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带着一代人一次的使命重返白宫，改革我们臃肿的联邦官僚机构。华盛顿最需要改革的部门莫过于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今天，美国情报界崩溃了。但是，如果特朗普希望重塑情报界，使其更有效，同时使其摆脱党派政治，那么就有办法成功做到这一点。首先，特朗普应该巧妙地实施报复。特朗普一直怀恨在心，他想要报复在他上一任总统任期内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报界。他这样想是对的。一些情报机构的老板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与民主党人勾结，将特朗普抹黑为俄罗斯的棋子。这在情报界大佬（大多退休）、民主党人和科技巨头之间臭名昭著的合作中达到了顶峰，他们在2020年大选前夕压制了对亨特·拜登臭名昭著的笔记本电脑的讨论。既然特朗普重新掌权，他将想要惩罚51名前情报官员，他们曾暗示亨特的笔记本电脑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煽动者的产物。什么才是合适的回应？特朗普可以取消这51人的安全许可。这将有效地把他们从利润丰厚的咨询/承包商高薪中抛出去，而大多数退休的情报界大佬都享受着这种高薪。这将清楚地表明，情报界的高级官员——相当于军事将领——在以任何方式与情报界保持联系的同时，不能玩弄党派政治。这应该适用于情报界中的每个人，无论属于哪一方。但特朗普也继承了一个在过去16年里由民主党统治了12年的情报界。显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那些在拜登（Joe Biden）执政时期基本上掌控白宫的骨干们必须被清洗。他们在我们间谍机构的领导职位上安插了“他们的”人。情报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告诉他们每个人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了。重新开始，有很多才华横溢、无党派的情报官员准备接替他们的位置。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完成。这件事应该尽快完成。然而，大的改革将需要国会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需要国会修复我们严重受损的反情报系统。反间谍一直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红发继子”（red-headed stepchild，指不受待见 - 小编注），在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情况变得更糟。民主党人放弃了基本的反间谍活动，允许伊朗特工占据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高层职位。他们还让某国间谍猖獗，入侵美国的IT系统，包括数百万部手机（其中包括特朗普的）。这必须停止。赌注从未如此之高。我们正在输掉对中国的“间谍战争”，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输掉与北京的枪战。美国所缺乏的是一个统一的反情报（CI）体系。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反情报中心---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NCSC -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但它没有真正的权力。NCSC非常不受重视，拜登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任命了一名主任。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反情报机构是联邦调查局，这就是核心问题。联邦调查局的文化是执法、警察工作，而不是打击外国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由于惯性而不是能力而拥有反情报职能，但它缺乏领导美国反情报工作的战略眼光和敏锐度。还有一个公民自由问题。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执法和反情报结合起来的法治民主国家之一。几乎我们所有的盟友都有意将它们分开。在英国，情报调查由安全部门负责，通常被称为军情五处，而执法方面，当需要逮捕间谍时，由伦敦警察厅的反恐司令部执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我们的大多数盟友都采用了这一制度。将执法和间谍抓捕结合起来，给了联邦调查局太多的权力，在特朗普的上一个任期内，联邦调查局被证明是党派化和腐败的。联邦调查局需要深度改革，但取消其反情报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快方式。让联调局集中精力抓银行劫匪，连环杀手，腐败政客，高层诈骗犯，还有恋童癖，这是他们最擅长的。应该完全取消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任务，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内情报机构，由间谍而不是警察来处理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和反恐问题。改革联邦调查局，保护公民自由，同时建立一个官方授权的情报机构来负责整个情报界的反情报。这就是如何保护美国免受外国间谍活动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使情报机构远离政治。40年前，加拿大就是这么做的，在发生了几起政治丑闻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取消了国家安全任务（除了必要时实施逮捕），然后把它交给了一个新的（非军非警的）反间谍机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声称在华盛顿做同样的事情将“太难”或“难以管理”，是不作为的借口。修复我们的情报体系还需要精简情报界的领导层，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 ODNI）。这是国会在9/11事件后设立的，目的是改善情报界的管理和协调。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创造了很多轻松的工作岗位。并不是要取消国家情报总监，这比较困难，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人员应该削减一半。

现任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是奥巴马和拜登的走狗。她一贯把政治置于诚实和正直之上。她和她在国家情报办公室的所有民主党随从必须立即被扫地出门。在海恩斯的领导下，情报界竟然奇怪地找不到某国实验室与COVID-19病毒起源之间的联系，也找不到与全球数百起针对美国间谍和外交官的袭击有任何外国联系，这些袭击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这些公然的谎言是为了掩护奥巴马和拜登政府，他们破坏了美国间谍与其领导人之间的信任。

将会有人呼吁对中央情报局进行彻底改革。当然，兰利需要改组。中央情报局也有许多奥巴马-拜登党派任命的高层官员需要离职。但随着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一职，特朗普可以通过能够赢得员工尊重的人采取适当的补救行动。有必要考虑精简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处，以摆脱缺乏灵感的情报分析师。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这个理事会应该被解散，ODNI级别的分析任务交给一个跨部门的间谍工作人员，由所有情报机构分配任务，类似于英国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这对于要求国会迅速完成的任务来说可能太多了。美国情报活动皇冠上的宝石是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不需隐瞒，我曾担任过国家安全局官员）。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情报界大部分可支撑行动的情报。在这方面，也需要对奥巴马-拜登任命的官员进行清洗，尽管要比中情局或ODNI少得多。主要的挑战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一位四星上将，同时也是五角大楼网络司令部的指挥官。这种双重安排并不理想。国会已经考虑过将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分开，但没有人想出如何在不造成更多官僚主义和混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米德堡最好还是保持现状。总的来说，我们的间谍机构需要削减兵力。在情报界的17个机构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甚至三倍重复的工作。如果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被指控精简联邦官僚机构，一定要把情报界纳入他的评估。但情报界会不能停止招聘，这是情报界在受命勒紧裤腰带时的惯常做法。我们的情报机构迫切需要有新想法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首先，我们真的需要国防情报局（DIA）吗？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力的灯塔。根据一个令人尊敬的内部笑话：CIA代表行动中的基督徒（Christians In Action），NSA意味着没有这样的机构（No Such Agency），而DIA等于再来一次（Do It Again）。它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情报的任务很重要，但这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机构承担所有的开销。DIA所做的其他事情都可以由情报界的其他机构来处理。大幅降低DIA，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关闭DIA。最终，像大多数事情一样，情报的关键因素归结为人员。情报界需要招募和留住人才才能取得成功。它要求领导者对员工负责，诚实，廉洁，超越政治。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见本号往期文章：美国情报界DEI计划威胁国家安全吗?）的宣传已经感染了整个联邦政府，在情报界内部也扎根了。这是有害的党派煽动，损害了我们情报机构的效率，同时降低了士气。必须马上扔掉它。情报界必须与白宫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需要相信，他的间谍是在诚实地告诉他真相（他可能不想听到真相），同时不会用政治游戏破坏他。改革情报界是一项对国家安全和我们的民主至关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