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这是刘邦同三代诸王及秦帝最大的区别。

不过仔细考究起来，当秦始皇宣布自己为“始皇帝”，而使“子弟为匹夫”时，就已经从制度上确立了从“匹夫”到“天子”的合法程序。

尽管如此，但此“匹夫”终究不同于彼“匹夫”。因为他们毕竟有一个尊贵的皇族血统。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出身问题确实不属于这类人。

事实上，在此之前，称王称帝者的“出身”或“原始身份”尚未被认真考虑。到战国时代，匹夫与君主之关系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对比性或关联性政治话语，近乎“百家言匹夫”。

统而观之，匹夫要么与诸侯相联，要么与人主相关；要么与圣人相提，要么与天子并论；要么与明君对称，要么与暴君对应。

这种话语的联系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它意味着“匹夫”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的一个视角和维度。当然对此作出实质性论证的是儒墨两家。

从思想史角度看，儒墨两家已经解决了从王权时代和君权时代向皇权时代转化过程中天子的“出身”问题。

因为在王权时代，王总有一个“贵族”身份，三代诸王无不如此。近代“古史辨派”批评国人伪造历史，把三代诸王的祖先全都安排在同一个朝廷，成为尧的大臣。

这诚然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现代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三代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部族或集团。它们属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

它们之间彼此共存，既存在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又存在有先后取代的关系。所以，三代诸王的贵族血统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春秋战国，王权体制崩溃，王权体制元首的贵族性身份之危机已不可逆转。而君权体制本身又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合法的天子。

君权体制下的君主虽然有国家有社稷，但却无天下无天命。寂寞的周天子早就丧失了感召力，而为人们所抛弃。

春秋霸主们的戏剧性表演固然有双重效应，即似乎久被人们遗忘的周天子又与诸侯们坐在了一起。但这并非平起平坐。

其座次顺序更不是由天子来决定，而是由诸侯来安排。这说明，权力的下移并不能自然产生相应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天子诸侯之间的两种状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均不能使天子诸侯二者相提并论。

但正是通过齐桓晋文两位霸主之手，才使得周天子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齐桓公是率领诸侯象征性地朝拜周天子，而晋文公则是实质性地召见周天子。

周天子的合法性权威已名存实亡。至于周天子对“三家分晋”的认可，则给了天子合法性的自杀性的最后一击。

如此，伴随着天子合法性的终结，新的政治秩序却又没有随之建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合法性真空”。

这就意味着，霸权政治在取代王权政治之后尚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至少当时人们内心并不认同从霸主到天子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既然霸主们并不能占有天下，那麽天命也就自然处于“悬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何以可能，就成为一个问题。

本来，天子应当具有什麽条件和德行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天子的条件和德行逐渐下移（当然不是降低条件），转向了天子的出身来源？

因为思想视角的这一转移，就使得政治立刻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天子完全可以从诸侯大夫以外的平民中间产生。

不具有贵族身份的平民能否成为天子，又通过什麽方式成为天子，这些关键性问题，很可能直接引发了政治观念的“革命”。

比如，“公天下”、“尚贤”、“禅让”。“公天下”是匹夫天子的法理依据，“尚贤”是匹夫天子的制度保障，“禅让”是匹夫天子的程序要求。

显然所谓“公天下”、“尚贤”、“禅让”主张都是围绕匹夫天子来设计的。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天子的平民身份。

我们这里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天子必须要有一个平民身份？即“禅让”为什么必须让给一个“平民”？

因为从常识看，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于天子之子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既然是将天子之位让于天子之子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那又为何非得要把天子之位让于平民？难道让于其他诸侯贵族就不行吗？

如果说“禅让”必须要体现出“尚贤”原则，那麽难道能够说只有平民中有贤人，而贵族中就没有贤人吗？既然贵族中肯定也有贤人，那又为何特别强调让位于平民？

是否只有把天子之位让于平民，才能真正体现出“禅让”的“公天下”之精神？概言之，天子的平民身份究竟意味着什麽？我相信，这一点绝对是“禅让说”的本质。

关于“禅让说”，近人有相当细致的研究。依据顾颉刚的考证，“禅让说”的思想脉络大体依稀可辨。

依其所说，墨子首先创造了尧舜的禅让“历史”，继而儒家又补充了舜禹的禅让“结局”，比如，子思就相当明确地阐发过禅让的思想，而孟子所说的舜禹禅让同墨子所说的尧舜禅让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

“从此以后，《墨子》里的百里诸侯出身，征有苗而有天下的禹，也就变成了匹夫出身，为天子所荐而有天下的禹了。”

杨宽则进一步推测，禅让传说应当来源于神话。他受到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启发，认为尧舜原来都是神话中的上帝，禅让本来也应发生在天上。

这一禅让神话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禅让说”究竟起源于何时何人并不十分重要，其背后是否多少有些模糊难辨的历史影子也不重要。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其中的天子之平民身份。即便是舜最初为一天帝，但在成熟的“禅让说”中，他就已经成为一介匹夫。

这正像禹原来也曾是一诸侯，但后来却成了平民一样。那麽，从匹夫到天子，这中间存在有何种值得重视的思想动向呢？

难道这里面潜在的观念逻辑真的是一种简单的“尚贤”主张吗？虽然从道理上说，“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里产生出来的；倘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想，就绝不会有禅让的传说”！但“尚贤”与“禅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在王权时代，封建天下，所谓“尚贤”也只是局限于少数贵族；在皇权时代，吏治天下，所谓“尚贤”也只是限制于官僚层面。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尚贤”都与天子无关。也就是说，“尚贤”始终都是存在的，至少在人们观念上是被接受和相信的，但关键是它从来也没有真正涉及到天子层面。

即便天子也需要“尚贤”，但那只是限定于天子一家一姓之中，而根本没有扩及到广大平民阶层。

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如果按照“尚贤”的逻辑继续走下去，直到顶点，就会从贵族百官扩及到天子，就会从天子一家一姓扩及到天下所有平民百姓。

但这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卡在这个点上。如果不涉及天子，什麽事情都好说；反之，一旦涉及到天子，什麽事情都立刻变得不好说了。

所以，从百官之“尚贤”到天子之“禅让”，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环节。这就是说，天子的平民身份对于中国政治观念绝对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这一突破使“尚贤”变得更加彻底，从而有可能在观念上最终实现“公天下”的政治理想。

当然，也可能是首先有了“天下为公”、“尚贤”、“禅让”等观念之后才接着产生天子出身的平民性问题。

更有可能的是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思想互动和照应。总之，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

不过这并不重要。在“公天下”、“尚贤”、“禅让”这种观念的发生链条中，天子出身的平民性已经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核心环节。

它昭示着，天子必须具有一个新的出身，才能完成王权体制和君权体制向未来的普遍性的新型皇权体制转换。

这样，王权体制和君权体制下天子的贵族身份必须让位于皇权政体下天子的平民身份。

为了完成这个艰难论证，儒墨两家似乎在不谋而合地进行着一种富有成效的理论合作。

合作的结果就是通过制造出一套新型历史话语来阐述“匹夫天子”是古已有之。它甚至构成了一种最令人艳慕的“禅让”政治传统谱系。

在这套政治传统谱系中，天子的出身和德行缺一不可。它将最高统治权力同最普通的平民身份直接嫁接起来，使得“匹夫天子”成为最具民众感召力的政治权威。

比如，在这套新型历史话语中，舜作为一个普通人，由于其超常的孝与仁而声名远播，后来得到尧的赏识和重用，成为尧的女婿和接班人，直至作了新的天子。

但在尧舜“禅让”模式中，真正的主角是舜而不是尧。比如，在《尚书》的“尧典”和“舜典”以及时间稍晚但叙述更为系统和完整的《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尧的面目非常模糊，远不如舜的形象和事迹来得生动鲜明。

故而有人怀疑尧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太阳的化身。这倒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国人习惯于说“虞夏商周”，而从不说“唐虞夏商周”。

其实，再进一步分析的话，禹的身份更是令人困惑。禹先是诸侯，后又被说成是庶民。其是否被舜禅让为天子，也说法不一。

不过，匹夫而为天子的不光有“明君”，同时也有“暴君”。比如蚩尤。虽然蚩尤的身份尚不确定，但这些不同的说法本身就透露出诸多的信息：

第一，它认为“匹夫天子”有善有恶，从而使“匹夫天子”的思想属性变得更为丰富；第二，它证明了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即战国时期的“匹夫天子”作为一种极富魅力的政治观念是客观存在并广为人知的。

在政治理念上，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王权体制元首的贵族血统将被皇权政体元首的平民身份所取代。

所谓“英雄不问出身”说的并不仅仅是布衣可取将相，同时也说的是匹夫可成天子。

汉人枚乘坚信这点：“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但这里不可不辨的是，舜禹以匹夫而为天子是源于和平式的“禅让”，而刘邦以匹夫而成天子是基于暴力式的“攻伐”。

这就意味着，“匹夫天子”的性质和内涵在此均已发生变化。它使刘邦的态度变得相当暧昧：“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它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

据其意，他并不否认尧舜禅让，只是认为其原因不在己而在子。换言之，禅让并非出于尧舜德行之主动，而是出于其子无能之被迫。

刘邦的看法非常朴素和平民化：“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从常理看，禅让天子可能而不可行。

这也就蕴含着他对自己这种攻伐天子的自觉认同。就历史实际言，匹夫天子的现实逻辑似乎只能生成于皇权政体下的这种“功德”模式。

思想史由战国至后战国所产生的深刻变化是，思想史将更内在地受制于政治史或制度史的结构性制约，而天子出身的思想论证也正式由观念期待转换落实为事实认定。

尽管如此，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逻辑转换也绝不容轻易忽视。源于战国的政治观念终于落实为一种后战国的政治实践，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必须深思之事。

从某种意义上，政治观念上对于天子身份的平民性要求和论证正是对春秋战国世俗化运动的一种深层反映。

它暗示出，真正意义上的匹夫天子与完整意义上的世俗社会将会在帝制时代一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