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好“两只手” 迈向“五联通”
——都市圈协同发展跨省调查报告（下）
用好“两只手”，下活一盘棋 战略有大考量，企业有“小算盘”。都市圈协同发展，需要握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致广大而尽精微”
“南京的价格，滁州的成本。”一个落户长三角省际毗邻功能区的半导体项目展厅中挂着的这10个字，尤为醒目。
市场要什么，企业最敏感。皖苏两省交界处，一条滁河蜿蜒流淌。位于浦口—南谯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的滁州华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英寸晶圆经过数道工序后，泛着金属光泽从智能产线缓缓下线。这家原本总部位于南京的芯片设计企业，因发展需要，经南京市浦口区推荐，2020年8月在此自建生产基地，成为滁州市第一个晶圆制造项目、南谯—浦口合作共建产业园首个投产项目。
“我们将研发中心留在南京浦口，生产基地落户滁州南谯，这样的协作模式让公司年增长率保持50%，去年产值突破4亿元。”该公司总经办主任翁锦烽坦言，二期项目达产后，每月将有11万片晶圆从滁州运往全国各地。
项目落户，总部迁移，企业行为背后，总有市场规律可循。
今年开年，有一份备受关注的榜单——“GDP万亿城市”。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GDP超过1万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城市占三分之一，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分别有4个和3个城市上榜。
“万亿之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经济总量巨大，也意味着其可以发挥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
“万亿之城”的虹吸效应终会转变为辐射效应。当上海成为我国首个5万亿元GDP城市，有数据显示，其大概每年会有1万—2万家企业有外溢需求。
当南京一步步迈向2万亿元大关，其自然就有了产业迁移、产能转移的需求。
战略有大考量，企业有“小算盘”，都市圈协同发展需要握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致广大而尽精微”。
找准“生态位”，培育“向心力”立足优势互补、发展互济，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合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才会从“有解”到“优解”
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发挥着不同作用。
初期，政府更多需扮演“破局者”角色，通过制度创新消除要素流动壁垒。
在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前，三地合作曾一度徘徊近十年，当时的一个障碍就是体制下的地方利益冲突。
彼时，中关村企业已有产业转移的需求，毗邻省份也愿意承接。然而，产能怎么转，公司怎么设，却是个现实问题。按税收属地原则，如果产能转移的企业在承接地独立设立公司，未来的税收要上缴给承接地，而如果设立分公司，那么主要的税收还会留在迁出地。
要想破局，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以机制先行来促协同、促融合、促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产业、教育等专项规划和配套政策相继推出，形成了目标一致、层次明确、相互衔接的规划政策体系。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等的出台，破除了阻碍产业转移的藩篱。如今，“北京疏解、津冀承接，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作链条已经很清晰。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能否相得益彰，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经营主体的活力。
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握手”，在长三角不断演进。
C919翱翔蓝天，离不开长三角“合力”，以中国商飞为链长，各地找准自己在这一链条上的“生态位”：于上海，在总装基地完整总装；于江苏，提供液压、燃油、环控三大系统技术支持；于浙江，提供舱门、防鸟撞板和部分新材料；于安徽，为飞机雷达罩进行雷电防护试验。
当区域协同推进至深水区，转变思维、转变角色同样关键：政府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市场保持要素配置弹性。
未来的都市圈竞争，那些率先构建“政府精准赋能、市场活力迸发”生态系统的区域更能胜出。
协同发展如紧密咬合的齿轮，“两只手”握在一起，培育“向心力”，画好“同心圆”。
值得注意的是，协同发展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立足优势互补、发展互济，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合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才会从“有解”到“优解”。
遵循“合”“分”辩证法，啃下发展“硬骨头”“分”不是分隔，是分工；“合”也不是合为一体，是形成合力。“该合的合得更紧，该分的分得更优”
都市圈协同发展并非坦途，在突破行政壁垒、产业协同深化、公共服务共享等“深水区”，仍有不少“硬骨头”待啃。
2024年1月，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由于各城市在产业发展定位上的趋同，导致同质化竞争、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现象发生。
郑开同城化的“二十年答卷”同样折射出“硬联通”与“软融合”的失衡。郑州与开封已实现“1小时通勤”，但两地涉及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项目，从供给水平到享受规则都有错位。
即便是长三角这个“优等生”，也面临协同发展的“成长烦恼”。如医疗资源共享后，大城市医疗资源紧张，医保费用转到大城市后，小城市医疗发展受限。这种“虹吸效应”与“辐射滞后”的矛盾，凸显出都市圈在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上的深层难题。
啃下协同发展的“硬骨头”，在于把握“合”与“分”的辩证法。“分”不是分隔，是分工；“合”也不是合为一体，是形成合力。“该合的合得更紧，该分的分得更优”。
合，需要以协同改革推进协同发展。
川渝两地联动实施197项改革措施，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京津冀推出86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粤港“政务通办”事项超140项，创新实施“湾区社保通”……
这些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推动准入标准一体化、市场监管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在更大区域建立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分，就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合理分工，彼此错位发展。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尽可能地发挥比较优势，在地区协作中实现扬长避短。
基于市场规律的差异化分工、梯度差布局，已在不少都市圈见到成效：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4）》指出，京津冀三地产业定位与分工日趋明晰，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深圳都市圈中，比亚迪、华为等企业将生产基地向惠州延伸，东莞承接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链外溢，深汕合作区则聚焦新能源和空天经济，构建“研发—制造—应用”的区域分工；
融入长三角的安徽，省内城市也根据不同的地域禀赋、产业基础，在一体化中梯次发展。宣城广德争取到长三角康养基地的落户，利用当地生态环境发展康养产业；与浙江搭界的黄山主打旅游服务业；毗邻江苏南京的滁州、马鞍山以及芜湖，则积极对接产能转移……
“功能互补”取代“同质竞争”，通过要素梯度差激活协同效能，区域协调发展“同心圆”就会越画越大。
当然，啃下“硬骨头”，需兼具“攻坚决心”与“历史耐心”。
一个案例或许能给我们启示。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上海曾想牵头推行公交一卡通，却发现阻力重重。原因是各个城市均有自己的一套公交体系，若另起炉灶，成本过高。后来，随着支付宝等软件的推广，问题迎刃而解。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在动态中演进，在调整中精进。
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双子星”城市。如广东有广州、深圳，江苏有南京、苏州。把目光拉回山东，济南和青岛两座万亿之城如“两驾马车”，并行驱动全域发展。
作为拥有“双都市圈”的省份，山东对区域协同发展高度重视。2025年“新春第一会”，山东提出深化济青都市圈协同联动改革。4月18日，济南青岛都市圈联动发展协同开放会议召开，提出要在加强“双圈”协同联动上持续发力。济青都市圈将努力实现1+12。
奔走多个都市圈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区域协同绝不是要素的简单叠加。它既是经济地理的重构，更是制度与创新的深层融合，是系统性革新的升维探索。
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未来，可以说是以“硬联通”托底、以“软联通”破局，以“科创联通”提质、以“产业联通”聚势，最终在“心联通”中拓展增长新空间。唯有如此，方能将区域协同的“物理反应”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化学反应”。
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