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不会是单向度的传输。在近代史上，除去日本早期翻译时借助汉语译词之外，日本后期翻译词汇的再创造也经常会从中国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让它们产生新义。这些词语后来又被中国引入，成为了“借词”。词汇的流动，也反映着中日复杂的交流历史。

▲严复。（图片来自网络）

一场翻译热潮

“经济”一词是汉语，但就现在人们使用的意思来说，它又是“借词”。据《现代汉语词典》，“借词”就是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经济”这个词，如《宋史·王安石传》中的“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文中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之意。《红楼梦》中贾宝玉在第三十二回中，听到史湘云劝他去考举人进士以及应该时常和为官做宰的人谈讲些“仕途经济学问”时也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现代汉语词典》中“经济”的解释，除了第6项“经世济民，指治理国家”外，其他五项都与金钱有关。与金钱有关系的含义是何时进入“经济”这个词的呢？早在1862年，江户幕府的洋书调所出版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其中就把Political Economy翻译为“经济学”。此后，1893年日本东京大学还开设了经济学讲座，“经济”一词在日语中已经基本定型。在中国，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4月17日，慈禧为广揽人才发布懿旨：“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其中的“经济特科”中的“经济”还是传统的“经国、济世、济民”的意思，跟钱财没有什么关系，否则真要佩服慈禧的深谋远虑了，那么早就有“经济特科”——把经济当成特殊任务来抓。

可以说，“经济”这个词，我们现在频繁使用的意思的确是在日本先出现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民众也开始逐步了解、认识并使用这层意思，还得从中日甲午海战的爆发说起。1894年到1895年进行的甲午战争，最终的结局是清政府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这件事如一声巨雷震醒了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改变了中国人一向认为日本仅是弹丸小国的看法。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不仅让日本彻底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国力也日益增强。一些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借鉴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经验，从甲午战争后开始派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用当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话说就是：“至各种西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经济”一词正是在这一浪潮中，从日本传到中国，此后也很快为民众所认识、了解。

当时进入中国的日本“借词”绝非“经济”一例，但很多学者对于这些来自日本的“借词”并不满意。严复认为“经济”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有“经邦治国”的意思，而不仅仅是economics的意思，所以“太廓”。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梁启超是能够深刻体会这种“大快朵颐”的，因为在这场翻译热潮中，作为日本留学生的梁启超贡献也颇多。王国维的态度则更严厉一些。1905年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好奇而滥用之，泥古者而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对王国维来说，当时的日语翻译者的水平并不甚高，“今之译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三四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故其所作,皆粗陋庞杂,佶屈而不可读。”伴随着中国去日留学生日益增多，翻译日本版的西方读物也成为一种潮流，甚至英文词典也都按照日语的照抄过来，“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严复译作《天演论》（图片来自网络）

词语间的“PK”

严复是这一时期译者中极为严谨的一位，但其所翻译的“天演”也被来自日本的借词“进化”所取代。被黄遵宪称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的严复，在其《天演论》的开篇即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翻译的过程，用其一句话说就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也算道出其中的艰辛。严复曾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如此大量的新词涌入中国之时，严复1909年出任清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收入了大量自己翻译的译词，像我们所熟悉的《天演论》中的“天演”即为evolution的翻译，是严复首创的。在《天演论》风靡九州之时，王国维曾提出异议，其言：“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王国维的建议也是真诚的，时光走到今天，且不说“天演”一词早已无人使用，大家普遍使用的还是日本政治家加藤弘之在向日本民众介绍达尔文时的造词“进化”。严复当年所翻译的词汇真正使用至今天的也不过只剩下“逻辑”“图腾”“乌托邦”等极少的几个，想来也是一种遗憾。

此外,来自日本的借词还有“科学”，英文是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意思为“知识、学问”。科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存在的，但含义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意义完全不同，是指“科举之学”，正如南宋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言道：“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应该说直到一百多年前，也就是维新变法之时，科学还不是今天的意思，今日的科学在当时被称为“格致”。“格致”这个词自古有之，也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意思是探究事务的道理从而获得知识，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当然，宋以后的儒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有很多分歧。明朝末期，随着利玛窦等一批外国传教士的传入，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也深深吸引了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徐光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徐光启称西学为“格物穷理之学”，后来很多传教士就频繁使用“格致”这个概念来指代西方的科技。到了晚清的洋务运动时期，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格致”这一词几乎包括了西方的科技和知识。

Science被翻译为“科学”在日本也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情了，一般认为是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第一次明确使用“科学”，他在《知说》中谈到“科学”无论用“学”还是“术”都无法把握,它是两者的混合,又和两者截然不同,譬如化学就是科学的一个例子。在中国，究竟是谁最先引入“科学”一词还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就是19世纪90年代，已经有学者接触到了日本关于讲述科学知识的文献，并把这一词带入中国。“科学”这一词进入中国时，中国已经有了与Science非常稳定关系的“格致”，这两个词的同时存在，势必也是一个“PK”的过程。据学者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发现，从1905年开始，“科学”的使用频率突然大大高出了“格致”，并很快取而代之，他们认为这与1905年9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看来，决定借词能够在中国广泛使用的因素，比我们最初的预想要更加多元。

语言缓慢的演变

从日本来的借词当然远远不止“经济”“进化”“科学”，有学者曾对1915年出版的《辞源》进行初步检索，收集到的日本借词就达到240例，其中“出庭”“引渡”“保证金”“保险”“市场”“乘客”等词语直到今天还在被广泛使用。对日本的借词，从早期的大量借鉴，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有了明显的变化，汉语词开始占上风，“公司”“工会”等词语替代了“会社”“组合”等。时至今日，依然还会不断有一些日本借词进入汉语世界，例如“素人”“过劳死”等词汇，但与一百多年前的那种井喷式涌入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年，日本的借词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使用，也是借助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际，大量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需要用新的词语来承载，相比于西方音译，日本汉字还是更方便认读，更容易理解，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有着明确的分割线，不容易混淆。这一过程也极大推动了近现代汉语的演变，对于进一步丰富汉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语言的变化，既缓慢又迅速。日本借词进入中国，似乎我们仅仅看到了趋势，从未去体会中间的细节，以至于当下很多人似乎已经完全忽略了中文当中的这些来自日本的词汇。尽管已有一些学者通过词汇在不同年份出现的频率来分析变化背后中国社会及人们思想经历的变化，但更多人似乎对那段岁月仅存有一些泛泛的印象。相信只有去探寻有颗粒度的感知和认识，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原标题：于历史中流动的词汇）（完）

作者/郭苑洁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