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随着东西魏的正式对立，中国大地上三个国家的对峙局面，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这一年，西魏的新皇帝宣布改元为大统，彰显出这个新兴政权的活力和雄心；而在建康，梁武帝则将年号改为大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皇帝依然标榜着正统的传承，通过年号表达出一种比武力统一更高远的政治愿景。相较而言，去年已改元为天平的东魏，在气势上显得稍逊一筹。像许多务实的统治者一样，表面上低调的高欢，在这个新时代中并不比其他两位统治者更加克制。当西魏政权尚未稳固时，高欢便急于发起战争。“立足未稳”这四个字，用来形容关中的西魏政权，已经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宇文泰的处境相当艰难。在过去一年中，宇文泰竭尽全力勉强维持对关中和陇右的控制。

随着侯莫陈悦被宇文泰缢杀于野，宇文泰基本已经荡平关中，表面上成为关中各势力的领袖。

然而，灵州的曹泥和渭州的可朱浑元这两股势力，仍是宇文泰的潜在威胁，他们掌握着自己的武装和领地，宇文泰对他们实际上束手无策，除了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北魏永熙三年（534年）洛阳的动乱暂时分散了宇文泰的注意力，使得可朱浑元和曹泥得以在他们的领地中暂时休整，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在关中和陇右地区，形势异常紧迫，双方都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

然而，可朱浑元并不愿意消极等待。在长安刚刚发布新的年号之际，出身于怀朔镇的可朱浑元决定离开关中，打破这种紧张的对峙。然而，渭州与关东之间的距离遥远，要顺利抵达关东，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朱浑元，这位后来被供奉于高澄祠庙的勇猛将领，选择了迎难而上。可朱浑元带领3000多户人家，从渭州（今甘肃陇西）出发，朝西北方向撤离。他们渡过乌兰津渡口（根据《读史方舆纪要》，位于今甘肃会宁），巧妙避开了重镇原州（今甘肃固原），从其西侧直插北方，目标是灵州（今甘肃灵武）。

灵州的守将曹泥在去年曾遭受过来自长安的攻击，但从结果来看，曹泥的防守似乎非常成功。可朱浑元选择经过灵州，显然是希望能得到曹泥的支持。长安方面对可朱浑元的动向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尽管渭州外围没有重兵把守，但随着可朱浑元的行动，宇文泰的部队迅速展开围堵。可朱浑元边战边退，成功摆脱了宇文泰军的追击，抵达灵州附近。曹泥的女婿刘丰与可朱浑元关系密切，他为可朱浑元提供了一些物资支援，并护送他从灵州向北，转向东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这一行动使得可朱浑元一路畅通无阻，成功进入代北地区。高欢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不已。他派遣平阳太守高嵩赠送可朱浑元一枚金环，并准备好粮草等物资，将可朱浑元迎接到晋阳。

尽管史料有限，这段文字无法完全展现可朱浑元东逃的真实情景，但结合地图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地名换成现代名称。从陇西出发，向西北渡渭河，然后转向东北，经过甘肃会宁，避开宁夏固原，继续向北前进，抵达灵武。接着，绕过陕西靖边（夏州），穿越鄂尔多斯高原，最终到达山西大同。仅按直线距离计算，这段路程已超过2000公里！考虑到古代的交通条件，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战略大转移。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薄骨律镇（即灵州灵武郡）负责向沃野镇输送军粮。然而，灵武东北方向的交通条件极差，运输效率很低。

薄骨律镇的士兵难以承受如此劳累，镇将刁雍向孝文帝上书报告：“臣所在的镇距离沃野八百里，路上多为深沙，轻装车辆往返尚且困难。如果运送二十石粮食，每到深沙地带，必然陷入困境。而且粮食在河西，需要渡过大河，五千辆车才能运送十万斛，耗时百余日才能往返一次，严重耽误百姓的耕种。车牛受阻，难以完全到达，每年不过两次运输，五十万斛需三年才能运输完。”由此可见，灵武东北面的地形当时已半沙漠化，极不利于通行。长途行军不仅要防备追兵，还需应对极为艰难的自然条件。

然而，可朱浑元竟然成功穿越了这条艰险的道路，这反映出他对部队有着超强的掌控能力。在同时代的将领中，可以说无人能与之匹敌。

这也反映出西魏在灵州以北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如果高欢能够掌控陕北高原，并向南直接进攻关中平原，这将对长安构成巨大威胁。

宇文泰和高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陕北。宇文泰派遣大军进攻灵州，大将李虎联合费也头部落共同进攻曹泥。在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正月，他们通过决堤黄河灌城，最终迫使曹泥投降。长安随即下令，将灵州的豪强全部迁移到咸阳。

然而，为了稳定陕北地区的民心，宇文泰没有处死曹泥，而是继续任命他为灵州刺史。高欢则把可朱浑元接到晋阳，了解关中的情况，可朱浑元告知高欢，孝武帝已经被宇文泰毒杀。

于是高欢向东魏皇帝元善见建议为孝武帝服丧，实际上是发出政治动员令，试图从道义上占据制高点，为下一步进攻关中奠定政治基础。

然而，此时高欢还无法立即进攻关中，因为看似强大的东魏仍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南梁的进攻。

洛阳之变时，梁武帝趁乱派遣将军元庆和率军从淮北攻入魏境，并在梁大同元年（535年）正月攻至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

梁朝的陈庆之从荆州出发，向北进攻豫州，与元庆和形成东西呼应的态势。同时，齐、兖、青三州爆发叛乱。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元贵平联合起来反抗高欢。东魏朝廷派汝阳王元暹作为齐州刺史，率军接管齐州，但侯渊战败后退往青州。高欢暂时无力处理兖州和青州的问题，便任命侯渊为青州刺史，成功离间他与元贵平。两人最终互相残杀，侯渊通过计谋占领青州并杀死元贵平。然而，青州和兖州始终是异己势力，高欢对其采取诡计，这些州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与此同时，代北的匈奴稽胡部落在刘蠡升的领导下趁六镇之乱而起，刘自称天子，称霸一方。高欢多次派兵进攻，但未能彻底消灭他们。由于代北接近晋阳，对高欢的重要区域构成了极大威胁。

高欢决定逐个发动进攻。在抵御南梁的战斗中，高欢派遣尧雄、任祥、侯景、窦泰、高昂等大将迎战，其中以任祥的军队最为强盛。

高欢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统领侯景、窦泰、高昂三将，共计9万人，逼近彭城、城父、项城。元庆和无法抵挡，遂向南撤退，攻击东魏的南兖州。尧雄在豫州击败陈庆之后，进军项城，在南顿附近大败元庆和，迫使南梁军队撤退。

高欢在兖州和青州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首先集中力量攻打兖州的樊子鹄，而暂缓对青州的行动，这有效地削弱了二州的联盟。侯渊虽然心存与高欢和解之意，但并未采取行动。娄昭率军进攻兖州，先后击溃东平叛军并围攻瑕丘，通过决堤淹城，最终杀死樊子鹄，平定兖州。接着，高欢任命封延之为青州刺史，迫使侯渊离开青州。

侯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兵反叛，夜袭青州州城并劫掠周边郡县。然而，济州刺史蔡俊率军镇压，侯渊因失去支持而被手下背叛，最终被卖浆者杀死，首级被送至邺都。在对付稽胡方面，高欢起初派兵进攻，但由于刘蠡升的骑兵作战灵活，难以彻底击败。于是，高欢采用了和对付尔朱兆相似的策略，与刘蠡升假意讲和，许诺将女儿嫁给刘蠡升之子。

刘蠡升信以为真，派儿子前往邺都，结果高欢不断拖延婚期。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任承诺，刘蠡升因此放松了警惕，误以为两家已是亲家。

高欢见烟幕策略成功，立即派兵突袭稽胡。此时，刘蠡升还在路上等待从晋阳来的儿媳，却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东魏军的攻击。刘蠡升匆忙应战，但部队尚未集结便惨遭失败。他试图率领轻骑外出召集兵力，却被北部王杀害，头颅被送给了高欢。

稽胡残余势力随后拥立刘蠡升的儿子南海王为首领，但高欢乘胜追击，最终取得大胜，俘获包括南海王在内的400多名王公贵族及5万多户部众。经过这几场战斗，河北、河东和山东的局势趋于稳定。

高欢腾出手来，再次将目光投向远在关中的对手——那位未来令他恨之入骨的人——宇文泰。

在处理国内战争的过程中，高欢一直保持对关中地区的高度警戒。东魏天平二年（535年）一月，高欢派遣司马子如、窦泰和韩轨率领军队进攻关中，试图重新夺回不久前被西魏收复的潼关。

潼关是关中的重要门户，宇文泰迅速集结大军迎敌，并驻扎在霸上。司马子如等将领发现关中已有防备，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改变策略，从蒲津渡过黄河，转而进攻另一个战略要地——华州（今陕西大荔）。

华州原为北魏的东雍州，西魏时期改称为华州。驻守该地的是老将王罴，他在北魏时期经历多次战斗，尽管年迈但仍勇气不减。

王罴是关中地区的大姓豪强，在孝武帝西迁时被任命为华州的守将。他作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不穿护甲亲自冲锋。幸运的是，尽管经常冒如此风险，他从未受过伤。

司马子如带领军队连夜突袭华州州城，悄然来到城下，西魏军对此毫无察觉。当时，华州城正在进行城墙的修缮，施工用的梯子依然靠在墙上未被撤走，东魏军利用这一机会，借梯登城，眼看华州城即将失守。

天刚破晓，王罴尚未起床，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喧闹声，仔细辨听，竟是东魏军已攻入城中。

王罴来不及整理衣着，光着头、赤裸着上身、赤脚提着一根大白棒，怒吼着冲出门外迎战。东魏士兵见这位如猛虎般的老将，惊慌失措，被逼退到了城门附近。

王罴抓住机会，带领士兵反击，西魏守军也迅速集结，开始反攻。最终，东魏军的偷袭以失败告终，被驱逐出华州。

这场战斗发生在初春时节。

《齐民要术》这本书大约成书于533—544年，提供了大量关于东西魏对峙时代的气候和农业生产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提到：“十月中，以蒲蒿裹（石榴树）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如今，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的石榴树可以在露天环境中度过冬天，这显示出当时冬季的严寒。

考虑到当时的取暖条件，古人未必会脱掉上衣睡觉，因此王罴赤身出战的情节可能有史家夸大的成分。然而，这场战斗也显示出西魏在前线的准备较为充分，否则仅凭王罴的个人勇武，是难以抵御敌军的偷袭的。

关中方向的奇袭未能成功，这在高欢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是西魏严密防守的区域。他心中关注的，则是另一个方向——陕北。

在那个方向上，刚刚有人开辟出一条新路。

可朱浑元的逃亡显示出西魏的防御力量极其薄弱，这给高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能够拿下陕北，就可以模仿大夏赫连勃勃的策略，不断骚扰关中，最终掌控该地。

在一百多年前，若不是宋武帝刘裕提前攻入关中灭掉后秦，赫连勃勃从高处进攻关中是迟早的事情。当年的统万城，是赫连勃勃的都城，而现在则是宇文泰发迹的地方——夏州。

夏州位于今天的陕西靖边，距离长安约900里。骑兵快速行军三天即可抵达长安城下，占据夏州将不仅对关中造成心理上的冲击，还带来实质性的威胁。

高欢决定对夏州发动突袭。

536年正月，高欢精选了一万多精锐骑兵，亲自率领厍狄干、段韶、张琼等大将，从晋阳出发，直奔夏州。

武川人斛律羌举是尔朱兆的旧部，对代北地形极为熟悉。

高欢命斛律羌举率领三千骑兵作为先锋，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一路上不生火做饭，只吃简单的干粮，以每天接近220华里的速度，仅用四天便穿越了900里的黄土高原，抵达西魏夏州城下。

东魏军队趁夜抵达，在没有大型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利用绑在一起的长矛作为梯子，迅速攻入城内。

西魏的夏州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瞬间被东魏军打得措手不及，结果毫无悬念，夏州守军战败，刺史斛拔弥娥突被生擒。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传到长安，整个西魏上下，包括宇文泰在内，都陷入了恐慌。他们最担心的是高欢可能会率军南下，像攻陷夏州一样对长安发动攻击。

面对这种局面，宇文泰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当大家都对东魏骑兵的强大战斗力和高欢的突然袭击感到震惊时，曾在北地郡任职的督将郭贤冷静地指出，其实无需惊慌。

有些事情被人们习以为常，但真相往往被忽视。赫连勃勃当年以陕北为基地与关中的后秦政权对峙，这成为如今重视陕北的一个历史原因，因此有人认为攻下陕北就能以此为基础进攻关中。

郭贤根据他的经验指出了这种推理的误区。他说，高欢对夏州的突袭已经是他的极限，河东的后勤支持只能维持他进行900里的远征。

从夏州南下同样是900里，虽然路途平坦，但如今的夏州附近人烟稀少，物资匮乏，不可能为高欢提供足够的兵力和物资补给。他不仅无法继续进攻关中，反而可能很快就要撤退，否则将面临危险。

在此基础上，郭贤毫不留情地指出：高欢在贺拔岳被刺时未能把握时机，没有趁乱攻入关中，而在孝武帝西迁，已经控制潼关的情况下，仍不敢继续进攻关中，这显示出他战略眼光的不足。

果然，这位地位不高的都督的话不久后便得到了验证。

高欢亲自奔波了900里，才意识到夏州荒凉贫困，不适合作为进攻的基地。他清楚地明白，如果长时间驻扎在夏州，不仅后勤难以为继，一旦关中的大军有所行动，自己很可能会被围困歼灭。

经过权衡，高欢留下将军张琼驻守夏州，自己率大军返回晋阳，并将夏州的5000户居民全部迁至河东，作为此次行动的聊胜于无的战利品。

在西魏时期，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不愿意屈从于宇文泰的统治。在关中局势混乱之际，他仿效可朱浑元，带领部下投奔了高欢。

与此同时，灵州刺史曹泥也计划把城池献给东魏。为应对这一情况，关中派出大军第二次进攻灵州，并继续采用决河灌城的策略。然而，这次效果不如预期。

得知灵州的战况后，高欢迅速派遣阿至罗率领三万骑兵快速前往灵州。他们绕到西魏军队后方，与曹泥的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击退西魏军。

然而，灵州的地理位置与夏州不同，距离长安较近。长期孤立无援的局面让曹泥感到不安，最终决定撤离。正月间，灵州的军民全部东迁至河东，留下了一座空城给西魏。

经过一场夏州奇袭的成功，东魏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自信满满地将这种连战皆捷的惯性思维延续到对关中的战略规划中。

连宇文泰的发迹之地都如此脆弱，关中的防御显然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于是，天平三年（536年）十二月，高欢决定亲自率军西征，直指西魏的重镇——长安。这场东西魏持续十余年、规模空前的对峙战役由此揭开序幕。

东魏军队分为三路，以平行态势从北到南进攻关中。

北路军由高欢亲自率领主力进驻蒲坂（今山西永济），在黄河上修建浮桥，稳步前进，士气高涨显示出志在必得的架势。

南路军则由汝阳王元暹名义上统帅，但实际统帅是深得高欢器重的高昂，这支东魏军从洛阳出发，进攻商洛山区，试图像沈田子一样通过蓝田进入关中。

中路军则由大将窦泰率领，从晋南出发，经过风陵渡口渡过黄河，直逼关中的重要门户潼关。从兵力上看，高欢的北路军和高昂的南路军具体人数不详，但窦泰所率领的中路军约有1万人。

根据以往高欢对关中的攻势来看，其总兵力大约在10万人左右。高昂在天平四年（537年）前长期担任豫州刺史和西南道大行台，其麾下部队曾有约3万人。

由此推算，全军总数约10万，高昂部队约3万作为偏师，窦泰部队1万作为先锋，这样的配置契合高欢的战略意图。

长安在获悉东魏即将来袭的情报后，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自从夏州遭遇突然袭击以来，东魏对关中的大规模进攻一直在预料之中。

东魏的三路大军中，以高欢的主力威胁最大。一旦高欢的军队从蒲坂渡过黄河，便可长驱直入关中，面对东魏骑兵在关中平原的肆意驰骋，实在令人头疼。必须充分利用关外的地形优势来阻挡敌军，尤其是要将高欢的主力阻挡在关外。于是，宇文泰率领主力从长安北出，驻扎在广阳（今陕西铜川）。

高欢的大军严阵以待，但并未渡过黄河，三座浮桥静静地横跨在水面上，高欢本人则从容地驻扎在河岸，静观南线的消息。高昂和窦泰一向是他可以信赖的将领。

先来看看高昂。这位骁勇的将军渡过黄河向南进发，他在河边祭拜河伯，亲自诵读祭词：“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决醉。”这段祭词颇具趣味，似乎是高昂用来动员部队的说辞。向西进攻商洛山区绝非易事，因为那里绵延着数百里的熊耳山。

洛州的地方豪强泉企长期担任刺史，在西魏中央的支持下，洛州凭借地利和人和成为高昂部队面临的一大挑战。

高昂推进到洛州以东，原本准备打一场硬仗，意外之喜却接踵而至。

洛州的泉岳、泉猛略兄弟与杜氏的杜窋因与泉企不和，计划开城迎接高昂，却被泉企识破。泉岳兄弟被杀，杜窋逃出投降高昂，愿意充当攻城的向导。

高昂大喜，借助熟知洛州内情的降将杜窋的带领，直逼洛州城下，展开猛烈攻势。战斗异常激烈，高昂亲自到城下指挥，多次被箭射中，甚至有三箭贯穿他的身体。

尽管重伤昏迷，高昂一醒来便再度上马，脱去铠甲绕城巡视，继续指挥。

高昂身先士卒，不惜命的勇猛极大地激励了攻城队伍的士气。

惨烈的攻城战持续了十多天，洛州城的箭矢和粮草都已经耗尽了，依旧没有等来关中的援军援军。

泉企的儿子泉仲遵作战十分勇猛，和东魏军队拼命厮杀，直到眼睛受伤无法继续作战，但泉企拒绝投降，仍坚持抵抗。

不久东魏军攻破城池，泉氏父子被俘。

洛州城陷落后，下一个目标是蓝田关，作为长安的南大门，距洛州约160里，以步兵速度，两三天即可到达。

高昂信心十足，宇文泰的大军集中在长安北面，这一带几乎没有抵抗。如果顺利，他可能第一个抵达长安城下，迎接新任伪皇帝元宝炬。高昂有意加快进军速度，但仍需顾及潼关方向的窦泰，因为高欢的命令是——分进合击！

窦泰在潼关的进展十分顺利，他成功击败了西魏的守将阳猛，并将军队驻扎在潼关城外的小关。潼关的右侧是一个大山谷，窦泰将大军安置在城外。由于连续多日的激战，窦泰需要暂时休整一下。关中地区的寒冷天气和潼关附近的西魏地方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他的精力。

尽管北面和南面的军队都在等待他的行动，但窦泰无暇顾及。长安城虽然近在眼前，但里面可能仍有强大的防御力量，使他迫切需要休息。

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历史在此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高欢几乎可以将宇文泰的首级送上，但命运却让宇文泰继续掌控大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潼关。

高欢的总体部署本身没有问题，三路进攻旨在牵制宇文泰的兵力，中路军是关键。然而，中路军的精髓在于快速攻击。如果窦泰不立即攻打长安，高欢的宏大战役计划就会化为泡影。

在天平元年（534年），高欢追击西迁的魏孝武帝，已经占据了潼关，但他仅仅留下兵力据守，并未继续西进。这一举动看似令人费解：既然已经攻到潼关，为何不直接进攻长安呢？实际上，高欢并非不明智，而是因为潼关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地理特征。

潼关以西是地势平坦的平原，而东边则是连绵的崤山，继续往东400多里便是著名的函谷关。潼关和函谷关之间的通道十分狭窄，山路崎岖，这对大军的行进极为不利。

潼关和函谷关分别控制着这条险道的两端。如果关中对关东处于进攻态势，就会前出守函谷关，以便直接出关攻击；如果关中处于劣势，则会撤回兵力，放弃函谷关而坚守潼关。因为如果固守函谷关，400多里的补给路线会将守军置于危险境地。

从这个角度理解，高欢在攻下潼关后不敢贸然西进是合理的。尽管长安近在咫尺，但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潼关北面是黄河的风陵渡，东面是一条漫长且危险的撤退路线，一旦失败几乎无路可逃。出于谨慎考虑，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高欢不愿直接与宇文泰交锋。

然而，在这次的三路进攻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欢显然是基于之前攻占潼关的经验制定了这次的战略，并成功地将宇文泰的主力引出了长安。此时，只差窦泰的一次雷霆攻击便可成功。但高欢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窦大将军竟然在潼关城外悠闲地晒太阳。

在当前的局势下，西魏军的策略和反应显得极为关键。面对东魏的三路进攻，高欢的威胁如同饿虎伺机而动，窦泰的攻击如疯狗般迅猛，而高昂的坚持如野猪般顽强。每一条线都必须严防，不能有丝毫松懈。因此，西魏内部的主流意见是将广阳的主力分为三部分，以分别应对东魏的各路军队。

然而，这种分兵的策略虽然看似合理且符合常规，却实则存在极大的风险。西魏的兵力本就不如东魏，广阳的主力依靠黄河天险才能勉强抵挡高欢的正面进攻。一旦分兵，防守潼关和洛州的力量将大幅削弱，而此时东魏的军队可能迅速渡河进攻，导致关中地区陷入危机。

宇文泰敏锐地识破了这一点，他认为不应盲目分兵，而是集中力量击破潼关。

理由有三：首先，窦泰的部队人少，仅有一万，是三路中最弱的一路。虽然中路作战可能面临被南北夹击的风险，但高欢的主力远在80里之外，中间隔着黄河，南路军则距离潼关约200里，山路崎岖。两路合击需要时间，而西魏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快速打击窦泰，取得胜利。

其次，窦泰常作先锋，屡战屡胜，过于自信，对西魏军并不重视。若能快速推进至潼关，出其不意地攻击，可以一举重创窦泰。

最后，摧毁敌军的关键在于集中攻击其弱点。消灭窦泰后，西魏可以借助天险防御南北两路，阻止敌军的快速进攻，从而扭转整个战局。

总之，宇文泰的策略强调一个“快”字，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以实现战局的逆转。

在宇文泰的营帐内，众将领们对于战略方针仍然存在分歧。尤其是许多人主张分兵行动，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假如主力骑兵前往潼关后无法迅速返回，而高欢得知这一动向后迅速渡过黄河，那么形势将非常严峻。

然而，宇文泰在下定决心时进行了细致的考量。从广阳到蒲坂的距离大约为180里，假设高欢在宇文泰主力转移后立刻展开行动，即便在河防部队的阻击下，也需要至少5天才能对长安构成威胁。而从广阳到长安的距离约为100里，再从长安到潼关接近280里，以精锐骑兵的速度，4天内即可抵达，并能在1天内解决战斗，这应该是足够的。

于是，宇文泰暂时搁置了内部的争议，亲自率领6000精锐骑兵快速返回长安。

尽管如此，东魏军队仍在背后虎视眈眈，不能不加以考虑。宇文泰于是请来尚书直事郎中宇文深，征询他的意见。

宇文深是宇文泰的族子，出身于行伍世家，自幼对行军布阵充满兴趣。不到10岁时，他便喜欢用小石头模拟营地，用茅草代表旌旗，模拟大军出征。他的父亲宇文永曾赞叹，这孩子日后必定能成为名将。孝武帝入关后，宇文泰任命他为主簿，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

宇文深与宇文泰意见一致，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道：“高欢持重，而窦泰急躁。如果我们攻击蒲坂的敌军，窦泰一定会先去支援高欢，我们就会两面受敌，很可能失败；但如果我们攻击窦泰，高欢未必敢迅速救援，以强攻弱，胜算更大。击败窦泰后，敌军士气必定受挫，两路大军可能不战自退。”这番话让宇文泰十分高兴，增强了他的信心。

然而，其他大将们仍然一致主张分兵。从广阳回军已经耗费了两天时间，再拖延下去，高欢很可能渡河进攻。怎么办？在这个关键时刻，宇文泰展现出伟大统帅的素质，他果断地力排众议，决定以精锐骑兵主力袭击窦部。

宇文泰先去拜见皇帝，并对外宣布东魏势力强大，计划撤退到陇右，以此迷惑高欢和窦泰。高欢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仍然保持谨慎，担心这可能是诱敌之计。

宇文泰的6000名骑兵利用这一宝贵时间，全速向潼关进发，仿佛一支黑色的死亡之箭，直指窦泰。

此时，窦泰仍在悠然休整，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西军的主力还在被广阳牵制，而宇文泰更是小心翼翼地退守陇右。两天后的清晨，西魏的部队，身穿黑色铠甲，突然出现在小关城外。东军在经过一场疲惫的攻城战后，似乎仍未完全清醒，猛然发现西军骑兵如猛兽般袭来。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窦军措手不及，仓促之间，窦泰试图依山列阵，但为时已晚。

仓促迎战准备充分的西军，窦军毫无还手之力，部队迅速溃散，窦泰悲愤之下自尽，他的万余名手下官兵全数被俘。

窦泰的首级当天便被快马送往长安，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魏军民的士气，并令东魏的南北军路深感震惊。

中路的崩溃打破了三路之间的协同，南北两路成了孤军。尤其是南路的高昂部，已深入商洛山腹地，尽管占领了西魏的数州之地，但若继续进攻，极有可能被围歼，成为下一个窦泰。

北路虽然兵力雄厚，但在突入关中后，也成了孤军，只能依靠强攻，胜负难料。经过权衡，南北两路最终决定同时撤军。

在战局紧迫的情况下，高昂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下令烧掉辎重，并匆忙任命杜密为洛州刺史，随后带领泉企撤回东魏。与此同时，西魏迅速展开反击。

一向撤军容易导致混乱，此次也不例外。尽管高昂此前连战连胜，此时的撤退显得尤为狼狈，军队在撤退过程中被打得七零八落，高昂本人也身负重伤。他担心自己可能战死沙场，便派人告诉高欢：“我死不足惜，只是遗憾没能看到弟弟高季式成为刺史。”

高欢得知消息后，立刻任命高季式为刺史，以此提振军心并安抚高昂。

与此同时，泉企的儿子泉元礼在半路返回洛州，与弟弟泉仲遵联手，动员当地势力驱逐东魏势力。北路方面，东魏军队烧毁了浮桥，整体东撤，而西魏军则紧追不舍，与东魏军激烈交战。最终，西魏取得了全面胜利。

总结这场战役，在东魏占据有利形势时，他们却错失了胜利的机会，而西魏则在险境中取得胜利。此战的亮点在于宇文泰卓越的战略直觉，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使西魏从严重的生存危机中解脱出来。

这场战役也基本确定了东西魏十多年战争的基调，即以弱胜强、以巧制勇。然而，高欢此时可能尚未意识到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他自信、勇敢且执着，把责任归结于部下的失误，并天真地认为，只需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就能击败关中那些侥幸获胜的武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