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爱妾王朝云产子，夫妻二人给幼子起名苏遁。

在给新生婴儿沐浴时，苏轼写下了一首七绝《洗儿戏作》，出人意料地表示，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不要太聪明，宁愿他生得“愚且鲁”，一生无灾无难，最后还当上大官。

这件事可稀奇了！普通人家的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当官，哪一个不是求神拜佛的希望儿子天资聪颖，就没听过有人希望自己儿子生来是个笨蛋，还妄想能当大官的，除非那是皇帝的儿子。

苏轼这么聪明，怎么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下面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的原文。

《洗儿戏作》——北宋·苏轼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的第一联是用大白话写成的，意思非常浅显明了。大概就是说，人人都渴望生一个聪明儿子，可我却不那么想。因为我自己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致于蹉跎了一生。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四年之前，也就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就因为“乌台诗案”被关进了天牢。

要不是有两宫太后和欧阳修、王安石等重臣的倾力相救，苏轼差一点就魂归西天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卷入“乌台诗案”呢？很显然，一切正是因为苏轼太聪明了。

苏轼少年早慧，八岁以前就熟读经史子集，学贯儒释道三家。二十一岁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上京赶考，结果会考、制考“双榜夺魁”，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大宋朝全国上下，乃至金国的官员和老百姓都听说过苏轼的大名，据野史记载：北宋灭国的时候，金兵打进汴梁，还派人到处搜集苏轼的诗稿呢。

所以在“乌台诗案”以前，苏轼其实是很骄傲的。但是，苏轼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嘴巴有点“毒”，有一点得理不饶人。

因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见识比别人多，所以苏轼就经常嘲讽不如自己的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得罪了很多朝中的官员。

再加上苏轼很会写诗词文章，时常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写进这些文字里面，就给陷害他的人留下把柄。于是元丰二年，他就被台谏官员们揪住了一个机会，说他“讪谤皇上”，集体将他弹劾了。

《洗儿戏作》后两句，说的就是苏轼当时内心的想法，他说他希望自己新出生的这个儿子，将来看上去又蠢笨、鲁钝。

因为苏轼通过观察朝堂上那些身居高位者的情形，发现反倒是一些庸常之辈，最终居然可以无灾无难，一直做到公卿那样的大官。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反常的，但是仔细一想却是合乎逻辑的。

根据宋代野史的介绍，与苏轼同时代的王珪、蔡确、张璪等人本来全部就是庸才，却做到了副宰相级别的大官。可见一个人的“聪明”，对他的仕途不但没有帮助，很有可能还是有害的。

孔子曾经在《论语》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成公、卫文公手下著名的贤臣，孔子指出宁武子为官之道，就是在遇到国家有道之时，表现出自己的聪明；而在国家无道的时候，就装糊涂。

所以不管在台上的皇帝本身是“有道”还是“无道”，那些善于和稀泥的“庸人”，始终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宁武子因为这个原因成为卫国两朝元老，人人都称他贤能。但是他真的有治国之才吗，我看也不见得。只不过他这样的做法，的确是成全了自己在后世的名声。

这些古人为官做事的大智慧，其实早就写在经书里面了，只是普通人读书不认识，没有参透当中的内容，苏轼却是读明白了的。

所以有人说，苏轼写这首诗是为了讽刺当时朝堂政治的昏庸，让聪明人获罪，平庸之辈升官，在我看来，那倒也不一定。因为诗里说的，很有可能是苏轼内心的真实想法。

假如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皇帝就是这个公司大老板，所有官员都是他手底下的员工。

你这个员工聪明，如果能为老板所用自然是好的，但是光有聪明还不行，你还得听老板的话，会看老板的眼色行事。

老板需要你聪明的时候，你才聪明，不需要你聪明的时候，你就得装糊涂。甚至有时候老板出了错误，你还得主动出来背锅。

你不能因为自己太聪明，表达欲望又很强烈，每一次公司开会都跳出来高谈阔论，还对大老板和别的高管冷嘲热讽，搞得别人像傻瓜一样，谁会高兴？

作为苏轼大老板的宋神宗，其实算是宋朝一位比较有能力的君主了。王安石是宋神宗的老师，他提出要通过“变法”来改善国家的经济问题，增强国家实力，这正好对了宋神宗的胃口。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宋太宗主政的时候，丢掉了国家的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从此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时常南下打劫，搞得北宋不胜其烦。

宋神宗打算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一举收回“燕云十六州”，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边患。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想法是好的，但是措施太激进，又不利于民生，所以经常上奏表达对新政的不满。

可是苏轼根本没闹明白，新政虽然是王安石提出并主导的，但是真正想渴望推动新政的，就是宋神宗本人。

尽管我们从历史后来者的角度看，苏轼反对激进的改革才是正确的思路，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显得比神宗高明。

但是苏轼身为臣属，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新政，而且还在奏表上面阴阳怪气地暗讽宋神宗，“新党”不弄他才怪。

假如苏轼“傻”一点，完全看不出变法后面存在的危机，又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平时顺着皇帝的心意讲话。没事就写写宫廷诗歌逗宋神宗这个老文青和曹太后开心，时间一长，官阶自然会随着资历往上涨。

再说苏轼在眉山的时候，八岁就接触到了道家的学说。道家的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大智若愚”。做人就要像水一样，懂得顺应地形的流向和走势，随时改变自己的形状。

有大智慧的人，一定会收敛锋芒，扮成愚蠢鲁钝的样子，这样就不会像《三国演义》里面那个杨修一样，因为太聪明得罪了曹操，落得横死的下场了。

一个孩子的聪明劲儿，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是另一部分是可以接受后天教化得到提升的。

有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半生的精力和财力，全部都投入到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去，渴望改善他们的智力，让他们学得真本事，再去当大官，发大财，借以实现自己望子成龙的梦想。

然而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一个人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不是“聪明”。现代成功学理论早已经总结出一个人成功需要是三商并重，即智商、情商、逆境商并重。

智商是代表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俗称的“聪明劲儿”；逆商代表一个人抗挫折的能力，代表持之以恒的能力，即“韧劲”；

而情商是三商中最关键的一商，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处事并利用社会关系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会做人”

民间师傅带徒弟常说：“未曾学艺，先学做人”。不管是开发智力，还是学习新知，在教育的优先级上，都不应该超过“学做人”。

一个人假如不懂得“做人”，不学一点为人处世之道，不能融入一个集体，并借助于当中的人事关系，除非投胎投得超级好，否则再聪明也很难实现阶级跨越。

如此看来，人生在世，既愚且鲁，也未必不好。父母有心培养自己的孩子，与其一味填鸭似地向他灌输知识，不如先想想法子，教他多读一点《中国通史》、《论语》和《菜根谭》。

参考资料：

《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作者：李一冰，2020.05；

《洗儿戏作》，作者：苏轼，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