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写字楼里 34 岁的刘伟熄灭电脑时，手机弹出了本月的信用卡账单：房贷 9800 元、兴趣班 4200 元、住院押金 5000 元。这位典型的 80 后中年男子，恰如社会学家笔下的“三明治一代”——上面承载着四位老人的医疗费用，下面托举着两个孩子的未来，而中间夹着自己日益透支的身躯。 在银行系统的风险模型中，35 至 45 岁群体的人均负债已达 62.8 万元。这串数字的背后，是学区房置换的连环贷款、老人心脏支架的消费贷款、教培机构跑路后的信用贷款。某招聘网站的数据表明，80 后的求职者中有 41%在简历中隐去真实年龄，他们要与 95 后竞争基础岗位，却要承担两倍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 在幼儿园的家长群里，38 岁的张丽每天都要完成三重身份的转换：早晨，她是背着孩子冲刺校车的“闪电妈妈”；上午，她是处理领导夺命连环 call 的“PPT 纺织女工”；中午，她还要掐着秒表给住院的父亲抢专家号。她的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父亲每月 7 种药的服用时间、女儿 3 个培训班的接送路线，以及自己推迟三个月的体检预约。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0 后家庭的医疗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达 19.7%，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他们既要用年终奖填补父母职工医保之外的自费缺口，又要为子女囤积进口疫苗。在某三甲医院的走廊里，常常能看到攥着 CT 片的中年人开着手机免提：“王总，方案我输液时改，孩子家长会我让老人去……” 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房价 17 倍的暴涨，亲眼目睹了职场 35 岁红线的降临。当年挤破头考进外企的管培生，如今在星巴克教父母使用电子医保卡；曾经追逐周杰伦演唱会的少年，现在深夜在车库抽烟，计算提前还贷能节省多少利息。他们是最后一代坚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痴人，也是最早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里的囚徒。写字楼的落地窗映出的身影，西装领口别着幼儿园接送卡，电脑包侧袋塞着降压药。这些沉默的中年“电池”，正在用自己最后的电量维系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直到某天突然黑屏，成为新闻里某串心肌梗死统计数字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