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自936年石敬瑭割让至1381年朱元璋收复，历经辽、金、元三朝共445年的异族统治。然而，明朝建立后，当地百姓迅速接纳朱元璋政权为“自己人”，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认同机制，可从以下角度解读：

元朝末年腐败严重，内部倾轧不断，加之天灾频发，中原百姓饱受压迫。朱元璋采取“先取山东，断其羽翼；再攻河南，控潼关；最后直取元大都”的稳扎稳打战略，避免了宋太宗北伐时冒进的错误。明军纪律严明，入城后禁止劫掠，与元军形成鲜明对比，迅速赢得民心。例如，燕云百姓以“烹羊酿酒”迎接明军，感叹“老骨头终见中原王师”。

宋朝多次北伐失败（如高梁河之战、檀渊之盟），百姓对中原政权收复故土逐渐绝望。而朱元璋以雷霆之势一年收复燕云，终结了四百余年外族统治，其军事效率与政治魄力成为民心归附的关键。

自金朝统治北方后，燕云地区长期胡汉杂居，语言、服饰、习俗逐渐胡化。元朝更将汉人分为“北人”与“南人”，进一步割裂族群认同。朱元璋通过恢复汉唐衣冠、推行儒家礼制、编纂《永乐大典》等举措，重建统一的汉族文化符号。例如，洮州卫城的江淮移民虽保留江南服饰（如“凤头鞋”），但也融入当地习俗，形成独特的文化融合。

明朝将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将领神化为“十八路龙神”，通过龙神赛会等民俗活动强化对明政权的合法性认同。这种“军事英雄神格化”策略，既安抚了驻屯边疆的江南将士后裔，也以宗教仪式凝聚了当地百姓的归属感。

朱元璋虽以“驱除胡虏”为口号，却承认元朝正统地位，宣称“天命自宋传元，元传明”。此举既避免北方汉人因长期脱离宋朝统治而产生疏离感，又为继承元朝广袤疆域（如云南、西藏）提供法理依据。例如，杨维桢《三史正统辨》主张“宋元明传承有序”，成为明朝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疾苦。他推行屯田制、减免赋税、严惩贪腐，迅速恢复燕云地区经济。同时，他笼络士绅地主（如启用元朝旧臣刘伯温），并通过科举“南北榜案”平衡南北利益，缓解了因长期分治造成的族群隔阂。

燕云十六州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中原与草原的文化交汇点。朱元璋迁都北京后，将其作为抵御蒙古的前沿，同时通过茶马贸易（如洮州卫城的茶马司）促进经济融合，使燕云从“边疆战场”转变为“帝国核心”。这种地位的提升，强化了当地百姓对明朝的向心力。

燕云百姓对“汉唐故土”的记忆虽因时间久远而淡化，但朱元璋通过修史（如《元史》）、文学创作（如《明英烈传》）重塑了“恢复中华”的叙事，将明军北伐塑造为“终结四百年苦难”的救世之举。这种历史重构，使百姓将朱元璋视为“苦难终结者”而非“外来征服者”。

燕云百姓对朱元璋的认同，本质上是军事胜利、文化重建、政治权谋与历史叙事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朝通过“硬实力”收复失地，再以“软实力”重塑认同，最终将这片漂泊四百余年的土地重新纳入中华文明的核心版图。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更揭示了文化认同在政权更迭中的深层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