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国旗挥舞，国歌唱响，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但国徽的位置空空如也。

为啥？不是不重视，而是压根还没定下来。

国徽这件事前后折腾了好几个月，设计方案一改再改，谁也没想到，最后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拖堂”的大事。

1949年的中国，国旗敲定了，国歌也暂定了《义勇军进行曲》，唯独国徽还没着落。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发启示向全国征集国徽设计稿，三条要求：有中国特征，能表现政权属性，还得庄重大气。

全国各地群众热情高涨，稿子如雪片般飞来，结果呢？全都不合适。不是太复杂就是太简单，要不就是样式过于“艺术”，完全压不住场子。

于是，设计任务落到了专业人士的头上。林徽因和梁思成设计的国徽方案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的。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设计方案，以“玉璧”为主体，寓意传统中国文化的纯粹。

玉璧是啥？简单来说，它是古代祭天仪式里的重要器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象征。

再加上设计中用了大五星和四颗小星星呼应国旗，麦穗和齿轮象征工农联盟，整体颜色是金、玉、红三色搭配，透露着一种金镶玉般的古典美。

网上不少网友看了林徽因团队的设计稿后感叹：这设计绝对顶级，但要真用，这国徽还真不合适。

说实话，这设计放今天也是一绝，放博物馆里更是传世精品。它端庄、典雅、精致，像一件中式嫁衣，处处都是古典美学的讲究。

但问题也出在这儿——它太讲究了，讲究到让人觉得有些“过于稳重”，甚至带点古旧的味道。

林徽因的设计落选后，张仃和周令钊等人又接过任务。

张仃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代表，干活儿带着一股子“革命劲儿”。

他们的方案突出“天安门”这个主题，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起点，是人民的象征。

设计里还有齿轮、嘉禾、红色绶带、五颗红星，象征工农联盟和全国人民大团结。

虽然细节上不够精致，历史底蕴也比不上林徽因的方案，但它有张力，有情感，能让人一眼抓住它的精神内核。

周总理看过设计后，又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小麦象征北方农民没问题，但南方的稻农呢？这设计不能只顾北方，得南北兼顾。

于是，设计中又加入了水稻元素，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天安门为核心，外环小麦、水稻和齿轮的完整方案。

两种风格放在一起，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评判。

审美本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国徽的意义又决定了它不能只是单纯的美。

1949年9月25日，毛主席主持会议，讨论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最终方案。

会上，大家对林徽因团队的设计赞赏有加，但也提出了不少质疑：这设计确实漂亮，但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古典化了？

新中国刚成立，需要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气势，而不是一种“沉淀了五千年的厚重感”。而张仃团队的设计尽管还有些粗糙，但它的情感表达和现实意义更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

最终，经过讨论和投票，张仃团队的方案以微弱优势胜出。

周总理提出了一条关键建议：张仃的设计有情感和现实的优势，但林徽因团队的审美价值也不能忽视。

于是，两个团队的方案被整合到了一起。最终的新中国国徽，以“天安门”和金五星为主体，颜色调整为庄严典雅的金、红主色调。

梁思成团队的细节处理和色彩运用让国徽更具艺术美感，而张仃团队的设计核心则保留了下来。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最终方案。

毛泽东主持会议时，亲自宣布这一决定。那一天，新中国的国徽正式诞生。

林徽因的落选方案确实是个遗憾，但这个遗憾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对美的不同诉求。

林徽因的设计代表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极致之美，它是对过去辉煌历史的回望。而张仃的设计，则是对未来的展望，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力量和象征。两者都美，但美得各有侧重。

如果单看网友们的感叹，“审美确实一绝，但真不合适”，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

国徽不同于一幅画、一首诗，它不仅要美，还得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它的情感表达，来自于它所承载的时代精神。

林徽因的方案太精致了，美得有些“独”，而张仃的方案则更“接地气”，更符合那个年代的中国。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设计理念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他们的设计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张仃的设计则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表达，它更贴近大众，更能让人产生共鸣。

林徽因的设计虽然落选了，但她的审美和文化理念却通过整合方案被部分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国徽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徽因的国徽方案虽然没能成为最终的选择，但它却留下了一种“未完成的美”。

最终的国徽，让我们明白，美，不只是为了欣赏，更是为了传递一种共鸣和信仰。

放眼全球其他国家的国徽，中国的国徽确实很出挑，最具大国风范。

人民政协网：揭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如何诞生的？

新京报：百年瞬间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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