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219 年之秋，当关羽之首级被送至洛阳，这位威震华夏之武圣决然未曾料到，其亡故竟会引发一场关乎责任归属的千年论争。当我们拨开历史之重重迷雾，便会惊觉，此出悲剧之导演并非某一特定之人，实乃刘备集团深层次之战略阙漏。这个以仁义自诩之政权，于荆州事宜上接连犯下三大致命舛误，最终致使忠勇无双之关云长沦为战略失误之牺牲品。

刘备入主益州之际，诸葛亮率张飞、赵云溯江而上，独独将荆州托付于关羽。此种人事安排，看似信任有加，实则暴露出刘备集团对战略要地之认知混沌。当孙权屡屡索求荆州之时，刘备以“得凉州还荆州”之虚词推诿，如此外交策略，既失信于盟友，又未能适时调整战略重心。建安二十四年汉中大捷之后，刘备集团本应集中精力巩固益州，却纵容关羽于荆州孤军北伐。史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此种重益州而轻荆州之战略失衡，为其后之悲剧埋下祸根。

诸葛亮于《隆中对》中构想之“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之战略，于赤壁之战后已凸显出严重之缺陷。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实乃四战之地，既要北御曹魏，又要东防孙吴。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时“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此看似为关羽之傲慢，实则为诸葛亮战略设计中漠视孙刘联盟脆弱性之必然结局。当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之时，诸葛亮未能预见曹操可能联合孙权之战略转向，此种战略判断之滞后，直接致使荆州孤立无援。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与曹操达成密约绝非偶然。自鲁肃离世后，江东战略家对荆州之执念已然超越联盟利益。吕蒙“全据长江”之战略构想，与诸葛亮“跨有荆益”之设计形成不可调和之矛盾。当关羽将湘关米用作军粮时，此不过是孙权背盟之借口。孙权选择于建安二十四年动手，正是看准刘备主力在汉中、关羽孤军深入之绝佳时机。此种政治投机背后，折射出刘备集团对盟友关系维护之彻底溃败。

站在公元 223 年白帝城托孤之时空节点回溯，刘备临终前“君才十倍曹丕”之慨叹，或许暗含着对荆州之失的悔意。关羽之死并非个人之悲剧，而是一个新兴政权于崛起进程中必经之阵痛。当我们苛责关羽刚愎自用、孙权背信弃义之时，更应洞察：于群雄逐鹿之三国时代，任何战略失误皆需以鲜血来抵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