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这个名字在很多年轻人心中可能并不陌生，但却是新中国历史中一位特殊的革命人物。作为黄麻起义的主力之一，他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却因伤病和长期的休养选择了远离政坛。

郑位三，湖北黄安人。他努力学习，成绩优异，顺利考入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

五四运动后，面对列强的压迫和腐败的政府，他感到极度的愤怒与不安。在学校的激烈辩论中，郑位三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让他看到了希望。

1922年，20岁的他经过深思熟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的那一刻，他站在简陋的会场中，面对党旗庄严承诺，将毕生献给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这一选择意味着告别安稳的生活，迎接未知的艰险，但对郑位三而言，这是他思想觉醒的必然归宿。

学成归乡后，郑位三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毅然回到黄安，投身于农村的革命工作。当时的黄安农村，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地主豪绅依靠私家武装欺压佃农，官府则对民怨视而不见。面对这样的现实，郑位三深知，革命的根基在农民，点燃他们的觉悟是当务之急。

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创办了农民夜校。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却意义深远。每到夜晚，劳作一天的农民聚集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认字、算术。郑位三亲自授课，他用通俗的语言，将复杂的革命道理融入乡土故事中，讲述地主如何盘剥、官府如何压迫，引导农民认识到自身苦难的根源。

1923年，他着手组建黄安最早的农民协会之一。这一协会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团结的平台，无论是抗租、抗税，还是应对地主雇佣的打手，农民们开始集体发声。

他开始秘密组建农民自卫队，招募青壮年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由于缺乏武器，自卫队初期只能用长矛、锄头、木棍作为装备。他注重纪律和士气，教导队员们保护村庄、反抗压迫的意义。

这些自卫队虽规模不大，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例如驱逐地主雇佣的流氓，保护夜校和协会的安全。

国民党当局和地方豪绅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日益加剧，郑位三多次险些被捕，但他凭借机警和群众掩护化险为夷。长期的奔波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身体初现疲态，但他从未动摇。

黄麻起义的酝酿始于1927年春，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共产党人展开疯狂围剿，黄安的革命力量首当其冲。

郑位三作为当地中共组织的骨干，深知和平请愿已无可能，唯有拿起武器才能打破压迫的枷锁。

他与徐朋寿、吴焕先等同志秘密筹划，决定以黄安和麻城为中心，发动一场震撼敌胆的起义。

郑位三凭借多年在农村积累的威望，深入村庄动员群众，号召青壮年加入农民自卫军。他走街串巷，用朴实的语言讲述革命的意义，激励农民为自己的土地和尊严而战。许多人被他的真诚打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的粮食和铁器，支持起义的准备。

1927年11月13日深夜，黄麻起义的枪声终于响彻夜空。郑位三身先士卒，与起义军一起攻打黄安县城。起义军以农民自卫军为核心，装备简陋却士气高昂，迅速占领了县城部分区域，击溃了地方民团。

国民党正规军迅速增援，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县城。面对这一挫折，郑位三展现出冷静的判断力。他力主避免与敌硬拼，主张将队伍转移到黄安南部的七里坪和周边山区，利用地形开展游击战。

撤退途中，他亲自组织后卫，掩护主力转移，尽管物资匮乏、伤员众多，他依然鼓励同志们：“只要人在，革命就不会熄灭！”

黄麻起义虽未能长期占据县城，却在鄂豫皖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与同志们在黄安、麻城交界的柴山保地区开始了苏区建设的尝试。柴山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村庄的群众基础也因夜校和农民协会的多年耕耘而较为深厚。郑位三将这里视为理想的立足点，着手打造一个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的红色政权。

他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组织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一政策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热情，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苏区建设，主动提供粮食和情报支持。

郑位三深知，红色政权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来保卫。由于缺乏枪支，他组织工匠用土法制枪，将缴获的破旧武器修缮再用。在他的倡导下，苏区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生产简单的枪弹和手榴弹。尽管装备简陋，但部队在郑位三的激励下斗志昂扬。他常对战士们说：

“我们的枪虽少，但我们的心比敌人多！”

到1929年，柴山保地区的苏区初具规模，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雏形。

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了田地，基层民主赋予了他们话语权，红军的壮大则为苏区提供了保护。苏区的成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革命者，人员和资源不断汇集，奠定了鄂豫皖苏区后来发展的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郑位三的身体状况开始显现问题。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工作让他的健康逐渐恶化，但他始终以革命事业为重，拒绝休息：

“革命尚未成功，我怎能停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1937年卢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抗战的烈焰，中共迅速调整战略，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郑位三此时已在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被调往新四军第五师，担任政治工作的重要职务，与李先念等领导人密切合作。

新四军第五师活跃在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地区，这里地形复杂，既是抗击日军的前沿，也是国民党顽军与地方武装争夺的焦点。郑位三的任务是确保部队的思想统一和战斗力。

抗战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人心之战。针对部队中部分战士因长期游击战而产生的疲惫情绪，他亲自深入连队，与士兵们促膝谈心，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日军侵略的罪行和民族存亡的道理。

他组织编写抗战歌曲和宣传材料，教战士们传唱《游击队歌》，用激昂的旋律激发斗志。他还推动部队与当地百姓建立鱼水关系，鼓励战士帮助农民收割庄稼、修缮房屋，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支持。

1940年，日军对鄂豫皖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的根据地。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郑位三协助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山区和村庄开展游击战。他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策略，指导部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夜间偷袭日军哨所，切断其补给线。

他推动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农民选举村级代表，参与粮食分配和治安管理。这些政权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稳定，还为新四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迅速激化，内战阴云笼罩中国。中原军区地处湖北、河南交界，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大军，企图围歼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中原军区部队。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郑位三与李先念反复商讨，决定采取大胆的突围策略，化被动为主动，带领部队向西突破，争取与陕北或华东解放区的解放军会合。

一次夜间行军中，部队误入国民党军的伏击圈，枪声四起，形势危急。郑位三果断下令部队分散隐蔽，自己则与警卫员爬上附近山坡观察敌情。在确认敌军主力尚未合围后，他迅速组织小分队反击，成功牵制敌人，为大部队争取了撤离时间。

经过数十天的艰苦跋涉，中原军区主力终于突破重围，抵达安全区域。此次突围不仅保存了数万战士的有生力量，还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原突围后，他的健康状况因长期的劳累和高强度的战斗而进一步恶化，但他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拒绝退到后方休养。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坚定地说：“战争还没结束，我的岗位就在前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各领域的人才投入建设。郑位三的身体已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

他的健康状况就因长期的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战地生活的严酷环境而显著恶化。频繁的咳嗽、胸闷和体力衰竭迫使他不得不遵从组织的安排，暂时放下肩上的重担，前往北京接受治疗和休养。

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肺疾和其他慢性病，需要长期调养。他常对探望的同志说：“我虽然不能上前线了，但只要革命胜利了，我的病痛不算什么。”

尽管医生叮嘱他避免操劳，他仍坚持阅读《人民日报》和党的文件，关心国家的建设进展和新政策的实施。每当有老战友来访，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询问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业恢复的情况，细致到家乡黄安的农业生产和教育发展。

1955年，中央对新中国成立前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进行行政级别评定。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了他的材料，高度评价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考虑到他长期休养、无法担任实际职务的现实，中央决定授予他行政三级待遇，相当于副总理级别，并配以相应的生活保障。

当消息传来，郑位三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对传达决定的同志说：“这份待遇不是给我的，是给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的。我只是侥幸活下来，替他们领了这份荣誉。”

1975年6月，郑位三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