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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提到“回教”，很多人下意识以为就是伊斯兰教，但实际上，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如今的回族，大部分已经不再信“回教”，甚至很多年轻人连这个词都没听过。

那么，历史上到底什么是“回教”？它和伊斯兰教有什么区别？曾经影响深远的“回教”，为什么会悄然消失？

明朝汉化政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从农民出身一路逆袭成为皇帝的传奇人物。

他对国家统一和文化同质性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自幼贫困的经历和起义过程中的见闻，让他对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特权深恶痛绝。

朱元璋登基后仅仅38天，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两项针对非汉族人的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这两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禁止非汉人说胡语、穿胡服、取胡名；强制蒙古、回族女子只能嫁给汉人，而不得嫁给本族人。

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通过语言、服饰、姓名的改变切断非汉人与原有文化的联系；通过婚姻制度促进血缘混合，加速文化同化。

对于回族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表面上至少看起来像汉人，说汉语，穿汉服，取汉名。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回民不再穿着阿拉伯式长袍和头巾，而是留起了辫子，穿上汉服。

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也逐渐从阿拉伯式的圆顶尖塔，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式样，仅在细节处保留伊斯兰元素。

甚至连宗教仪式也逐渐汉化，阿拉伯语经文被翻译成汉语。

这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在回民社区引起了极大震动。一些学者记载，当时不少回民宁可选择隐居山林，也不愿剪掉胡须、改变服饰。

但随着时间推移，新一代回民在这种政策环境下成长，逐渐接受了这种改变。

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回教已经完成了高度汉化，形成了有别于原始伊斯兰教的"回教"体系。

儒教化的回教

随着回民与汉族通婚几代人后，许多回民已经在外表上与汉人无异，他们开始接受儒家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甚至入仕为官。

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名叫王岱舆的回族学者脱颖而出，他试图将回教与儒家思想融合，创造出一种能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的新型宗教体系。

王岱舆生活在明朝末年，那是一个社会动荡、思想活跃的时期。他精通儒学经典，又深谙伊斯兰教义。

面对回民身份认同的危机，王岱舆没有选择排斥汉文化，而是尝试在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体系之间寻找共通点。

他撰写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著作，系统地阐释了"伊儒会通"的理念。

他巧妙地将伊斯兰教的"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联系起来，提出"顺主忠君"的核心理念。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忠于真主与忠于皇帝并不矛盾，遵守伊斯兰教义与遵循儒家伦理可以并行不悖。王岱舆的贡献如此重大，以至于后人尊称他为"回回孔子"。

他的思想代表了回教儒教化的巅峰，为回民提供了一种既能保持宗教信仰，又能融入汉文化的生存之道。

实际上，王岱舆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海瑞这位明朝著名的刚直不阿的官员，虽然是回族，却能够在儒家官僚体系中获得"海青天"的美誉，正是回教汉化和儒教化成功的典范。

清朝的分化政策与陕甘回乱

1644年，满清入关，建立了清朝。作为另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清廷对待回民的政策与明朝有着本质不同。

明朝推行同化政策，希望消除民族差异；而清朝却推行了分化政策，强调和固化民族界限。

清廷要求各民族"各守本业"，汉人不得改信回教，回民不得隐瞒身份。

这种政策在表面上尊重回民的宗教自由，实则是将回民作为一个单独群体进行管控，打破了明朝时期形成的回汉融合趋势。

清朝中期，随着人口增长和资源竞争加剧，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教派纷争，陕西、甘肃地区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1862年，一场始于乡村纠纷的冲突迅速蔓延，演变成了持续11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陕甘回乱"。

这场冲突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史上罕见。

它不仅造成了陕甘地区的大量人口死亡和经济损失，也深刻改变了回民与汉族的关系，使得原本在明朝时期形成的"伊儒会通"理念受到严重冲击。

平定回乱的过程中，清朝名将左宗棠作为一位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家，在军事上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但在文化上，他试图恢复"伊儒会通"的理念，希望通过文化认同来重建回汉和谐关系。

左宗棠鼓励回民学习儒家经典，设立回民学校，培养通晓两种文化的回族知识分子。他甚至修复了被战火损毁的清真寺，表明官方对回教的尊重。

然而，经历了血腥冲突后的回汉关系已经很难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左宗棠的努力虽有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代转型

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在西北地区，以马家军阀为代表的回族势力崛起，控制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

马氏军阀在巩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复兴，掀起了一股伊斯兰化浪潮。

这一时期，大批回族学生被送往埃及、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留学，回来后成为推动伊斯兰教复兴的中坚力量。

他们引入现代伊斯兰思想，批判明清时期形成的"回教"体系为异端，主张回归逊尼派正统教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施了宗教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政策下，回族的宗教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大批清真寺被改作他用，伊斯兰教育几乎中断。这一时期，回教发展陷入低谷。

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放宽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伊斯兰教在中国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资助中国清真寺的重建，派遣伊玛目来华讲学，资助中国穆斯林朝觐麦加。

沙特推行的瓦哈比派教义强调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教导，反对任何形式的创新和本土化改造。这种思想的传入，加速了中国回教的重新伊斯兰化进程。

如今，在中国的许多清真寺中，阿拉伯语教育重新兴起，传统的伊斯兰服饰再度流行，明清时期形成的"伊儒会通"思想逐渐被边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不再认同"回教"这一概念，而是强调自己作为全球穆斯林乌玛（共同体）的一部分。

这种转变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国际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任何宗教要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都需要与当地文化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

回教在中国的演变，从伊斯兰教到汉化回教，再到儒教化的巅峰，最后又回归伊斯兰教，像一部跨越六百多年的宗教变奏曲。

回教的历史告诉我们，信仰虽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却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并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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