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但新的战火却在酝酿之中。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国共两党都意识到，未来的胜负不仅仅在于军队的力量，还在于对关键战略区域的控制。
东北作为日本战败后遗留下来的战略空白区，成为了决定国共未来命运的焦点。东北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工业基础，谁能首先占据这里，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的主导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荣桓成为了这一关键战场上的重要人物。
抗战后期，罗荣桓在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岗位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力量迅速壮大，正规部队扩充到27万人。
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不仅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也让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感到担忧。
在那个时期，山东是我党控制下最为强大的根据地之一，而罗荣桓的治军才能和政治手腕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治军严谨，管理有方，使山东根据地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的战略地位开始超过山东。日军战败后，东北成为一个谁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的“真空”地带。这里曾是日本侵华的主要根据地，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工业设备，国共双方都意识到，谁能率先控制东北，谁就能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占据优势。
国共双方的博弈因此开始向东北转移，抢占这个战略高地成为了新一轮较量的关键点。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东北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向东北大规模调兵，作为山东八路军的总指挥，罗荣桓受命调遣山东的部队进入东北，他带领了9万多名战士奔赴这片陌生的黑土地。
山东是抗战时期兵源大省，这些经过抗战洗礼的精锐部队成为了日后东北野战军的骨干力量。罗荣桓本人也在10月被调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的第二政治委员。
当时自治军的司令员是林彪，第一政委则由彭真担任，后来彭真调离东北，罗荣桓成为东北军中政工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罗荣桓的到来，为东北根据地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刚到东北的他却遇到了一些波折，由于长期征战，罗荣桓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身体状况不佳。与他同行的还有时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李作鹏。
两人一路舟车劳顿，抵达南满军区时，他们遇到了当时的南满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程世才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对许多中央红军的干部并不熟悉。罗荣桓为人低调，不善于炫耀自己的身份和职务，这让程世才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程世才的表现显得有些过于谨慎甚至有些苛刻。面对舟车劳顿的罗荣桓，他没有马上安排休息，而是先进行了详细的盘问。
程世才显然不知道，眼前这位看起来温文儒雅的干部，正是中央亲自派往东北的重要首长。面对这些略显冗长的盘问，罗荣桓始终保持耐心，一一作答。尽管身心疲惫，罗荣桓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这正体现了他一贯的谦逊与宽容。
李作鹏在一旁却难以忍受这种状况。作为罗荣桓的下属，李作鹏深知罗荣桓的贡献与地位，看到程世才的态度如此随意，心中不免感到愤懑。
然而罗荣桓阻止了李作鹏的干预，他明白程世才在这个敏感时期对陌生来客保持警惕并没有错，这是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和职业操守。
罗荣桓对待程世才的态度从始至终都十分平和，他并不在乎程世才是否认出自己的身份，更不愿意因为职位高低而改变彼此的相处方式。
最终随着李作鹏的提示，程世才才意识到自己眼前的人身份非同寻常，随即停止了盘问，转而为他们安排了休息和交通工具。事后程世才得知罗荣桓的真实身份，心中不免感到愧疚，主动找到罗荣桓表达歉意。
然而罗荣桓并没有责怪他，反而称赞程世才的工作认真严谨，安慰他说职责所在，认真查问是应该的。这一小插曲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罗荣桓的宽容和大度，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更是一位胸怀广阔的政治家。
罗荣桓在东北的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北是我军发动战略反攻的重要基地，而罗荣桓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他的政工工作使得东北军队内部团结一致，并为解放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力量和作战支持。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东北野战军成为了攻克华北、华中的主力，最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比之下，粟裕的处境则稍显不同。尽管粟裕在华东战场上表现卓越，指挥多场关键战役，但由于华东野战军的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粟裕的职务提升并不像罗荣桓那样迅速。
在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粟裕虽然名义上是代司令员、代政委，但由于华东野战军多次变换隶属单位，他始终未能晋升为正职。这种复杂的组织架构影响了粟裕的晋升速度，但并没有掩盖他在军事上的出色贡献。
两位将领在各自战场上的表现，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荣桓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东北战场上的关键人物，而粟裕则在华东战场上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尽管他们的职务变化有所不同，但历史最终证明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开国元帅，而粟裕也被评为开国上将，两人同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