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国栋，今年52岁。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我正在院子里修剪花草，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

秋天的阳光温和地洒在身上，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的桂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预示着中秋节的临近。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我放下剪刀，掏出手机一看，是二弟陈国良打来的。

“喂，二弟。”我接起电话。

“大哥！”电话那头传来二弟兴奋的声音，“今年中秋节我们全家人去你家团聚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妻子杨丽从厨房冲了出来，脸上带着不容置疑的表情。

她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电话，语气冰冷地说：“不好意思，今年我们不方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随即传来二弟尖锐的声音：“嫂子，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事，你……”

杨丽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26年了，15个人的团圆宴我做了26年，今年我们想清静清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二弟愤怒的声音：“大哥，你就这样看着嫂子……”

杨丽直接挂断了电话，转身回厨房，留下我站在原地，面露复杂之色。我看着妻子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

26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明确拒绝了家族聚会。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

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1971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排行老大。从小，父母就对我要求严格，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长兄如父”。

我记得父亲严厉的目光，母亲期待的眼神，仿佛我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扛起这个家。

两个弟弟和妹妹相继出生后，家里的氛围明显不同了。父母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弟妹吸引，对他们的要求也宽松了许多。而我，似乎永远都在被要求“让着点”、“多担待”。

“国栋，把你的玩具给国良玩玩。”

“国栋，帮忙照看一下妹妹。”

“国栋，你是哥哥，要多做些家务。”

这些话语在我的童年里反复出现，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角色，习惯了付出，习惯了被忽视。

高中时期，我们家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1988年，父亲所在的国营企业开始改革，他成为了下岗职工之一。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言不发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茫然和无助。

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被改变了。原本憧憬的大学梦想被迫搁置，我选择了进入技校学习，希望能尽快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

“国栋，你是长子，家里就靠你了。”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无奈。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心里明白，从此以后，我将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毕业后，我立即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生活费，其余都交给了家里。而我的两个弟弟和妹妹，却在父母的支持下继续学业，甚至三弟还上了大学。

看着他们穿着整洁的校服，背着书包走向学校的背影，我心中既欣慰又酸楚。

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有时候，我也会在深夜里默默地想：如果我也能继续学习，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1997年，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杨丽。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对我的家庭情况也非常理解。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但我记得杨丽脸上幸福的笑容，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景象。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除了要照顾自己的小家，我还要继续负担原生家庭的开支。

每逢节假日，15口人的团圆宴都在我家举办。杨丽从不抱怨，总是默默地准备着一桌又一桌的饭菜。

我还记得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那天，我下班回到家，发现杨丽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厨房里飘着各种菜肴的香味，客厅里摆满了凳子和折叠桌。

“老陈，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杨丽笑着对我说，脸上带着些许疲惫。

我心疼地看着她：“辛苦你了。”

杨丽摇摇头：“没事，都是一家人嘛。”

那天晚上，当我看着满屋子的亲人，听着此起彼伏的笑声，心里充满了幸福感。然而，我没有注意到，在厨房里忙碌的杨丽眼中闪过的一丝落寞。

在工作中，我一直兢兢业业，从普通技工做起，勤奋工作，逐步晋升。我知道，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终于，在40岁那年，我成为了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那天，当我拿到任命书时，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兴奋的是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忐忑的是我知道，随着我地位的提升，家人对我的期望也会越来越高。

果然，父母的要求越来越多。

“国栋啊，你现在是领导了，要多照顾照顾你弟弟妹妹。”母亲常常这样说。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被默认要承担大部分费用。

我记得有一次，二弟国良来找我借钱。

“大哥，我想做点小生意，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国良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皱了皱眉头：“国良，上次你借的两万还没还呢。”

国良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大哥，你也知道，我这生意刚起步，现在周转不开。再说了，咱爸妈不是常说‘长兄如父’嘛，你就当帮帮弟弟。”

我看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杨丽，叹了口气，还是答应了。当晚，杨丽问我：“老陈，你真的又借钱给国良了？”

我点点头：“他是我弟弟，总不能见死不救。”

杨丽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地说：“你要为我们的家着想啊。”

我知道杨丽说得对，但我总是无法拒绝家人的请求。每次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就感到一阵愧疚。这种道德绑架让我深感压力，但我不敢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七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丧葬费用的分摊引发了激烈的争执，二弟国良又一次推卸责任。

“大哥，你现在工资高，能不能多出点？我最近手头紧。”国良站在父亲的灵堂前，小声对我说。

我看着父亲的遗像，心中百感交集。最终，我还是独自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但心里很是不甘。那一刻，我开始质疑多年来的付出是否值得。

半年前，母亲也离世了。面对再次出现的费用分摊问题，我决定不再独自承担，而是要求平均分配。这个决定引起了弟弟妹妹们的不满。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三弟国威皱着眉头问我。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平分。”我平静地说。

“可是你工资最高啊！”妹妹国琴插嘴道。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应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他们不满地看着我，指责我不孝，不念亲情。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疲惫和失望。

就在刚才，当二弟国良提出中秋团聚的请求时，杨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沉默不语，内心挣扎但认同妻子的决定。

多年来积累的不满和怨恨终于爆发，我们决定打破这个延续了26年的“传统”。

“大哥，你就这么看着嫂子拆散我们的家吗？”电话那头，国良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不可思议。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国良，不是嫂子拆散了家，是我们早就该好好想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传来“嘟嘟”的忙音。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家的关系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那天晚上，我和杨丽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

“老陈，你会后悔吗？”杨丽轻声问我。

我摇摇头：“不会。这么多年了，是时候为我们自己活一活了。”

杨丽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谢谢你。”

我搂住她的肩膀，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虽然还有些许惆怅，但我知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弟国良断绝了与我的关系，三弟国威保持沉默，只有妹妹国琴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来道歉。

“哥，对不起，这些年我们太自私了。”国琴站在我家门口，眼中含着泪水。

我叹了口气，拍拍她的肩膀：“没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我们各自保重，有事再联系。”

随着家庭关系的重构，我和杨丽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好了。我们开始享受二人世界，去旅行，学习新的兴趣爱好。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轻松和美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家人？是血缘关系，还是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付出了那么多，却换来了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家人应该是互相扶持，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

26年的团圆宴，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生活的开始。我们会继续前行，珍惜眼前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