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转自近日发表于广汉市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会刊《宽山》上的专业文章，原题为《重新解构古蜀史》”。作者李殿元先生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四川师大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感谢李殿元先生关注“翔子史前推理师”并在文中提及其部分观点。

可以看到，随着三星堆众多考古实物面市，已经有越来越多像李殿元先生一样具独立精神的专家学者们站出来呼吁，要求认真对待古蜀地与华夏文明关联性这一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的问题。

以下为李殿元先生文章全文：

《李殿元：重新解构古蜀史》

摘要：古蜀史研究很难。难在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后，关于古蜀考古所获材料非常丰富；遗憾的是，因为没有发现文字，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又缺乏记载。

四川近年有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证明古蜀地的历史非常悠长，并不亚于中原，可以肯定地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前辈历史学家早就提出了“蜀夏同源”，在时间上、器物上，三星堆与夏王朝存在某种关系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就是夏朝国都。

古蜀道之所以被称为“蜀道”，显然是以“蜀”为主，它与中原，与西亚，都应有相互的联系、交流、影响。三星堆之所以在青铜器的铸造、焊接方面强于中原，应该是它比中原更加开放。同时，它具有一些西亚因素也是很正常的。古蜀历史研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著名历史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给出了对巴蜀文化的判定：“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我国著名近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还是留下其远见卓识的一页：“我们不应该再说巴蜀和中原的关系怎样深，简直就应该说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系统，各方面组织完备，越是古代越有材料，真可以说建立得像金城汤池一般的坚固。”

史学大师蒙文通认为：中华文明“是先出于蜀，而后才渐次影响于秦”。

关于四川地域的远古历史，学术界称之为古蜀史。由于在上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三星堆遗址而“一醒惊天下”，加之因为抗日战争使大量学者云集西南，古蜀史研究开始呈现兴旺；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四川地域内的大量考古发掘，使古蜀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论文论著汗牛充栋。但是，不得不承认，至今为止，关于古蜀史，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存在太多的疑问。

一、古蜀史研究在困难中艰难前行

关于古蜀史的文献记载，只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两本书，分别由汉代扬雄和晋代常璩所著。虽然扬雄、常璩距离古蜀历史消逝的时间很近，但也有好几百年了；更重要的是，由于秦的统一与强力推行中原文化，古蜀地域的本土文化（很可能还存在本土文字）基本消失。所以，在他们的认识中，古蜀的文明程度很低，《蜀王本纪》甚至说：“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批评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在中原文献资料中，也就有了西汉初期“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等记载。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就已经消逝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保存的古蜀史料仍然是现存最可靠的纂辑文字，是当今的我们认识和铨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信息的宝贵钥匙；但是，它们毕竟主要是据汉晋时代所记的古蜀人传说，不仅文字内容很少，而且错误的、荒诞的内容也不少。

说它关于古蜀历史文字内容很少，例如，记载古蜀前“三帝”蚕丛、鱼凫、柏灌三代仅九十余字；说它关于古蜀历史有很多错误内容，例如，研究《华阳国志》集大成者的任乃强先生就明确指出，“周失纪纲”“巴国称王，杜宇称帝”，皆是错误；说它关于古蜀历史有很多荒诞的内容，例如，说“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所以其书的史述与观点，也有当辨订的地方，不能完全作为古蜀信史。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是《蜀王本纪》还是《华阳国志》，它们是在古蜀文字消逝以后用中原文字撰写的，所以其中所涉及到的包括“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地名，究竟是古蜀遗留下来地名，还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都是需要讨论的。

虽然关于古蜀史的文献资料是如此不堪，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后，关于古蜀考古所获材料却非常丰富。遗憾的是，因为没有发现文字，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又缺乏记载，研究很难。

更难的是，研究古蜀史尤其是三星堆，有一些禁区规定，实在不利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当然要靠证据而不是想当然的胡说，如果有证据也不能讨论那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二、古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过去的中国史只讲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其余地区均是“蛮夷”。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从《史记》开始，显示的无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中心论。

不能否认从商到唐宋，大约有1500年左右，黄河流域是中央政权比较集中的所在地，也是历史书籍的主要记载区域。可是，中华文明不只是1500年，唐宋后，中国经济文化乃至统治中心南移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不得不在科举中搞“南北榜”以安抚北人。而在商代之前的中国历史，黄河流域并不占有优势。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同时存在着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满天星斗”。最终，众多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获得了学术界的共识。可惜，又有人利用权势，硬要在中华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再加上，但黄河流域仍然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中之重。

学术必须允许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正确的学术之路。

以四川而言，1951年在资阳县的黄鳝溪发现了距今已有35000年历史的资阳人，她是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于晚期智人，是南方人类的代表。

2021年，在资阳市又发现了被确认为大约距今5万至7万年的史前遗迹——蒙溪河遗址。这一时期正是现代人类起源和扩散的关键时期，其出土文物的庞大数量不仅彰显了中国考古学界的杰出成就，也为我们理解人类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证据。2023年，蒙溪河遗址因其特殊性和罕见性，成功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这一成就，标志着该遗址在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重要地位。

除了众所周知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外，四川还有众多很有价值的发现，例如：

2002年，在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发现的营盘山遗址，距今5500-6000年，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中国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2020年，在甘孜州稻城县发现的皮洛遗址，是在川西高原发现的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先后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8座距今四五千年的具有古城性质的琅落遗址。史前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对这8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

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证明古蜀地的历史非常悠长，并不亚于中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三、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夏都

前不久，有文物局的专家直接将三星堆定位于区域性中心，而二里头定位于都邑性中心，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一片嘘声。

在秦始皇没有统一的中国之前，哪里有能代表中国的所谓中央政权呢？

且不说二里头的发掘文物够不够作为国都的标准，只说它的碳14测定，大约是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即使是公元前1880年，那也是夏朝建立两百年以后了。

反观三星堆，虽然现在只允许说三星堆器物坑的埋物时间据碳14测定，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可那是三星堆的最后时间啊！器物坑埋的是物品，那物品还有很长是使用时间啊！三星堆政权不是一日就建立，一日就漰溃的，必然有较长的存在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开始发掘，北京大学的碳14测定，那是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其中第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与中原的夏商时期相对应。

在三星堆出土这批古蜀秘宝中，以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青铜器，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太阳神鸟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在以往的古文明遗址中都很少见。

尤其是，在三星堆发现了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物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凿。据传说，大禹治水时使用凿子开凿山体，引导江河水流，解决了洪水肆虐的问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三星堆玉凿具有精美的工艺和大量的数量，表明它们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些玉凿可能与大禹治水和古代王权有关，作为王权象征的一部分。大禹治水与三星堆的关联：大禹治水中使用的凿子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凿都是作为工具使用的，这表明两者在功能上有着相似之处；玉凿的象征意义：玉凿作为三星堆的重要遗物，可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权力和地位，与大禹治水中凿子的使用有着一定的象征联系；玉凿的数量和质量：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凿以及它们的精美工艺表明，玉凿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与大禹治水工具的重要性相当。

除了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纪念性的大禹治水所用的工具，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现这类物品的，这更加值得我们去理解。因为，治水英雄大禹本就是古蜀人，也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三星堆与他有什么关系？

三星堆还发现了许多古代王权有关的物品，例如：三星堆出现华夏帝王才有的黄钺（黄金斧头）。不仅黄钺在三星堆，包括青铜网格龟甲河图洛书，以及三星堆最多的龙形器、最早的龙袍、青铜人像等等象征华夏帝王存在的特殊器物，都在三星堆集中唯一呈现。

前辈历史学家早就提出了“蜀夏同源”，在时间上、器物上，三星堆与夏王朝存在某种关系是必然的。

“史前推理师”翔子认为：黄钺作为华夏帝王天子象征的仪仗礼器存在于三星堆，而不是“中原”其他地方，这本身就证明了三星堆是华夏某个时期重要的都城或社庙。河图洛书、龙袍、青铜人像等礼器，是华夏帝王象征的仪仗礼器。同时期的中原反而没有这些华夏帝王象征的仪仗礼器实物出土，三星堆不是华夏之都是什么呢？

“史前推理师”翔子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论证三星堆就是华夏之都的文章、抖音、视频，涉及典籍、文献、地理、河流，方方面面均有详细论证，对研究三星堆与夏都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想想吧，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一传统之论支撑的中国史前文化文化，有仰韶、河姆渡、红山、良渚，属仰韶的半坡文化近于最古老，约6000多年前，半地下室式的，遗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约5500—6000年前，有稻谷，无甚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前，文化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前，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但所有这些文化，与成都平原文化相较，都相形见拙。成都平原文化可溯及5000年前，延续至3000年前。史学界公认，它是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堆积，还只能认为是传说时代。甲骨文最远3500年前，妇好墓3200年前，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前，毛公鼎2800年前。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的制造水平要高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很可能中原的铸造工艺更多的受到三星堆的传播而不是相反。

虽然因为古蜀文字、文化的湮灭让研究者对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找不到文献支撑，甚至不能准确地解释古蜀国因何勃发与衰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据此，不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三星堆列为地方政权之都，请问，当时的中央政权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有地方政权吗？而且，很可能，出生在蜀地的大禹，就是从蜀地治水、建立政权再发展到中原去的；夏亡国后，他的部分后人回到蜀地，不能复国，只得埋葬了神器。虽然这只是推论或猜想，难道说二里头是国都不是推论或猜想吗？

四、古蜀与中原的关系是相互的

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古蜀道，是古蜀人不甘居于盆地，努力向外开拓的证据。这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蜀道”，显然是以“蜀”为主，它与中原，与西亚，都应有相互的联系、交流、影响。三星堆之所以在青铜器的铸造、焊接方面强于中原，应该是它比中原更加开放。同时，它具有一些西亚因素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三星堆等古蜀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三星堆迄今发现八个器物坑，就每一个器物坑而言，都是一次性埋藏的。在考古学上，如果一个单元内的器物属于不同时期，那么决定该单元埋藏年代的就是年代最晚的器物。所以，虽然器物年代有的属于商代晚期，有的属于夏代，但埋藏年代一定是商代晚期。八个器物坑中那些属于夏代的器物，如玉璋等礼器，属于三星堆王族守护的代代相传的传世礼器，它表明在夏代时三星堆人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交往，由交往而来的这些礼器一直保存着，同商代时三星堆人铸造的青铜器等器物一并被埋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以璋和璧为代表的玉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瑰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说明三星堆同样受到中原玉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化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勤打补丁，完善程序，酝酿出独树一帜的画风。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龙虎尊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南方的虎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铜尊的造型和风格属于商文化，而铜尊上人与虎的组合题材则是虎方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与这件三星堆龙虎尊完全相同的一件龙虎尊出土于安徽阜南朱砦润河。这种人虎组合题材，最典型的是相传出土于中国湖南安化、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所谓“虎食人卣”。人虎组合题材在殷墟也出现过，例如妇好墓出土的铜钺和后母戊铜鼎耳上的纹样就是两只老虎的口中有一个人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三星堆遗址特别是器物坑出土的器物中，既有和商代殷墟文化同期的青铜礼器，也有和中原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同期的玉礼器、陶礼器等。例如，三星堆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的玉璋就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

在出土的古蜀器物中，也可以发现古蜀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其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而且四川广汉地区已经受到了夏代礼仪制度的影响；二是这种文化交流和影响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

《礼记》中记载“以赤璋礼南方”，中原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都用玉器祭祀，也许正是因为两处文化的沟通交流，才让“玉器祭祀”成为了礼，被写进了经典中，流传下来。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圆帽长袍，有别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服饰，反而和中西亚地区的修士服饰颇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的技艺，和南亚文明的铜焊法有着共通之处，而中原地区直到春秋时期方才熟练运用这一技术。

五、关于古蜀国家与国号的疑问

古蜀史是指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这同中国殷商以前的古史一样，虽然有一些传说性质的文献资料，却难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事实，因而不能构成真正的信史。然而自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中国“五帝”世系以来，学术界即存在视传说为信史的倾向，并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各地域亦出现类似的情形，即为本地域寻找出悠久的文化渊源，又将它与中原文化联系。

我们现在认识的古蜀国，就是这样形成的。但这样的认识至少存在三疑：

1、古蜀国仅是一个国家吗？

世人习称的“古蜀国”，其实决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没有连贯的王朝，应该是多王国并列。三星堆应该是一个国家，杜宇、开明政权也应该是国家。还应该有许多湮没于历史的国家。

见于文献资料的就还有：

郪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四川三台县地域就是蜀国酋长郪王国辖地。又因其地有梓潼水，所以在历史上常以“郪”“梓”为地名。它基本上都是历届郡州府治所在地，直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才因城西有三台山而以潼川州本州置三台县，沿用至今。三台县的文化很厚重。古郪国夹在蜀和巴两大国之中，几经战乱，几易都城，虽然未能避免灭亡，其文化却能在历史传承中有立足之地，不能不说古郪文化神秘而坚强。

青衣羌国：青衣羌国建于公元前816年。据《水经•青衣水注》：“县故青衣羌国也。”青衣羌国的国都在今宝兴县灵关镇，青衣羌人居住之河流故得名“青衣江”。青衣羌国的疆域范围，据史书记载和学者们考证，其强盛时代，领有相当于今雅安市和甘孜州的部分地域。

据《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在开明王城五公里以外的芦山县清源、仁加等地，发现了大规模的古代战争遗迹，其中出土了古蜀文明的代表性文物“巴蜀印章”和大量青铜兵器。有学者认为，开明王城建于古蜀开明王朝早期，是开明王第三世“保子帝”征服青衣羌国之后，为了防止退到宝兴一代的青衣羌人卷土重来，于王国后户建立的要塞。这便是《华阳国志》上的“保子帝攻青衣，以灵关为后户”。此后，青衣羌国成为古蜀国的属国，开始接受先进的蜀文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伐蜀，征服蜀国的同时也征服了青衣羌国。

䢺国：在大邑县境内西北部䢺江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时秦代之前称为古䢺国,秦朝废国为镇。《说文解字》载：“䢺，蜀地也。”宋代丁度著《集韵》载：“䢺，乡名，在临邛。”约有2万人口的方国—— 䢺国,在正式形成约300年后,到了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时秦国灭掉了蜀国。䢺国在大统一的形势下,不是被消灭掉了,而是自然融合到了强大的汉民族中。

昔阝、平周：周烈王姬喜八年,前368年，蜀王杜尚（开明氏九世）派大军灭掉昔阝、平周二国，蜀王杜尚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国都位于今昭化区石盘村，辖管原昔阝、平周二国领地，即沔中汉水上游与葭萌地，宣布苴国成立。

苴国：东周时期西部地区的一个古国，其都城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苴国是开明氏蜀国的分封国，其第一代君主是蜀王杜尚（开明氏九世）的王弟杜葭萌，因此也被称为葭萌国。从开明十一世起，苴国与巴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时常联合对抗蜀国。苴国的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316年，共存在了56年。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灭掉了蜀、苴、巴三国，从而使苴国灭亡。

2、古蜀国是“五王”相继吗？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说古蜀国有“五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各三百岁”，当然是继承关系。

按《华阳国志》的说法，“开明”氏族的首领，因为治水有功，最末的那位望帝“杜宇”遂将政权“禅”之于他。这之间是真正的“法尧舜禅授之义”，还是血淋淋的权力斗争，史籍上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样，杜宇、开明之间确有继承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而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之间，就很难说有继承关系了。

之所以有“五王”，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夏之前有“五帝”。“五帝”应该是一种虚指。不一定就是五个人或者五个部落联盟，“五帝”代表的就是夏之前历史中那些影响较大的部落联盟领袖。只是在春秋时代，这些原本没有关系的部落领袖被人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有了继承关系。

古蜀“五帝”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叠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自蚕丛至鱼凫居湔，约一千年。再至杜宇乃得为周世王国。……任何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皆能以口授相传，诵其先祖世代。凡我国先秦书籍所传古史世代皆属此类。”

司马迁、扬雄、常璩等古代历史学家的错误，实际上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们的普遍错误，他们以当时（东周）的社会情况去遥想和类推远古的社会形态，怎能不错呢？

3、古蜀国的国号是“蜀”吗？

“蜀”是中原对此区域的称谓不是国号。

在历史上，早就发生过国家的国号被篡改的事例：三国时期的刘备政权，国号本是“汉”，而《三国志》的记载却是“魏书”“蜀书”“吴书”；影响很大的《三国演义》更是直接称为魏、蜀、吴三国。

甲骨文、《尚书》《逸周书》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古代文献了。在这些文献中有“蜀”字，但是指的未必然就是古蜀国。

在殷墟卜辞的甲骨文中，出现有许多“蜀”字。在《甲骨文合集》中，与“蜀”的关系具有代表性、内容比较完整的就有20条。对于殷墟卜辞中的“蜀”字，多数都不是指四川古蜀。例如，董作宾认为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范围，“约当今之陕南或四川境”。日本著名甲骨文学者岛邦男认为约在陕西东南商县、洛南附近。郭沫若认为“蜀”“乃殷西北之敌”。胡厚宣认为“蜀”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 陈梦家认为其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后又释“蜀”为“旬”，以“旬”在山西新绎西。

考究历史，可以知道，四川得“蜀”专称，是在魏晋以后的事情。所以，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在《甲骨文中的巴与蜀》一文中认为：在商周时期，称为“蜀”的地方不仅在今四川省与山东省，其他地方也有。如《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条：“长社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注》：《史记》曰魏、赵合军伐魏蜀泽。”即是说，今河南省长葛县一带亦有称为蜀的地方。因此，甲骨文中的“蜀”是这些蜀地之中的哪一处，必须搞清楚。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等文献的汇编，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在《周书》中有一篇《牧誓》，其中提到武王伐纣时参加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多将《牧誓》中的“蜀”等同于以后的川境古蜀国。

《逸周书》原名《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中有一篇《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得胜后四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周人攻取殷帝都城后，继续剿灭不肯顺服的诸侯国。“……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历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谓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

林向教授在《巴蜀考古论集》中分析《世俘》所载“新荒伐蜀”事，认为：“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才六天，这个蜀只能是在牧野附近，绝不可能远征成都平原的。那么，是否殷畿内另有名为‘蜀’地呢，已不得而知了……” 林向教授所指出的“新荒伐蜀”的“蜀”当为河南新郑西南之“蜀”。因为，《世俘》中的“庚子”在干支纪日中是第37天，“乙巳”是第42天。即是说，新荒受武王命伐蜀，只用了6天的时间，就俘获蜀国君主，得胜归来。

牧野之战发生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殷都即今安阳，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273年。这两处地域均在今河南北部。根据张传玺、杨济安所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距这两处地域稍南一点的河南新郑西南，在商代至西周，其名就为“蜀”。 所以，王先胜先生认为，“新荒伐蜀”之“蜀”就是河南新郑附近之“蜀”。这一见解补充了林向教授的“不得而知”，是有说服力的。

考查古籍，可知古代以“蜀”为地名的地方不只一处，例如，河南新郑西南之“蜀”，山东泰山附近之“蜀”，安徽巢湖、江苏太湖之“蜀”，在山西，在陕西，也有以“蜀”为名称的地方。这些以“蜀”为地名的地方多在四川之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中之“蜀”，可以认定为指的就是四川的古蜀国。

《战国策》卷三“秦策一”有《苏秦始将连横》《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其中有：“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夫蜀，西辟之国也，……不如伐蜀之完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

这段史实在《史记·张仪列传》中也有记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战国策》“秦策”中的“蜀”，虽然很明确指的是四川的古蜀国，而且对征服、灭亡古蜀国的过程记载得很清楚；但是，这里的“蜀”，如果就认定是古蜀国的国号，则是有问题的。

这里的“蜀”，显然是秦文字也就是中原文字。历史学家多认为，在秦灭亡古蜀国之前，古蜀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如是，则古蜀国对自己国家的称号就不可能是中原文字，也就不可能是“蜀”字。何况，有学者认为，带“虫”的“蜀”字是中原统治者对蜀人的一种贱称，并说这与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的族称用字上，都加一“犭”或“虫”偏旁，是一致的。据研究，对四夷的少数民族以贱名称之的情况始于周代，因为周代的中央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已远非殷商王朝与众方国之间的松散的联盟关系可比，于是华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也相应地膨胀起来，“严夷夏之防”，以贱名称呼四夷的少数民族的现象开始出现。“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从虫（像野蚕之形），从虫之“蜀”字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周原甲骨文；所以，“蜀”起初并非贱称，到了周代以后才是。

因此，《战国策》中的“蜀”，虽然很明确是指四川的古蜀国，但这是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称呼，而且还是带有轻蔑性质的称呼。

既然“蜀”是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称呼，这就是他称，而不是自称。费孝通认为：“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 自称’。” 古蜀国的得名历史很可能就是如此——先是中原人带有轻视性质的“他称”，然后是汉晋时期的四川人将此称呼作为了“自称”。是不是这样的呢？

古蜀国究竟是如何称呼自己国家的？由于古蜀文字和古蜀文化的湮灭，大约只能是个永远的谜了。（完）

李殿元，男，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四川省委讲师团宣讲专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首创用解谜的方式阐述历史，并提出了学术大众化的文化普及之路，已经出版有《成都得名研究》《“禹”身份研究》《禹羌文化与国家起源》《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等著作，撰写有《抗战八年当为十四年论》《我为扬雄来洗冤》《论蜀人的“好文刺讥”》《说“郫”字，论“郫县”》《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司马相如：西汉边疆开拓的杰出战略家与实践者》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