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5点左右,原本大门紧闭、倍显寂寥的中南海怀仁堂却已是人声鼎沸。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且兴奋的神色,更有甚者竟踮起脚尖、努力仰着脖子,希望视线能穿过面前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
而随着毛主席一声令下,迟来5年之久的新中国开国授勋仪式拉开了帷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典礼上,共授予了1052名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
可就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将领们爱惜地抚摸着肩头的军衔肩章时,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
“按照您的资历,就算是授大将,也应该是大将之首才对啊,怎么差得这么多?”
声音虽然不大,但却还是引起了周围一圈人的注意,他们纷纷四处张望起来,希望能够确定究竟谁才是那位发牢骚之人。
众人巡视了一圈之后,虽然并没有找出此人,但他们的目光还是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陈赓的身上。
因为陈赓的肩头挂着的、正是象征着大将军衔的四星肩章。
这一幕不禁令人唏嘘不已,要知道陈赓的资历在军中少有人能比,“黄埔三杰”之一、1922年入党、南昌首义时就已经是营长职务。
可现如今呢,作为晚辈的粟裕已然成为大将之首,而陈赓在大将名单中却只能排在第5位。
那么,作为前辈的陈赓,为何在开国授衔时落后于粟裕这位晚辈呢?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而在取得胜利之后,起义军便开始向广东一带转移。
此时,时任国民党第32军军长的钱大钧奉命追击。
到了9月18日,起义军进驻大埔县城,面对敌人的穷追不舍,朱德提出了建议,由自己亲率一部分部队就地设伏,拦截敌人的追兵。
此言一出,当即遭到了周恩来、贺龙等人的反对。
“钱大钧部足足有两万多人,我们本身的弹药就不充足,现在还要分兵阻击,牺牲肯定很大”。
朱德自然明白,大家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可按照当下的局势来看,如果不想办法拖住钱大钧部,恐怕起义军不久之后就要陷入包围圈。
想到这里,朱德再次坚定地说道:“把25师和教导团留给我,保证拖住他们,等大部队安全之后我们就撤离”。
看着朱德不容辩驳的神色,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也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毕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第二天一大早,起义军大部队便开始启程,第25师以及教导团共计3000余人则驻守在大埔县境内的三河坝岸边,静静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而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身为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的粟裕也主动请缨、留了下来。
10月1日,两万国民党追兵已直扑三河坝对岸,驻守在此的3000名红军战士武器装备极其落后,且没有后勤补给和增援部队的情况下,苦苦支撑了三天三夜,为起义军大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开国上将萧克曾这样评价道:
“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之后的井冈山会师”。
由此可见,三河坝战役意义重大,而粟裕作为三河坝守军的一员,其战场上的勇猛表现自然也受到了朱老总的青睐。
等到朱德率领仅存的一千名战士杀出敌人的重围之后,并没有着急朝广州进发寻找大部队,而是在仔细分析局势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领残军前往湘赣地区。
1928年初,他们终于来到了位于湘南地区的宜章县境内,在扩充了一部分兵员之后,便趁着李宗仁、唐生智两大军阀相互斗争的机会,发起湘南起义,并与敌人周旋了3个月之后转移至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由此可见,年仅20岁的粟裕,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南昌起义、三河坝战役、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这一连串的大事件,其心智和军事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磨炼。
更重要的一点是,粟裕因为在几次战役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朱德的青睐与器重。
而反观陈赓呢,南昌起义时担任第2军3师6团1营营长,起点比粟裕高太多,可由于在战斗中腿部负伤,只能跟随大部队转移到潮汕地区,随后又经香港前往上海,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陈赓都无法继续在战场上带兵作战。
1928年初伤势好转之后,身为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找到了他。
刚一见面,周恩来便直截了当地说道:“陈赓同志,组织上考虑到你的身体原因,决定让你留在上海,负责情报工作”。
听到这个命令,陈赓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心中还是希望能够重回部队,但既然是组织上的需要,自己也不好推诿。
就这样,在1928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里,陈赓一直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职务,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直到1931年底,他才得以重回军队系统,担任红13师师长。
而此时的粟裕呢,早已在红七军团担任参谋长,其职务上早已赶超了这位老前辈。
不过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如果陈赓能够有极其出色表现的话,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资历,必然会把“第一大将”的头衔授予他。
只可惜的是,陈赓在关键时刻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陈赓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而粟裕则是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6月底,刘、邓两位首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共计12万人的兵力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扑敌人的大后方。
此消息一出,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当即给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将刘邓的这支部队一口吃掉。
作为新桂系领军人物的白崇禧也不含糊,当即召集了14个整编师,浩浩荡荡地朝着大别山区开进。
为了保护刘邓大军,缓解他们身上的压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见招拆招,急令陈(陈赓)谢(谢富治)兵团拦截驻扎在河南的敌整编第3师,决不能让他们南下。
双方部队在一番拉扯下,最终在确山一带摆开了决一死战的阵势,就在这个时候,敌整编第20师也火速朝着确山方向支援。
对于敌整编第20师增援的消息,陈赓是不知情的,也正因如此,在战斗打响之后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并没有派出全部兵力进攻敌人驻守的确山阵地。
这也就导致陈谢兵团在全歼第整编第3师之后,竟意外发现不远处的阵地上竟还有一支敌人的部队,乌泱泱的一片足有万人之众。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的解放军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根本无法继续与敌人作战,这也导致在占领确山阵地不久之后,只能再度拱手让人。
此战之后的军委会议上,虽然陈赓指挥部队歼灭了敌3师、拖住了第20师,为刘邓大军分担了压力,但由于轻敌的原因,导致没能消灭敌20师,还是受到了军委首长们的批评。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原野战军,并在豫西地区对敌人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歼灭了敌人2.1万余人,解放了9座县城。
如此巨大的胜利,让包括陈赓在内的中野将领们欣喜万分,就连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后都忍不住连连称赞。
不久之后,毛主席便给中原野战军总部发去一封电报。
“近闻你部在宛西痛歼顽敌,可喜可贺。为进一步扩大战果,还需在宛东一带给敌人以打击,消灭敌第五军,来彻底占据河南战场主动权”。
要知道,第五军可是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之一的存在,不仅配备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更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想要将其一口吃掉并不容易。
按照毛主席的想法,这次战役需要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
而且,就算交手之后中原野战军占据优势,蒋介石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必然会命令驻守在平汉铁路的胡琏兵团、以及驻守在汝河一带的张轸兵团驰援。
于是在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陈赓就接到了命令,要他设法牵制张轸兵团。
可是当战役打响之后,问题却暴露了出来。
由于宛东战役规模庞大,涉及到两支野战军部队,导致彼此之间的调度联络跟不上战场形势的变化。
1948年6月初,当战役临近尾声的时候,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熊笑三见大势已去,慌忙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由于第五军装备先进、机动性强,解放军根本无法追击,中央军委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便修改了作战目标,集中力量消灭张轸兵团。
然而,由于通讯员联络上的失误,中野和华野军部都收到了命令,可唯独陈赓对此毫不知情,在他心中依旧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牵制张轸增援宛东。
正是由于陈谢兵团没有及时堵住包围圈的口子,导致张轸逃之夭夭,两大野战军未能完成中央军委的作战目标。
直到张轸兵团已经逃出了追击范围,陈赓这才接到司令员刘伯承的电话。
面对一声声严厉的质问,他这才痛惜道:“配合失当,配合失当啊!早知道命令有变,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走的”。
毛主席在得知事情的详细经过后,虽然心中也极为生气,但毕竟错不全在陈赓,也只好叹息了一声:“下不为例”。
正因为这两次失误,导致陈赓在之后一直担任野战军下属的兵团司令员职务。
而反观粟裕,在陈毅被调往中原局任职之后,中央军委便任命他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而在他的一番推辞之下,改任为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粟裕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毛主席的器重,任命他出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解放台湾事务暂时搁置,为了保卫东北边境的安定,东北边防军成立,而粟裕则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边防军正是志愿军的前身。也就是说,组织上从最开始考虑的抗美援朝司令员人选就是粟裕。
只可惜由于连年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旧病复发,粟裕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只能前往苏联治病休养,从而错失了这个足以彪炳史册的机会。
而陈赓呢,建国后先是在大西南地区领导剿匪工作,其难度要比解放台湾小得多。后来又出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自然是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陈赓有着如此资历,在1955年开国授衔时屈居大将第五位,而作为晚辈的粟裕却是大将之首了。
倘若南昌起义时陈赓没有负伤,而是跟随朱德前往井冈山,倘若他在确山战役、宛西战役中没有出现失误,恐怕“第一大将”的头衔非他莫属。
然而对于这些,陈赓并不在乎。
1952年秋天,当朝鲜战局稳定之后,陈赓毅然决然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回国领导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工作。
在他不辞辛苦、呕心沥血的忙碌下,只用了一年时间,学院顺利开学。
虽然已是重病缠身,但陈赓仍旧坚持在岗位上,足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1年3月16日清晨,这位开国大将闭上了疲惫的双眼,去世时只有58岁。
与其他开国将帅们相比,他离世时太年轻,多年以来的劳累或许就是病因之一。
对他而言,什么军衔、什么座次排序都不重要,如何让新中国的国防力量更加强大,避免重蹈百年前被列强欺压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