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也许源于儿时接受的教育，也许源于一次不经意的遇见，我的航空梦是从观看一次航空强度试验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阎良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强度室（六室）工作。1965年，623所（现航空工业强度所）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建所，父亲从阎良试飞院调至强度所工作，我就出生在这里。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研究所选址在渭北塬上的沟壑之中。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中很难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平地进行整体建设，所以当时强度所很多实验室都是分散在沿着河沟的不同支沟里。父亲当时工作的研究室是动强度研究室，坐落在一个叫“狐子沟”的地方。那里有一处石缝常年流出一股清澈的泉水，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趴在泉边喝上几口。单位停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推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去那里取水。这一眼清泉，也同时浇灌着路边的菜地。菜地里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瓜果，特别是西红柿，甘甜可口，还是沙瓤的，在炎炎盛夏，吃上一个在清凉的泉水中浸泡过的西红柿，那叫一个舒爽无比。

记得是五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要去实验室加班做试验，我也非要跟着去看，父亲实在拗不过就带上了我。在实验室里，我看到一个“人”坐在试验台上，设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便好奇地问父亲：“那个‘人’坐在那上面干什么呢？”父亲给我解释道：“那个坐在上面的不是真人，是个假人，是模拟物，主要作用是考核假人下面的弹射座椅能否经受振动试验的考核。”

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新奇。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父亲工作的地方中我又看到和经历了很多和飞机相关的事情，包括在狐子沟的空地上停放着的一架直升机和一架歼击机，那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摆振试验大飞轮的运输，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大飞轮自重约60吨，直径约5米，当时国内能够进口到最大的载重板车承重只有40吨。因此，需要经过特殊改装和加固后才能完成运输任务，且大飞轮从铁路货运站下了车皮后，还需经过十几公里的山村公路运输，再经过一座小型石桥，别无其他路径可选，石桥的设计承载只有20吨，以当时的条件，运输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多方论证和对桥梁的改造加固，并挑选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亲自驾驶。运输车辆通过桥梁后，桥面和桥墩的基础被压下沉了十余厘米，但总算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运输车经过家属区旁边的公路时，路边聚集了很多人观看这一盛况。最终，大飞轮被安全地运到了马嘴沟的摆振实验室，助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摆振实验室建设。

从小学到中学，我最爱看的课外杂志是《航空知识》，也喜欢各种飞机图片和模型。多年的积累，使我在当时可以做到随便看到一个飞机照片，立刻就能说出是什么型号、产自哪个国家。正是从小的这些经历和爱好使我和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考后根据估分，父亲为我报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行器结构强度专业，也正是父亲当年读书的学校、系和专业，我和父亲前后差了整整30年入校。

记得入校后，西工大著名的气弹专业专家赵令诚教授到新生宿舍看望新来的学生，并细心询问每一位新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当问到我时，我说我是从623所考来的，他就饶有兴趣地问我：“你的父亲叫什么？”我说出父亲的名字后，赵老师马上说：“你父亲我知道，他是我带的第一届强度专业的学生，你这是子承父业呀，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一晃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也如愿地分配回强度所工作，而且还是二室动强度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从事振动环境试验技术研究，当时西安的航空声学与振动强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还没有建成，振动环境实验室还在耀县的狐子沟。

一次我被安排做一项试验，试验件到了实验室后，我一看是飞机的弹射座椅，不禁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在实验室看到的那个试验。同样的场景30年后再次出现，再次安装一个假人坐在座椅上，再次进行试验的已是改进后的型号，此时的我也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继续着航空事业的征程。

我的女儿前几年考大学时，我们非常希望她能考取西北工业大学，续写航空世家的历史，但是事与愿违，她最终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取，此后通过读研究生走进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继续深造。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三代人都经过西北工业大学的培养，三代人都从事着航空事业。

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调整，强度所也在90年代初从耀县的小山沟搬迁至西安，并在阎良航空城和上海浦东建设了新的试验基地。我们国家今天的科技实力也已今非昔比，新建的实验室、最新的试验及测试设备、不断完善的装备研制体系，年轻的优秀人才逐渐担当起重任。

但我们的事业和目标没有变，我们的航空情结没有变，为了国家航空工业的强大，一代代航空人继续努力奋斗和拼搏，不负此生航空梦。(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