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晚期，崇祯帝的个人决策风格对明朝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多疑、犹豫、优柔寡断，以及过分重视道德和名义，使得他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往往错失应对危机的时机，加剧了朝中的混乱和分裂。

崇祯帝试图通过集中权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但这反而导致朝政的腐败和低效。崇祯帝未能有效地与大臣沟通和协调，使得朝廷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导致政策执行上的混乱和低效。

崇祯帝在决策时过分重视道德和名义，而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表现最明显的是，他因为不愿意背负丢失京城的骂名而拒绝南迁，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崇祯帝在位期间，虽然有意进行改革，但往往忽视了民众的实际困境，如重税负担、土地兼并等问题，这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

在面对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等危机时，崇祯帝的应对措施往往不够果断和有效，未能及时遏制危机的发展，最终导致局势的恶化。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杀，屹立了200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其实对崇祯帝来说，当时有一个办法可以自保，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王朝。这一办法或许过于自私，但是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或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但是崇祯帝却迟迟没有南迁，放弃了一条生路，还亲手断送了大明江山，并自缢身亡。那么，崇祯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他难道是真的不想南迁？

迁都的建议是崇祯帝在德正殿进行一次私下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然而，崇祯帝对此却踌躇不已：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一心想做名垂青史的圣君，根本不能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罪名。

于是他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交给大臣商议，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南迁，然后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崇祯帝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猾，没有一人站出来表态。由于没能从他们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崇祯帝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朝堂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结果相持不下，最终不欢而散。崇祯帝自己又不愿意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于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那些主张绝不弃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吗？当然不全是。他们中多数认为假如自己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后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帝的心思。他们想着即使有朝一日秋后算账，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他们自己也可以明哲保身。有这样一帮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庸臣，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图虚名的皇上，国家怎么可能不亡？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帝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然而却有人提议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崇祯帝顿时勃然大怒：“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但这时仍没有大臣劝皇帝南迁，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

然而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帝南迁。崇祯帝再次召集大臣，希望大家奏请他南迁。可是这一次他又失望了，大臣们全都沉默不语，谁也不肯开口。僵持之际，前方信使来报：“真定失陷了！”这一下，崇祯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因为南迁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

最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无路可逃，自缢身亡，国祚绵延200多年的明王朝就此灭亡。

崇祯帝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性格和决策失误的结果，更是明朝晚期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明朝自中期以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民变不断，最终酿成了明朝灭亡的惨剧。

在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时，虽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明朝晚期，正值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这些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明朝还面临着外族的入侵和侵扰，如鞑靼、女真等民族的不断侵扰，使得明朝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但作为皇帝的崇祯帝肯定要负主要责任的。

本就山河破碎，作为帝国主心骨的皇帝崇祯又如此缺乏担当和决断，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的地方乱作为，别说打如狼似虎，兵锋正盛的满洲八旗了，就是流民组成的李自成农民军大明也是万万抵挡不住的。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一般人身上，顶多就是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器，但是放到一国皇帝的身上，结果可就严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