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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也许源于儿时接受的教育,也许源于一次不经意的遇见,我的航空梦是从观看一次航空强度试验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阎良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强度室(六室)工作。1965年,623所(现航空工业强度所)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建所,父亲从阎良试飞院调至强度所工作,我就出生在这里。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研究所选址在渭北塬上的沟壑之中。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中很难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平地进行整体建设,所以当时强度所很多实验室都是分散在沿着河沟的不同支沟里。父亲当时工作的研究室是动强度研究室,坐落在一个叫“狐子沟”的地方。那里有一处石缝常年流出一股清澈的泉水,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趴在泉边喝上几口。单位停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推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去那里取水。这一眼清泉,也同时浇灌着路边的菜地。菜地里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瓜果,特别是西红柿,甘甜可口,还是沙瓤的,在炎炎盛夏,吃上一个在清凉的泉水中浸泡过的西红柿,那叫一个舒爽无比。
记得是五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要去实验室加班做试验,我也非要跟着去看,父亲实在拗不过就带上了我。在实验室里,我看到一个“人”坐在试验台上,设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便好奇地问父亲:“那个‘人’坐在那上面干什么呢?”父亲给我解释道:“那个坐在上面的不是真人,是个假人,是模拟物,主要作用是考核假人下面的弹射座椅能否经受振动试验的考核。”
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新奇。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父亲工作的地方中我又看到和经历了很多和飞机相关的事情,包括在狐子沟的空地上停放着的一架直升机和一架歼击机,那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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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摆振试验大飞轮的运输,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大飞轮自重约60吨,直径约5米,当时国内能够进口到最大的载重板车承重只有40吨。因此,需要经过特殊改装和加固后才能完成运输任务,且大飞轮从铁路货运站下了车皮后,还需经过十几公里的山村公路运输,再经过一座小型石桥,别无其他路径可选,石桥的设计承载只有20吨,以当时的条件,运输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多方论证和对桥梁的改造加固,并挑选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亲自驾驶。运输车辆通过桥梁后,桥面和桥墩的基础被压下沉了十余厘米,但总算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运输车经过家属区旁边的公路时,路边聚集了很多人观看这一盛况。最终,大飞轮被安全地运到了马嘴沟的摆振实验室,助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摆振实验室建设。
从小学到中学,我最爱看的课外杂志是《航空知识》,也喜欢各种飞机图片和模型。多年的积累,使我在当时可以做到随便看到一个飞机照片,立刻就能说出是什么型号、产自哪个国家。正是从小的这些经历和爱好使我和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考后根据估分,父亲为我报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行器结构强度专业,也正是父亲当年读书的学校、系和专业,我和父亲前后差了整整30年入校。
记得入校后,西工大著名的气弹专业专家赵令诚教授到新生宿舍看望新来的学生,并细心询问每一位新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当问到我时,我说我是从623所考来的,他就饶有兴趣地问我:“你的父亲叫什么?”我说出父亲的名字后,赵老师马上说:“你父亲我知道,他是我带的第一届强度专业的学生,你这是子承父业呀,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一晃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也如愿地分配回强度所工作,而且还是二室动强度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从事振动环境试验技术研究,当时西安的航空声学与振动强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还没有建成,振动环境实验室还在耀县的狐子沟。
一次我被安排做一项试验,试验件到了实验室后,我一看是飞机的弹射座椅,不禁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在实验室看到的那个试验。同样的场景30年后再次出现,再次安装一个假人坐在座椅上,再次进行试验的已是改进后的型号,此时的我也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继续着航空事业的征程。
我的女儿前几年考大学时,我们非常希望她能考取西北工业大学,续写航空世家的历史,但是事与愿违,她最终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取,此后通过读研究生走进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继续深造。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三代人都经过西北工业大学的培养,三代人都从事着航空事业。
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调整,强度所也在90年代初从耀县的小山沟搬迁至西安,并在阎良航空城和上海浦东建设了新的试验基地。我们国家今天的科技实力也已今非昔比,新建的实验室、最新的试验及测试设备、不断完善的装备研制体系,年轻的优秀人才逐渐担当起重任。
但我们的事业和目标没有变,我们的航空情结没有变,为了国家航空工业的强大,一代代航空人继续努力奋斗和拼搏,不负此生航空梦。(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