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陶铸同志当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了党内的“第四号人物”。

新的政治局名单通过以后，大会现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次大会不但为我党规划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线，更是为党的事业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

一时之间，整个国家都充满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当选了正国级领导人的陶铸却并不是那么高兴。

此时的陶铸已经成为了正国级干部，享受着远远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

可是就在所有人都替陶铸感到高兴的时候，陶铸本人却在事后致信毛主席：我的心里深感愧疚！

那么，陶铸到底为什么会对毛主席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呢？面对陶铸这样的态度，毛主席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在陶铸的这次表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地道来。

一 陶铸的“牛脾气”

晚年的毛主席在谈到陶铸同志的时候，总会对人提起他的“牛脾气”。

其实，陶铸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认识毛主席了，而他身上的那股倔强的脾气，也给毛主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2年的春天，蒋介石集结大军对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围剿，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敌人的攻势太过凶猛，我军不得不选择暂时从井冈山地区撤出向别的地方转进。

于是，红军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陶铸同志管理下的闽东根据地，刚刚见到红军的大部队，陶铸同志表现得非常热情。

为了让同志们休息好，陶铸还主动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毛主席等人居住，还没等毛主席和林彪坐稳，陶铸同志就忙前忙后地开始为两人端茶倒水。

此时，毛主席早就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于是他便主动向陶铸同志问道，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就直说。

陶铸听了毛主席的话，脸色才逐渐变得轻松起来，而后他也找了一把椅子，在一旁坐下，开始向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汇报工作。

原来，陶铸认为闽东地区山脉纵横，各地的农村居民也比较分散，这样的地区自然非常适合开展“农民游击斗争”，可是当地的同志们缺粮少弹，这对根据地的扩张非常不利。

所以，陶铸希望组织上能够在方便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补给和弹药。

听到这些话，林彪有些坐不住了，他主动站起来向陶铸同志介绍情况，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时候，很多战士都还没有枪。

现在以组织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家根本没有余力去援助闽东地区的游击斗争。

所以，一切都还要靠陶铸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陶铸的脸色有些难堪，而他的脾气又十分倔强，听了林彪的话以后，陶铸立刻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陶铸告诉林彪，闽东地区非常利于开展游击斗争，必须趁敌人还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时候迅速出击。

否则，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想要在这里发展革命武装就会更加困难。

一时之间，林彪被陶铸说得只能够摇头叹气，还好这个时候毛主席坐在一边，他见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便立刻站出来替大家解围。

只见毛主席点燃了一根香烟，而后吐出一个烟圈，不紧不慢地对陶铸说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要伤了和气。

毛主席告诉陶铸，当初大部队在离开井冈山的时候过于仓促，很多物资和补给都还没来得及拿。

当他和林彪带着4000多名红军战士撤离井冈山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只背了一斤炒米，还有接近一半的战士只能拿着大刀片子与敌人作战。

如果不是半路上他们遇见了一支国民党军的小部队，大家能不能够安全地抵达闽东地区都是一个未知数。

毛主席本来想通过此事劝慰陶铸，让他好好地想一想办法。

谁知，争红了眼的陶铸根本就不买账，他气呼呼地站起身来，对林彪和毛主席说道：“当初缺物资的时候，一直都向我们地方要。

我们地方上的同志勒紧了裤腰带，给你们供应了物资。可是现在轮到我们有困难，需要你们帮助了，你们却在这里提困难、找借口，要不然你们就继续去背那一斤炒米好了！”

林彪听了陶铸的话，脸上马上露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实在是没想到，陶铸同志居然敢当面顶撞毛主席。

虽然毛主席对此不会计较，但是作为整支军队的领导者，他依旧有自己的威严。

不过，毛主席也明白陶铸今天与他们二人爆发这场争论全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见陶铸还是不能够理解主力部队的难处，他便苦口婆心地对陶铸继续进行劝解。

“陶铸同志，我们主力部队是你们地方同志的后盾。但是现在我们也很弱小，不能抽出多余的力量来帮助你们。

如果我们一定要分散注意力，则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到时候非但地方上的工作做不好，主力部队也会陷入危险当中，你肯定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出现吧？”

陶铸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缓缓地站起了身，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人，他知道现在的这种时刻，无论是主力部队还是革命根据地，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刚才自己说话的确是有些冲动了，但他也绝不是那种不顾全大局，只考虑自己的人。

最后，陶铸将根据地的同志们召集到一起，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大家群策群力地制定了一些革命根据地的初期发展方案。

同时，他们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予了主力部队一些帮助，在陶铸与毛主席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红军部队总算渡过了这次难关。

后来在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毛主席还颇为幽默地对大家打趣道：“陶铸这个人就像是一只长了犄角的牛，所以他发起脾气来总是会要顶人的，但他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同志啊！”

二 为国镇守“南大门”

1952年，党内迎来了一波人事大调整，有同志建议将陶铸放到广东省委的位置上，这个建议与毛主席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一切商量妥帖之后，毛主席便主动接见了陶铸。

当时，陶铸正在别的地方主持经济工作，他来见主席的时候，甚至还来不及换衣服，毛主席见了陶铸立刻哈哈大笑了起来。

只见，毛主席主动走上前去拍了拍陶铸的肩膀对他说道：“现在中央想把你放到广东去锻炼一段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呀？”

此时的陶铸，相比于一些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同志来说职务偏低。

因此，有人便总是拿陶铸称为升迁慢的事情来开玩笑，但陶铸自己对于这样的现状并无意见，相比于那些职务和头衔，他更想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

所以在听了毛主席的话以后，陶铸当即向中央表了决心，他告诉毛主席，中央要自己去哪里工作，他绝无二话。

毛主席要的就是陶铸这种坚定的态度，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但在陶铸临走之前，毛主席还是非常友善的，对他提醒了一句：“广东是我们全中国的南大门，那里的社会情况比全国的其他地方要复杂一些。所以当你在做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慎重考虑。一切事务不可操之太急。”

到达广东省以后，陶铸一直将毛主席的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但是陶铸也绝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干部，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一股常人没有的坚毅与勇敢。

陶铸在广东省任职期间，他除了关心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外，还对当地的教育事业颇为关心。

当时有人提出，要在广州市重建暨南大学，引起了党内外的一番讨论，暨南大学的前身是由清政府在南京地区创办的“暨南学堂”。

后来，这所学校历经战火的摧残，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到了1949年，暨南大学被迫与上海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了复旦旗下的一个学部。

对于在广州市重建暨南大学的建议，陶铸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兴趣。

陶铸认为广州市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如果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当时重建暨南大学的阻力，绝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够想象的，很多人认为，广州市虽然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学，但不必沿用暨南大学的名称。

再怎么说，这所大学都是晚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产物，如果将新成立的大学再命名为暨南大学，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

但也有人认为，暨南大学是一所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名校，它的师资队伍与教研团队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

如果在重建暨南大学的时候，能够将这些老师全部争取过来，沿用原来的名字也不是一件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

在听过大家的意见以后，所有的压力都汇聚到了陶铸本人的身上，他没有在会议上表态，因为这件事情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他必须秉持着毛主席对他的提醒，将此事好好地考虑考虑。

万幸的是，经过陶铸的一番考虑，他最终同意了“在广州市重建暨南大学”的建议，这个建议最终也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本人的批准。

时至今日，暨南大学依旧是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学府，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与帮助。

陶铸在广东任职期间，还非常重视本地的农业生产，在他的带领下，广东省的领导干部定期要去农村里劳动一段时间，保证自己不与人民群众脱节。

有了这样的生产环境，广东省的基层群众也干劲高涨，这使得广东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示范省份”。

经济发展得好了，陶铸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广东省的社会改造当中，在陶铸的领导下，广东省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

许多原来难以解决的“社会顽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整个广东省正在陶铸的带领下，慢慢走向新的发展之路。

一转眼的时间，陶铸就在广东省的领导岗位上待了15年。

到了1966年，党中央要在北京召开八届一中全会，特意将陶铸从广东叫了回来。

一方面，大家都非常关注陶铸这些年在广东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面对像陶铸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我党也十分重视，不出意外的话，陶铸很快就会得到组织上的重用。

那么，陶铸又将如何面对这次组织上的重要会议呢？

三 自谦能干的“好同志”

1966年八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经过大家的一致表决，陶铸当选了中共中央常委。

这也意味着，陶铸同志成为了我们党的第四号人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用一种期望的眼神看向陶铸，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毛主席希望陶铸能够像在广东工作时那样，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而且，毛主席还向陶铸交了一个底，他告诉陶铸，中央目前准备任命他接管中宣部的工作。

中宣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从那里发出的每一张命令都将左右全世界左翼舆论的导向。

因此，当毛主席将这个消息告知陶铸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肩上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但是根据毛主席多年以来对陶铸的了解，他一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面对毛主席的期许，陶铸显得有些坐卧难安。

事后，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自己现在当选这个职务，内心有愧，论能力，自己不是党内最优秀的，许多同志都比我要强，对于这个的任命，大家是不是还要再考虑一下。

毛主席早就料到陶铸会这么回答，他回复陶铸，大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相信他的能力，不管怎么说，陶铸也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

陶铸见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便退而求其次，要求把自己的名次排到李富春同志的后面，怕自己做不好工作，反而给组织上带来麻烦。

毛主席对此交代道：陶铸同志，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既然中央都已经决定了，就不要再推辞了。

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陶铸听了毛主席的话，这才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事实证明，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果然没有看错陶铸。

陶铸除了是一名发展经济的干将以外，也是一名宣传战线上的优秀干部。

在陶铸接受中宣部的工作以后，他立刻给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无论大家未来开展内宣还是外宣工作，都必须将“政治思想”放在首位。

当时，世界各国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作为少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备受关注。

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必须当好一座“革命的灯塔”，将正义的声音传遍世界，为了让我党的宣传工作更加有力，陶铸甚至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为宣传材料撰写了好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传到国外以后，立刻受到了世界各地革命青年的追捧。

此时的陶铸虽然已经升为正国级干部，但他的行事风格还是非常朴素的。

平常因为工作忙，陶铸很少回家与妻子，孩子住在一起，有时碰到节假日，他也不能回去与家人们团圆。

无论宣传稿什么时候出来，陶铸总要第一时间拿过来亲自过目，陶铸与基层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大家对这位领导都非常佩服。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没有愧对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值得一提的是，陶铸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屡屡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但是陶铸的家人始终没有因此得到过什么“优待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陶铸曾经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亲。

当他看到乡亲们为其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后，立刻就变了脸色，直到大家将所有的仪仗撤走，陶铸才同意下车回家。

到家以后陶铸三令五申地叮嘱自己的家人们，不要以“功臣家属”的身份自居，共产党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功臣”两个字。

现在是新社会了，大家都是国家的公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

以后家里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妥善地处理，千万不能仗着自己的身份给当地政府添麻烦。

陶铸的话被他的家人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十几年来，无论陶铸当了多大的干部，他的亲戚们依旧住在老家的房子里。

只有几位亲戚生病，需要求医的时候才到北京和广州找过陶铸，对于这些不算过分的要求，陶铸也酌情给予了处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陶铸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而作为一名从山村里走出来的革命者，他也给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1969年11月，陶铸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时光，他躺在病床上时不时看向窗外，脑子里思绪万千。

陶铸实在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还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做完，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活着看到祖国富强发达的那一天。

入院几天以后，陶铸随即被医生们宣告病危，陶铸的妻子得知了这个消息，立刻赶到了陶铸的病房里。

以她对丈夫的了解，陶铸肯定还有一些话想与他和孩子们说。

只见陶铸强撑着身体，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交代道：“这么多年以来，你们陪着我也算是辛苦了。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过分悲伤，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育孩子们，让他们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好好报效党与人民。”

说完这些话，陶铸马上瘫倒在了病床上，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暗淡的神色，整个人也变得无比疲倦。

就在当天，陶铸同志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民。

这一年，陶铸同志才刚刚61岁。

1978年，中央决定为陶铸同志举行一次盛大的“追悼仪式”，陶铸同志的家人们被邀请到了追悼会的现场，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一幅肃穆的表情。

中央的同志们悉数到场，参加了陶铸同志的追悼会，这也是党和人民对他最高的肯定。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广大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而在这条道路上，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佼佼者，他们无不在用自己的精力，甚至是生命诠释他们心中那一份对人民最炙热的忠诚。

虽然他们的名字或许不被后人所知晓，但他们的高风亮节必将被后人所铭记。

：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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