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象新闻》等媒体报道，有网友上传一段视频称，12月29日，内蒙古一大学教授、某医院医师的男子在课堂授课时称：

“生了孩子以后，上天会眷顾你，让你活得更久。不信你去看，那些‘特别牛X的女性’寿命都很短，而村里那些生了十个、八个的老太太，活到90、100岁的，多了去了，并且她们生病的几率也很小。”

此言一出，继不久前某专家教授公开询问国际友人：“如何让女大学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育”后，再度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当然，这两件上了热搜的事，都跟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有关，而此事本身，当然本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一件大事，专家教授们对此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出发点也是好的，初心并不坏，但为何，最终却是“好事办成了坏事”呢？——其实，深入探究下去，此事就跟“语言腐败”不无关系了。

首先，语言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可以说，正是语言的产生、丰富与专业化、体系化，才让人类真正不断进化、延续与发展至今，并不断的走向未来。

其次，所谓“语言腐败”，跟所有的腐败一样，它跟无权无势无力无资源的平头老百姓大多没有关系。

而必须是掌握了语言的发声权、解释权和垄断权的群体与人士，才能有资格、有资源和有能力、有机会玩转“语言腐败”，比如，这位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学术专家、教授等。

而“语言的腐败”也与所有腐败一样，当然是害处多多——其与传统的物质形式之腐败相比，显得更具隐藏性与误导性，但其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仍不可小觑，甚至是更烈更坏！

其一，“语言腐败”，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大敌。

表面上看，语言，不就是说说话、写写东西嘛，又能腐败和危害到哪里去呢？实则不然！

因为，一切事实的表达与展现、沟通与证明等，基本上，都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出现。

特别是人民获得信息、吸取知识、提升认知、为行动提供标准与指引等，更是与语言息息相关，那么，虚假的语言与表达，则必然会产生坑民害国的行为与结果。

比如吹牛皮吧，如果只是老百姓闲来无事，瞎聊天时的侃大山，似乎并无太大妨碍。

但是，当一些有了话语权，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或是不同方面、层次之权力的拥有者，也在带动“假大空”式的吹牛皮，就会形成危害他人、人民、社会和国族的后果——这样的例子，也曾在历史上，让我们的民族受到过极大的伤害！

即使是后来拨乱反正，让“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回归，但走到现在，“语言”权力拥有者中的一些人，比如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甚至是一些官僚，不也仍然存在着“上嘴唇接天、下嘴唇挨地”的现象吗？

比如，一些专家的所谓“双赢，就是我们中国赢两次”；还有“我们早已是清场式遥遥领先了”等——如此解读“双赢”的文字游戏，如此与事实相违的“清场式”之夸大其词的修饰，其实，就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语言腐败”。

但显然，如此夸张的语言，在用力过度之下，只会让越来越心知肚明的民众所识破，只会起到反向的效果，其不仅带歪了实事求是的社会风气，令形式主义大张旗鼓；也让戴着貌似正义的面孔，却隐藏着非法、非正义的东西大行其道；且还会引发国家外部环境的恶化——所以，这样的所谓专家、教授，才会被网友们戏谑为“砖家、叫兽”了。

其二，语言腐败，是导致人民与社会在认知中，产生逻辑混乱、缺乏理性的一大帮凶。

言及“逻辑”，或有人会说，我们中国算得上是“辩证法”的老祖宗了吧？且我们现在还有一大法宝——“唯物辩证法”，怎么有人还会诟病我们没有“逻辑学”、缺乏逻辑常识呢？

其实，本质意义上而言，“辩证法”更多属于哲学方法论，而不能完全等同于“逻辑学”本身，所以，真要明白和掌握逻辑知识，还应先从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学起才行。

而逻辑学或哲学，其实，其依附的根本所在，显而易见就是语言了——当然，所谓的“逻辑”中，也有“诡辩”的存在，这其实，也算是语言腐败之一种。

所有的表达中，如果根本不讲逻辑，就会明显违背常识与事实，就不可能讲究理性与客观，就会陷入诡辩论中，甚至是走到“无理赖三分”的“杠精”之列。

而一些掌握着语言表达权力的有影响力群体，其如果利用其身份及语言表达上的地位，发表一些不合逻辑的东西，就会产生更为深远的恶劣影响，便会误导公众，产生很坏的社会性后果了。

所以，一个民族要想更为清醒、睿智与理智，那么，一个人从小到大，一定要学习一些逻辑学常识，否则，即使是贵为专家、官员，也一样常常会在语言的运用中，犯下不合逻辑的问题与错误。

其三，语言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大工具与帮凶。

语言腐败，其最大的危害领域，显然是权贵阶层们在语言掌控、运用中的腐败问题。

比如，某位“自称全平台有7000万粉丝”之众的所谓“学者、书家”之“网红表演艺术家”，竟如此表达称：“凡拿历史说事，影响中俄关系者，格杀勿论！”。

如果侵占过中国5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杀害过很多中国人的历史事实，都不能用来说事了，那还符合列宁所言的“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吗？则语言书就的历史，难道就成了“今天成饭锅，明天变粪坑”的玩物了？

更甚的是，这位令司马迁都找不到北、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影响力之权力的网红大V，竟然要将自己的同胞因此“格杀勿论”——这其实已演变成了“语言的暴力”，且是最为血腥极的“语言暴力”了！

众所周知的另一大典型性例子，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头目之一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戈培尔有着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当过记者、银行出纳和证券交易所传唤员，他还撰写过小说及喜剧，最后在从政时，担任了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其人极为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语言之刀”、用铁腕手段捍卫纳粹帝国政权与体制，他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还有，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的作品《一九八四》中，更是提供了许多类似经典的例子：

比如，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作者冠名为“真理部”；而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则被作者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却被他冠名为“和平部”……

从戈培尔的例子中，以及《一九八四》的隐喻里，都可以看出，权力与语言的苟合之下，所形成的“极端语言腐败”，就会成为洗脑公众的工具，成为掩盖事实与真相的“铁幕”，最终极大的危害着民族思想文化之根基与发展进步之前路！

语言腐败的终途，显然会走向冠恶行以美名、冠善行以恶名；以委婉代直接，以虚假代真实；甚至还会发展成间接或直接性的“语言暴力”，更有可能成为民族思想与文化的源头之毒。

这样的语言腐败如果不除，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语言交流，还会降低公众及全民族的智力与认知水平；更有可能侵蚀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所以，主要源于权力加持的“语言腐败”，最终，只会是害己害民害国的“过街老鼠”！【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