鼓吹什么“祖宗的家法不可以改变”。

等他上位时，就支持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要知道，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深感汉唐时代外戚乱政，搞得国破家亡，本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杜绝这种问题。

所谓外戚，说通俗点就是皇家的女眷和她的娘家人。

北宋法律规定，外戚只能担任不超过三品的闲职，不能担任高官，不能掌握大权，尤其不能在京城担任较高的官员；外戚官员绝对不能进入军队，不可以掌握兵权；不允许外戚同朝廷顶级高官亲密来往，即便是私人交往也需要向朝廷报备。

这些手段都是杜绝外戚篡权的方法，更别说北宋压根不许女人掌握最高权力。

司马光却违背祖宗的决定，支持高太皇太后执政。

原因不复杂，高太皇太后非常支持司马光，只要她上位就会大力扶持司马光。

果然，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后，司马光就被任命为宰相。

司马光从来自称高风亮节，是正人君子，似乎要宽容对待别人。

然而，他上台以后比王安石更为厉害，不但废除所有新法，还大兴文字狱，将新党支持者全部无情打击，手段非常狠辣。如果司马光不是担任宰相1年后就病死，还不知道将政敌整成什么样子。

另外，司马光之前一直说变法的最大问题是与民争利。那么，司马光应该将王安石变法中侵占老百姓利益的部分去掉，继续执行对老百姓有好处的部分。

当时除了极少数顽固派老臣以外，绝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执行了十多年的变法有利有弊，并非一无可取。

新推的免役法与原本的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处。

司马光却不分青红皂白将新法一律废除。这是为啥？他不过是打着老百姓的旗号，实际上维护大贵族、大地主和士大夫这三大统治阶层的利益，根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

对此，连本属于保守派的苏轼都看不下去。

相对正直的苏轼这么多年都在反对王安石，为此多次被贬官流放，也认为变法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苏轼同司马光私交非常好，他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司马光执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

一般认为，司马光执政只有短短1年，却是北宋内部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司马光成为宰相之前，新党和旧党的内斗多是读书人的互相轻视和鄙夷，加上背后政治势力的推动。这段时间内斗不算严重，苏轼整天乱喷新党和神宗皇帝，放在明清时代恐怕早就斩首甚至凌迟了。

然而苏轼不过遭受了一些打压而已，一直担任各地的市长，在当地留下很多美名。

而且新党打击旧党，也只针对少数极端反对他们的人，比如苏轼之流，没有出现扩大化。

司马光上台以后，进行全面打击，无情报复，前后9年将新党所有成员全部打击。

虽然没有开杀戒，却将政敌流放到最蛮荒之地受苦。

这里又要提到苏轼，讽刺的是他在旧党时代最远被弄到湖北黄冈市，也不算很偏僻的地方。

新党上台后，将旧党蔡确、章惇等贬至岭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当时岭南有几个港口城市还算不错，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上都很落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这个头一开，新党上台后就有样学样，同等报复，将苏轼直接贬到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去了。在北宋时代，海南岛是地地道道的蛮荒之地，毛都没有一根。

苏轼只能住在茅屋中，悲叹：“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

之后新旧党的内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完全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根本不管是非曲直，也不管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到了北宋灭亡之前，党派斗争到了极端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等309人定为奸党，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

这种无情打击，扩张政敌的亲属和后代，将朝廷政治势力彻底变为世代死敌。

北宋就是在内斗中日益衰败，最终出现了耻辱行的“靖康之耻”，连徽宗钦宗皇帝都被金国俘虏。

话说起来，司马光这鸟人对内手段凶悍，无情打击政敌，对外却软弱无能。

司马光刚就任宰相的1086年2月，就决定：将北宋领土中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吴堡等寨割让给西夏，恢复此前已废除多年的给予西夏岁币“赏赐”。

司马光是想通过割地赔款，换取两国停战。

要知道，司马光要割让的这些领土，是宋神宗时代倾全国之力发动的元丰西征，好不容易夺得的一些战利品。元丰西征非同小可，不但动用了北宋巨额财富和军力，最终没有获得预料的辉煌胜利导致皇帝郁郁而终。

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在什么时代，都会奉行一句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一样得不到。

没有任何政权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领土，除非是皇帝得了精神分裂。

然而，在司马光1年后去世，在他的主持下，旧党仍然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割让给西夏。只是在新党以及旧党内部少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下，没有归还战略要地兰州（兰州本来是西夏从其他民族手中抢来的，不是它的固有领土）。

讽刺的是，司马光主动割让领土，仅仅让西夏停止了几年战争。这不是说西夏主动停止作战，主要是同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北宋作战多年，该国早就支持不住，巴不得尽快停战休整。

西夏几乎是刚刚缓过来，就在几年后恢复对北宋边境的攻势，等于狠狠扇了北宋旧党的耳光。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签》很好，可惜他自己尚且没有看懂内核，只留下千古骂名。

最后，我们说说司马光究竟有没有砸缸。

有个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认为，司马光砸缸是虚构的，因为北宋根本没有大水缸。

想要一个孩子爬入水缸差点溺死，水缸的高度至少要1米以上，直径绝对不会小。

目前考古发现的宋代水缸基本在1米以下，大多数高度为半米左右。

为啥呢？

很简单，这种水缸更实用。

有过农村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古代水缸是需要挑水装满的，水缸就不能很高，不然不能将沉重的水桶倒进去。

同时，小水缸显然更容易制造，价格也便宜，性价比更高。

作为普通老百姓，水缸不需要很大。饮用水放久了会变质，能够维持二三天的饮用即可。

我们看到一些大户人家和宫殿中的大水缸，主要是用来消防的，必须装着大量的水。

那么，能否说司马光砸缸是假的？

当然不能。司马光砸的根本不是水缸，而是瓮。

《宋史》说的很清楚：“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那么，瓮是什么？

自然是瓮中捉鳖、请君入瓮的瓮了。

所谓的瓮，不是盛水的水缸，而是类似于水缸的一种容器。

两者外形很像，水缸的缸口同它的腰部差不多大小，也就是相当的大，便于水桶倒水进去。水缸通常不需要盖子，平时都是敞开放置。

瓮就完全不同，它的肚子大，口却小，类似于今天的辣酱瓶。

为什么会这样？

瓮装的东西不同，装着各种谷物、咸菜、酱料、酒液，当然也可以装水。

瓮一般需要用个盖子封口，防止杂物进入，同时也可以帮助瓮内的东西发酵。

时至今日，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仍然有不少用于腌制发酵的瓮，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都有这种瓮。

司马光这群小朋友攀爬的，应该是一个废弃的瓮，平时没有盖子，里面积累了很多雨水。

一个小朋友爬上去以后，不慎坠入瓮中。

一来瓮内的水比较深，二来瓮内部有个弧度，又非常滑，坠入者可能干脆头朝下腿朝上，根本就站不起来，眼见就要淹死。司马光果断用石块砸破瓮，救下了这个孩子。

至于中国造瓮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马家窑文化出土的瓮就有半米高。

到了宋代，这种大瓮非常多。

《水浒传》中，武松去蒋门神的酒店闹事，故意讽刺蒋门神小妾以前是做鸡的。小妾大怒，跑下来撕打武松，被抓住直接丢入酒瓮中。小妾就算个子再矮也有1米5以上，却能整个没入酒瓮中，可见这种瓮有多大。《水浒传》是明朝小说，宋朝也是差不多。

所以，司马光砸的是瓮而不是缸。

可以这么说，司马光童年时候确实是个聪明人，即便长大后既然能够做到宰相，也绝对是人精。

只是，此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有利的事情，留下的除了《资治通签》这本书以外，就只剩骂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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