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六月，一匹快马疾驰至长安，带来了颍川前线十万火急的军书。西魏丞相宇文泰拆开信件，果然看到了颍川失守的消息：荆州军8000余人全军覆没，太原郡公、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都督河南诸军事王思政在颍川被东魏俘虏。宇文泰虽然对此早有预感，但仍感到一丝不安。
自高欢去世后，宇文泰曾以为世间再无对手，却没想到高澄的胆识与才能竟不逊于其父。
蛇吞象式进取之策
事情可以追溯到大统十三年（547年）。当年正月，侯景发动叛乱，遭到东魏的围攻。在绝望中，侯景将东荆州（今河南泌阳）、北兖州（北兖州旧址在滑台，但东魏时期并没有北兖州，《资治通鉴》推测可能是指北荆州，北荆州治所在伏流城，今河南伊川）、鲁阳（今河南鲁山）、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四座城池割让给西魏，并请求西魏出兵援助。侯景在河南地区统领军队已有十多年，与西魏军队多次交战，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从情感上讲，西魏没有任何理由帮助这样一个敌人。从实力上来看，宇文泰认为自己实力不足，不愿意卷入东魏的内乱。因此，西魏迟迟没有对侯景的请求做出实质性回应。然而，到了三月，这场叛乱引发的战争进一步陷入僵局，东魏对河南各州的控制力迟迟未能恢复，宇文泰开始动摇了。
河南地区，特别是颍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颍川郡属于颍州，辖长社县（今河南长葛东北）、临颍县（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区）三个县。该地区北临洧水，南临颍水，地势平坦，人口稠密，曾是曹魏的首都所在地，是河南各州的核心区域。
从战略位置上看，颍川北接荥阳（今河南荥阳）和大梁（今河南开封），南扼豫州（今河南汝南）。若要控制河南各州郡，颍川郡是必争之地。荆州刺史王思政最初驻扎在荆州穰城（今河南邓州）。在侯景割让四城后，王思政迅速率兵向东北方向行军360余里，攻克了鲁阳城，随后继续向东急行军100余里，进入襄城郡（今河南襄城）。
接连夺取两地后，王思政仍然感到不够满足，他上书建议趁侯景与东魏的注意力集中在豫州以南，迅速出兵占领河南各州。
然而，多年与东魏的交战经验使西魏朝野依然保持谨慎态度。时任淅州刺史崔猷坚决反对王思政的主张。淅州位于今河南西峡县，北朝时期设置的州郡众多，淅州实际上仅辖1个郡（包括修阳、中乡两县，均在今河南西峡境内），且地处边境。
崔猷在此任职两年多，对边境形势有较深的了解。他认为，虽然经略河南并非不可能，但不应过于激进。颍川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且深入敌境，从地理位置上看，不如襄城郡更为合适。襄城背靠西魏边境，即使遭遇敌军围攻，也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即使非得占领颍川，也不必由王思政亲自率兵前往，只需派遣一支队伍前去占据即可。
宇文泰较为赞同崔猷的观点，但他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事统帅，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文臣有所不同。面对眼前的机会，宇文泰不愿轻易放过，即便不敢大规模行动，小范围的试探还是必要的。因此，宇文泰命令边境驻军利用侯景割地的机会，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以探明东魏在该地区的实际情况。
将军魏玄与李义孙从新安附近出发，进攻已失去实际掌控的东魏北荆州伏流城。尽管伏流城名义上属于侯景割让之地，但西魏进攻该地名正言顺。
此时，东魏主力部队正集中在豫州东南围攻侯景，导致这一带防御薄弱。因此，魏、李二将几乎未遇抵抗便顺利占领了伏流城，使东魏北荆州的部分地区落入西魏之手。
骠骑大将军李远自邙山之战大败后，一直驻守在弘农郡，负责东部各镇的防务。他奉命率领宜阳豪强陈忻等将领进攻宜阳郡以东，成功夺取了九曲城（这两地均位于今河南宜阳以西）。
虽然东魏在河阳部署了斛律金、薛孤延等部作为威慑力量，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仅有一支约3000人的东魏部队，在将军尔朱浑愿的率领下，长途跋涉前来救援宜阳郡，但被陈忻等人击败。
与此同时，王思政再次上书，强烈请求迅速将行台治所迁至颍川，并保证若遭东魏军围攻，水攻则以60天为限，陆攻则以3年为限，在此期间无需朝廷派遣援军。《资治通鉴》记载“一周”为一年，可能有误。
宇文泰一方面受到边境试探性进攻成功的鼓舞，另一方面考虑到王思政作为河南方向的军事总负责人，不宜过分否定其意见，最终同意了迁徙颍川的建议。
大统十三年（547年）六月，王思政开始部署军事行动，目标是收复侯景弃守的河南七州十二镇。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入颍川空城，同时派遣部将权景宣和郭贤分别前往不同方向展开攻势。
王思政的主力部队约有8000人，驻扎在颍川，主要任务是以颍川为中心，经略河南各州郡。
权景宣率部向东南方向进攻，占据了乐口（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召陵镇），乐口南距悬瓠城200余里，北距长社城亦有200余里。郭贤则率领本部兵马驻守鲁阳郡三鸦城（位于今鲁山县西南19里），负责保卫后方。
这三支总人数不超过一万人的部队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形的战略布局。
王思政在北边一角，权景宣在南边一角，郭贤在西边一角，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权景宣的任务是切断豫州汝南郡与颍川的联系，郭贤则负责保护后方的安全。
所谓的七州十二镇，包括颍州、北荆州、东荆州、广州、襄州、豫州和洛州等地。尽管王思政的部队成功占领了颍州、广州和襄州的全部地区，但其他各州仅部分被占领，并未完全控制。即便如此，王思政在河南地区的扩展仍然达到了西魏开国以来的最大规模。
自北魏永熙三年（534年）起，西魏与东魏之间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争，虽然西魏数次侵入河南，但每次都是短暂占领，控制范围主要集中在洛阳附近。然而，如今西魏却意外地占据了大片河南地区，这成为了全国上下共同的荣耀与梦想，这一切都归功于王思政。
王思政出身于太原王氏这一显赫家族，他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才能，最终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西魏军事领域无可匹敌的第一人。为了巩固这一战果，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增派援军：
河南郡守梁昕从阎韩镇（今河南渑池）紧急南下，前往东荆州担任镇守。
原豫州刺史泉仲遵接替王思政，出任荆州刺史，率领本部乡兵驻守荆州。
骑将若干惠曾在侯景之乱前一年率军在鲁阳郡（今河南鲁山）与侯景交战，宇文泰命令他留在鲁阳郡，负责镇守广州，作为王思政的支援。
2. 兵力部署：
-虽然具体的兵力数字不详，但根据西魏惯例，单独领兵的将领通常指挥的军队人数不超过一万，乡兵则多在三千人左右。因此，可以推测若干惠加上梁昕、泉仲遵的总兵力大约在两万人以内，加上荆州系统的兵力，总数不会超过三万人。
面对广袤的河南大地，西魏能够调动的兵力显得相对薄弱，用“蛇吞象”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尽管力量有限，但西魏的野心却非常宏大。
筑城狂魔的神级表现
当王思政进入颍川时，梁朝展开了大规模的北伐行动，分两路进军：一路进攻徐州，另一路进攻豫州。面对梁军的攻势，东魏迅速作出反应，起用了名将慕容绍宗，率军迎击梁军。
在大统十三年（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十一月，慕容绍宗在徐州寒山击败了梁军，并俘虏了梁军主帅贞阳侯萧渊明。随后，他调转兵力向西，于涡阳击败了侯景。此时，已占领豫州汝南郡的梁将羊鸦仁因害怕东魏军队的进攻，未战先撤。
次年，即大统十四年（东魏武定六年，548年）二月，慕容绍宗继续推进，彻底平定了叛乱，收复了豫州、北扬州、南兖州和梁州等地。完成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东魏军进行了约一个月的休整。
到了4月，东魏再次集结了10余万大军，由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和大都督刘丰共同指挥，发起了对颍川郡的进攻。
从大统十三年（547年）六月王思政率军进驻颍川，到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东魏发动进攻，东魏给了王思政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如果能够穿越时空回到当时，或许会看到王思政在长社城中暗自得意地笑着。
王思政是西魏首屈一指的筑城专家。他曾修建玉壁城，使高欢两次倾尽全力攻打却无功而返；他在弘农郡城的经营，使其成为边境上的重要战略支点，东魏和北齐数十年间都无法越过弘农一步；他还大规模修复了荆州的穰城，将这座废弃的小城变成了南部边境的强大区域性中心，成为此后数十年对南朝作战的重要基地。
给这样一位筑城天才十个月的时间，即便是从零开始，也能建造出一座坚固的城池，更何况颍川的长社城本身并未受损。然而，史书并未详细记载王思政在这段时间内具体做了什么，或许他向西魏中央夸下海口的底气，正来源于他的筑城才能。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王思政是否在颍川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城工程，但事实最终会说明一切。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王思政心知肚明。然而，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占领颍川之后，王思政已经感受到了危机的临近。
万余名荆州士兵分散在广阔的河南七州，犹如一把胡椒面撒在一头烤全牛上，显得微不足道。相较于郭贤和权景宣各自手下的千余人，王思政手中的8000多人已经算是兵力雄厚。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东魏的10万大军。
东魏的领军大将是太尉高岳，他是高欢的族弟，在韩陵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高氏宗室中最擅长用兵之人。高欢父子对高岳极为信任，尽管他因常年征战而在家中积累了大量兵器甲胄，私藏兵器本是谋反大罪，但高欢和高澄从未过问。
高岳嗜好酒色，生活奢侈，私德方面虽有瑕疵，但在用兵之道上，他的才能不仅在高氏宗室中首屈一指，即便与军中的其他大将相比也毫不逊色。对于王思政而言，高岳无疑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对东魏而言，颍川郡的失守确实出乎意料。自侯景叛乱以来，西魏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大规模出兵趁机掠夺，相比之下，南梁显得更为大胆。然而，西魏此次突然发动攻势，并且迅速占领了大片河南地区的州郡，不仅令人震惊，也让东魏感到愤怒。以这样的兵力，西魏究竟从哪里来的勇气？
高岳率领大军抵达长社城外，自认为兵力占优，便下令直接攻城。东魏军队如潮水般涌向城 池，但当他们接近城下时，却发现情况与预期大相径庭。原本以为会看到旌旗飘扬、城墙坚固、弓箭手严阵以待的景象，但长社城却城门大开，城墙上一片寂静，完全没有战斗的迹象。难道西魏已经弃城而逃？
就在东魏军疑惑之际，城内突然传来人喊马嘶的声音，一队队精锐士兵冲出城门，东魏军措手不及，被杀得溃不成军。高岳见状，急忙指挥部队撤退。
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让高岳深刻体会到了西魏军队的实力。他不敢贸然再次进攻，只好在城外扎营，准备长期围困。
经过两次玉壁之战后，东魏人重新审视了硬攻坚城的战术。他们发现，对于坚固的城池，直接强攻往往不如围困有效。即使兵力充足，也需要耐心地围困，因为城中的粮食终有耗尽之时。此外，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利用城 池作为诱饵，吸引敌方援军前来救援，从而将其一举歼灭。
高岳率领的东魏军队在长社城周围修建了多个营垒，将城池紧紧包围。他们选择城 池周围的高地筑起土山，并在土山上架设飞梯，试图攀上城墙。同时，还在城下使用火攻车投掷燃烧物，试图烧毁城上的防御工事。
面对东魏的进攻，西魏将领王思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他准确判断东魏军队不会贸然强行攻城，因此命令士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火把和火箭，顺风投射到东魏的攻城器械上，几乎将其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东魏渤海王高澄亲自率军从虎牢关渡过黄河，巡视洛阳。他派遣大将彭乐率领骑兵突袭洛阳以东的西魏镇戍，成功俘虏了西魏将领裴宽。
裴宽出身名门河东裴氏，高澄对他极为敬重，以礼相待。然而，裴宽坚守气节，拒绝接受高澄的厚待，趁夜色逃回西魏，受到了宇文泰的高度赞扬。然而，裴宽的命运多舛。北周武帝保定年间，他在镇守南部边境沔州时，再次被陈军俘虏，最终客死建 康。
高澄再次调动驻扎在河阳的斛律金和薛孤延的部队前往颍川，与高岳汇合，共同攻打长社城。东魏军队展开大规模围攻，筑起土山，架设攻城器械，用尽各种手段强行进攻。
虽然斛律金和薛孤延的具体兵力不详，但根据以往记录，斛律金单独领军时常常有3万人，因此可以推测这两支部队的人数大致相当。即便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至少不会少于一万多人。这样一来，东西魏双方的兵力对比达到了12:1，差距极为悬殊。
东魏将领们看到如此明显的优势，普遍认为胜利在望，心中不免产生了轻敌的情绪。
新调来的薛孤延负责监督建造攻城土山。薛孤延曾在沙苑之战中一日内砍断15把刀，另有一次在行军途中遭遇雷雨，雷火飘到他头上，烧焦了他的眉毛和胡须，他怒不可遏地挥刀追赶雷火，高欢赞叹道：“薛孤延竟能与霹雳搏斗！”可见他是一位勇猛无畏的将领。然而，薛孤延在监造土山时却毫不在意，每日沉醉于酒中，无法有效管理事务，给了西魏军队可乘之机。
王思政敢于向朝廷保证能够坚守三年，自然有其道理。他发现虽然火攻可以破坏敌军的攻城器械，但对土山却无能为力。于是，他挑选了一批精锐士兵，趁着夜色从城墙上缒下，突袭东魏的土山。由于薛孤延无法有效指挥防守，所筑的土山被西魏军队彻底摧毁。
如此一来一往，两军交锋演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东魏十余万大军竟然无法攻克小小的颍州城。
宇文泰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大石落地，看来王思政所说的三年之限并非虚言。于是，他决定带着魏文帝的太子西行巡视陇右各州郡。从长安出发，经过陇山，向西北到达原州（今宁夏固原），再向北穿过灵州（今宁夏灵武）的秦长城，然后向东抵达五原（今陕西定边），最后折向东南进入蒲州（今山西永济）。
然而，在此期间，西魏文帝突然病重，宇文泰不得不急忙带着太子返回长安以应对可能的变故。这次行程大约有三千多华里，虽然远离了河南的战事，但宇文泰也得以暂时摆脱长安繁杂的政务，享受了一番巡视疆土的乐趣。
水淹长社
颍川的战斗仍在继续。为了确保10万大军的补给，东魏任命杜弼为行颍州事（颍州已被西魏占领，因此杜弼暂时担任这一职务），负责统一调度河南方向的粮食和军需物资。
杜弼是东魏著名的文士，早年跟随窦泰参与小关之战。窦泰战败后自尽，杜弼与六名残兵逃回晋阳。高欢得知此事后十分悲痛，责问杜弼为何未能劝阻窦泰，随后将杜弼贬为外郡司马。然而，由于杜弼才能出众，高欢不久便将其召回，专门负责机密文书。
杜弼为人正直，对东魏高层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感忧虑，多次劝说高欢采取措施整治腐败。
对此，高欢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话：“天下混乱已久，风气已成。如今许多督将的家眷都在关西，宇文黑獭时常招揽引诱他们，人心动摇，去留不定。而江东还有一个老翁萧衍，他专注于礼仪和文化，中原的士大夫都视他为正统所在。如果我立即严加法制，毫不宽容，恐怕督将们会纷纷投靠宇文黑獭，士人们也会全部投奔萧衍，国家将失去人才。你稍安勿躁，我会记住这件事的。”
对于高欢的敷衍态度，杜弼内心始终感到困惑。
当高欢率军进攻沙苑前夕，杜弼再次进谏，建议应先清除内部的奸佞，再对外敌发起攻击。他的意思是应当首先惩治贪污腐败的权贵。
然而，高欢却命令士兵拉满弓箭，用刀和长矛架起一条通道，让杜弼从下面通过。杜弼作为一个文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从刀枪下走过时，吓得汗流浃背。
高欢见状说道：“刀枪只是虚晃一招就让你如此害怕，那些勋贵大将们每天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虽然他们有贪污行为，但在战场上却能发挥重要作用，不要总是用书生的眼光看待问题。”尽管如此，高欢仍然认识到杜弼的才能，继续重用他。
高澄也一直非常赏识杜弼，于是将他调任为大军的后勤负责人，同时任命大司农许惇专门负责黄河的漕运，以提高从河北到洛阳的运输效率。
10万大军的后勤供应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河南各州承担了主要的物资调拨工作，州县各级官员和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幸运的是，杜弼处理事务公正，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得非常顺利，确保了颍川围城大军能够无后顾之忧地继续进攻。
时间来到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岳率领的十余万大军已经整整一年未能攻克长社城。
高澄不断增派援军，但始终无法突破西魏8000余人的坚固防线，仿佛这些西魏士兵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无论怎样攻打都无法取胜。
负责漕运的大司农许惇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筑坝壅塞洧河以水淹长社城（《资治通鉴》记载此建议为刘丰提出）。正值夏初，河水上涨，高岳随即命令士兵在洧水下游筑坝，将河水水位抬高。不久，长社城北侧被大水淹没，甚至有鱼鳖随着河水游到了城下。
长期的浸泡使得许多城墙开始崩塌，城内的泉眼也因水位升高而涌出大量积水，大水漫延至城内，军士们甚至连做饭都变得困难，只能将锅吊起来生火。
然而，王思政激励士兵及时修复城墙，顽强地抵抗东魏军的进攻。
这场长达一年的战斗严重消耗了东魏军的斗志，此时已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高岳将士兵分成几批轮流休整，既保证了持续的攻势，又避免了士兵过度疲劳。
随着大水持续不退，东魏军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调来了大船靠近城墙进行攻击，并派遣擅长射箭的士兵向城内射击。
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曾请术士房豹为他算命，算出他日后会有水厄。慕容绍宗见到大水后，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他接连几晚做了凶梦，头上的白发也突然全部脱落。他对人说：“我自二十岁以后就长白发，如今无故掉尽，甚是奇怪。白发尽，算尽，难道我的寿数已到？”
于是，慕容绍宗在大船上用浴盆洗澡，说是祈禳水厄。房豹却告诉他，人的命运由天定，岂是祈禳所能改变的。慕容绍宗只是笑了笑，称这只是个玩笑。
然而，房豹的预言竟一语成谶。在长社城下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惨剧，这场悲剧加速了长社城的失守。
某日，刘丰和慕容绍宗登上河堰察看情况，忽然看见洧河之北刮起了大风暴，飞沙走石，天色昏暗。两人急忙下堰登上大船躲避大风，并趁机乘船到城边查看城中的情况。船上的弓箭手还挑衅地向城内射箭。东魏军正肆无忌惮地在船上闲逛时，悲剧发生了。
这场从洧水之北刮来的大风异常强劲，竟将船缆刮断，大船顺风飘到了城下，无法返回本军。这一突变让双方军士都惊呆了。
西魏城上的士兵迅速拿出搭钩，众军齐下，将大船钩住，纷纷上船抓人。东魏军既无法逆风扬帆，又来不及划桨逃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魏人上船。
慕容绍宗无路可逃，情急之下跳入水中。
然而，慕容绍宗不会游泳，挣扎了几下后，便在水中溺亡，时年49岁。这位一代名将，被高欢雪藏十多年，刚刚开始建功立业，却如此悲惨地横死。
刘丰也跳入水中，幸好他会游泳，奋力向己方大营方向游去。
然而，风急浪涌，刘丰刚游出不远就被卷入漩涡中。西魏军见状，立即用搭钩将其拖住，随后乱箭齐发，刘丰最终在水中丧命。
自灵州归顺以来，刘丰一直以勇猛善战闻名，他的死讯传开后，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深感惋惜。
船上另一位大将慕容永珍也被俘虏。王思政亲自召见他，泪流满面地说道：“我军如今已陷入绝境，失败在所难免。但作为臣子，我必须尽忠职守，所以不得不处决你。”说完，命令士兵将慕容永珍押出斩首。
慕容绍宗等战死的将领也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思政命人收殓尸体，以礼安葬。
东魏军在这场战斗中失去了两位高级将领，虽然这是意外，但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极大。高岳不敢再贸然进攻，只得撤回营地，向邺城的高澄请求增援。
英雄末路
王思政在战场上斩杀了两名敌将，声威震动两国，对此事两国的看法也截然不同。西魏的宇文泰第一时间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
两年前，当王思政进入河南时，他曾许下诺言，水攻六十天为限。此时已经是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五月，长社城已经被水淹了一个多月。如果再任由东魏继续进攻，形势将变得极为不利，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进行救援。
然而，颍川地处孤立，东魏十万大军驻扎在州城附近，派出援军数量太少难以取胜，太多则可能重蹈邙山大战的覆辙。
当时，西魏征发关陇地区的豪族子弟从军仅几年时间，府兵制度尚未完善。李弼、独孤信刚刚晋升为柱国大将军，而赵贵、李虎、侯莫陈崇、于谨等人的具体晋升时间不详，不确定是否在五月之前。
总体而言，西魏的军力远未恢复到邙山之战前的状态，与东魏军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派遣重兵进入河南无疑风险极高。
即便如此，为了尽可能保全王思政在河南的战果，宇文泰还是命令赵贵和怡峰两位将领率兵前往穰城，并授予赵贵指挥东南荆、广、洛、豫等州部队的权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援军的作用。
东魏高澄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了眼前的困境。侯景叛乱平定之后，东魏才正式进入了权力交接的阶段。在长社城的攻防战期间，高澄于四月接受了东魏皇帝的册封，从渤海王升为齐王，并担任相国一职。
然而，高澄对颍川战局的关注度似乎不高，对于王思政的守军已经濒临极限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或许是因为慕容绍宗和刘丰的阵亡让他感到震惊，从而过高估计了颍川的防御能力。
陈元康劝说高澄亲自率军进攻颍川，理由是新主即位，需要通过一场显著的军事胜利来震慑老臣和功勋贵族。
尽管侯景之乱已被平定，但这毕竟是内部叛乱，与击败外敌的意义不同。
高澄新封齐王时，取代东魏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许多大臣都劝他取而代之，结束这已经持续了15年（534—549年）的虚伪局面。然而，陈元康却表现得更为谨慎，认为在河南地区还有大战未决的情况下，仓促禅代并不合适。他极力劝阻高澄，虽然高澄也认同这一点，但对陈元康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陈元康自高欢创业初期就参与机密事务，威望日益提升，这对新主高澄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高澄借机任命陆元规为大行台郎，以分散陈元康的权力。
当陈元康提出亲征颍川的建议时，高澄并未立即同意，而是让陈元康先去前线查看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进攻。陈元康果然前往颍川进行了实地考察，回来后再次坚定地建议高澄：颍川一定能拿下。
高澄集结了11万步骑兵，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颍川。此时，东魏在颍川的兵力已增至约25万人，几乎倾尽全国之力。
正值夏至，河水上涨，洧水的水量显著增加。高澄亲自勘察地形后，信心倍增，决定继续采用水攻策略，命令部队加高水坝，誓要将长社城淹没。
然而，随着水量增大，筑坝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东魏军三次尝试筑坝均被洪水冲毁。
高澄下令不得停工，甚至将背土的士兵连同土袋一起投入河中，最终成功筑起了洧河大坝。
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水攻，到了大统十五年（549年）六月，长社城的情况愈发艰难。城内外交通完全中断，城内既无法获得外界支援，也无法运出任何物资。缺粮尚可勉强应对，但盐的短缺导致城内的军民纷纷出现浮肿等疾病。
王思政带领的8000名守军在长达一年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仅剩3000余人，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然而，由于王思政平时品德高尚，对士兵关怀备至，深得军心，因此尽管形势极为严峻，仍无人投降。
长社城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早已超过了当初承诺的防守期限。王思政日夜期盼着援军的到来，但援军却迟迟不见踪影。那么，节度东南诸州军事的赵贵究竟在做什么呢？
根据《周书·文帝下》和《周书·赵贵传》的记载，赵贵率领军队从穰城出发，但由于洧水泛滥，援军无法到达长社城。这一记载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令人困惑。
穰城位于今天的河南邓州，处于颍州的西南方向，而洧水决口淹没的是长社城的北部，南部并没有受到大水的影响。
那么，为何洧水的泛滥会阻碍赵贵的进军呢？这里存在两种可能：
1. 东魏在颍川南面部署了阻击部队：东魏的总兵力足够多，可以在颍川南面部署阻击部队，以阻止赵贵的援军。然而，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
2.赵贵惧怕东魏的兵力优势，不敢进军：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这种可能性较大。驻扎在鲁阳的骑将若干惠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终在大统十五年（549年）病逝于鲁阳军中；随队来救王思政的骑将怡峰也没有参战记录，巧合的是，他也病死在军中。这两位将领统领的都是骑兵部队，骑兵以速度见长，是救援的首选力量，宇文泰派兵的初衷正是为了救援长社城。
此外，驻扎在三鸦的郭贤则忙于与豫州蛮人鲁和作战，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前来支援。在颍川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激战时，东南诸州的兵力居然都袖手旁观，唯一的解释是主将们不敢出战。
综合赵贵的经历来看，他在小关、沙苑、邙山、河桥等多次大战中都没有表现出色，尽管地位显赫，但他的军事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赵贵未能及时救援长社城，很可能是因为他畏惧东魏的强大兵力，不敢冒险前进。
无论如何，王思政终究没有等到援军的到来。长社北面的城墙在长时间的浸泡下终于崩塌，洪水涌入城内，王思政无处可逃，只能率领残部登上高处躲避洪水。
尽管处境艰难，王大将军依然保持着不屈的精神。他向北拜了两拜，痛哭流涕地说道：“我受国家重托，本希望平定叛乱、立功报国。然而精诚所至，却未能感动上天，最终辜负了皇上的期望。如今大势已去，无路可走，唯有以死明志，以报答朝廷的恩德。”听到这悲壮的话语，身边的将士无不泪如雨下。
王思政原本打算自刎殉国，但他的亲信督将骆训拉住他说：“您曾对我们说过，只要献出您的首级投降，不仅能获得富贵，还能救下一城的百姓。如今高相已有此言，您难道不为城中的士卒着想吗？”
赵彦深亲自向王思政说明了高澄的意愿，王思政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与赵彦深握手投降。高澄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这位坚守一年多的传奇将军。
王思政虽然没有自尽，但心中已有赴死之意。他并不屈服于高澄，而是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力战的经过。高澄对此深感敬佩，对王思政厚待有加。王思政部下的3000余名残余士兵也得以保全性命，被分散编入戍边部队。
宇文泰得知颍川失守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河南各路军队撤回。权景宣、郭贤等将领纷纷率部返回荆州驻地，西魏在河南地区所取得的州郡也随之重新落入东魏之手。
至此，西魏历时两年的河南经营计划以失败告终。颍川之战成为西魏扩张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尽管此次行动主要由地方将领策划，但仍反映出西魏朝廷上下对于拓展疆域、改变东西两魏对峙局面的迫切愿望。
东魏的杜弼在战后总结时指出，王思政的失败在于“未能明辨形势的顺逆，未能认清双方实力的对比，未能衡量敌我力量的强弱”。
杜弼的这番话虽然直接针对王思政个人，但实际上也间接揭示了西魏朝野在战略决策上的某些问题。
这场战争揭示了西魏与东魏之间国力的巨大差距，战争的结果给西魏敲响了警钟。在实力尚未实现质的飞跃之前，河南这片一马平川、四面受敌的地区绝非理想的进取之地。
王思政自孝武帝西迁后，虽然长期未能获得显赫的地位，但他一直在西魏边境的各个要地默默奋斗。他提出的筑坚城策略，并且身体力行，为西魏巩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两次玉壁之战中，他成功抵御了高欢的进攻，可以说是功勋卓著。
王思政为官多年，从不以经营家业为念，而是处处效仿古代名将，常常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勉。这样的品德，在西魏的将领中极为罕见。正是由于这样的人品和才能，他赢得了敌国统帅的尊敬。
东魏禅让给北齐后，王思政被任命为都官尚书，最终得以善终。颍川之战以王思政个人的悲剧告终，智谋与时机不相匹配固然令人惋惜，但他用生命书写的一笔辉煌，依然光耀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