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十四娘》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篇幅相对较长的一部短篇小说，也是蒲松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故事中的主角辛十四娘也是蒲松龄笔下众多富有个性的狐妖之一。

故事说的是青丘狐女辛十四娘，素衣红帔，携侍女踏露而行，其姿容令书生冯生一见倾心。她虽为狐族，却秉持道心，与父兄姊妹隐居古寺修行。冯生痴情难抑，三度求娶终得郡君保媒，遂成就人狐姻缘。婚后辛氏恪守妇道，以狐族预知之能屡劝丈夫远离纨绔楚银台。然冯生自恃才高，终堕入权贵设局，因酒醉戏言被构陷杀人，顷刻间沦为阶下囚。

辛十四娘营救过程尽显世态炎凉：衙门胥吏索贿如豺狼，狱卒克扣饮食如恶鬼，昔日酒友皆作鸟兽散。她一面典当妆奁打点牢狱，一面遣狐婢千里赴京。最终借皇帝南巡契机拦驾鸣冤，方使沉冤得雪。然经此劫难，辛氏看透人间污浊，在冯生归家当夜悄然兵解，唯留陪嫁婢女延续血脉。这段表面圆满的救赎故事，实则是智者对人世绝望的无声控诉。其中告御状揭示出专制社会最大的不公。

在楚银台构陷冯生的案件中，司法程序沦为权贵手中的提线木偶。县官不问证据便动用酷刑逼供，折射出基层司法已完全异化为暴力工具。当辛十四娘试图通过正常诉讼程序申冤时，师爷明目张胆索要三百两“文书费”，衙役将探监演变成勒索狂欢，这种体制性腐败印证了黄宗羲“天下大弊，在胥吏弄权”的论断。

案件审理过程中展现的司法黑暗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溃烂的表征。楚银台作为退休官员子弟，仍能遥控司法系统制造冤狱，说明专制社会的特权阶层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体系，使得冤案制造者无需亲自动手，自有整套国家机器为其服务。

辛十四娘选择直诉君主的行为，深刻暴露了专制社会的法治困境。当所有常规救济渠道失效，民众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的“圣明”，这种“越级上访”模式恰恰证明法律体系已完全失能。故事中皇帝“即刻着三法司会审”的描写，看似彰显皇权正义，实则将法治降格为人治的装饰品。

值得玩味的是，最终翻案依靠的并非证据重构，而是皇帝的个人意志。这种“青天在上”的叙事模式，本质上是对制度正义的消解。即便冤案得以昭雪，其偶然性如同赌徒押注——若皇帝南巡改道，若拦驾侍卫箭矢无情，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种将公正寄托于偶然机遇的制度，恰是专制社会最大的不公。

辛十四娘作为狐仙的特殊身份，构成对现实社会的绝妙反讽。当超自然力量成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保障，恰说明人间已无公道可言。她驱使狐婢千里传讯的异能，本质上与百姓焚烧黄纸“上达天听”的迷信同源，都是弱势群体在绝望中虚构的救济途径。

更具悲剧意味的是，这位看透世情的狐仙最终选择离去。她的“得道成仙”不是修行圆满，而是对污浊现世的彻底弃绝。当超自然存在都难以忍受人间黑暗，蒲松龄实际在叩问：这样的社会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这种来自异界的审判，比任何现实批判都更具震撼力。

故事结尾看似光明，实则暗藏更深的绝望。冯生冤案昭雪后，楚银台未见受惩，司法体系未现革新，权力结构依然如故。这种“除奸不除根”的叙事，揭示专制社会自我纠错机制的先天性缺陷——它只能解决个案，无法触及制造冤案的制度根源。

辛十四娘求助于皇权的行为，本质上仍在强化人治传统。这种“以专制反专制”的悖论，恰是传统社会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关键。当民众始终将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而不思制度变革，就永远走不出“冤狱—上访—偶然昭雪”的恶性循环。

在这个狐影摇曳的故事里，蒲松龄用志怪笔法戳破了专制社会的温情面纱。当法律沦为权杖的装饰，当正义需要狐妖维护，当公道必须祈求皇恩，这样的社会早已异化为吞噬希望的深渊。辛十四娘的飘然远逝，不仅是对红尘的厌倦，更是对制度性黑暗的终极审判。三百年后重读此卷，犹闻穿越时空的警世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