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出身的干部们，有时不仅仅看职务、军衔高低，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双红一。顾名思义，就是曾经在红一方面军、并且是红一军团战斗工作过的同志，往往被认为最“根红苗正”。
这其实是因为，毛主席和朱老总早年带的队伍，就是以“双红一”为典型的，所以军队里后来有许多人，以红军时出身双红一为荣，也是很好理解的。
不过毛主席本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认为过于突出“山头”了。人民军队壮大到数百万人规模，包括多个部队体系和历史脉络，搞山头主义是不好，不利于团结和发展。
符合双红一标准的开国上将里面，有一人尤为特殊，就是黄永胜。为什么呢？他不光是地地道道的双红一，还是秋收起义出来的将军，这项资历很了不得。
1927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所以黄永胜追随毛主席的时间非常长；而黄永胜的本名叫黄叙钱，“永胜”二字是他参加革命后，毛主席亲自改的。显然，没几个将军能具备黄永胜这样的经历。
在57位开国上将里面，黄永胜的军事才能属于前列，是一名难得的战将。四野番号在1949年确立，精兵猛将如云，下辖的4个兵团里面，程子华担任第13兵团首任司令员；后来程子华奉命转到地方任职，在13兵团接班程子华的人，正是黄永胜，由此可见其实力、地位不凡。
不过能打仗的人，往往不会是全才，有其他方面的短板。黄永胜虽然军事战绩突出，但弱点也很明显，就是个人纪律性差一些，惹出过不少“节外生枝”的事，为此常遭到上级领导批评。
比如部队南下打到广东后，黄永胜曾带着两个高级干部，不打招呼就渡海去香港（当时还属于英占时期）旅游，确实有些荒腔走板，事发后遭到首长狠批。
其实有首长管，是好事情。黄永胜也知道自己的缺点，需要有人约束着，才不至于闯祸。军事生涯中批黄永胜最多的人，就是四野老政委罗荣桓。
罗帅活着的时候，黄永胜远远见到他就心虚，往往躲着走、绕道走。可1963年罗荣桓不幸病逝，黄永胜却痛心疾首，含泪写了1万多字的悼念文章，深情回忆这位恩师。黄永胜平素不大爱写材料，但这一次却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悼念罗荣桓，可见他对罗政委的感情之深。
建国初期，黄永胜一度陷入到麻烦之中。此前四野部队大部分往南打，是解放两广的主力，多数官兵留在了南方。黄永胜本来是13兵团司令员，而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中央认为风格稳健的邓华更适合指挥大兵团出境作战，便把黄永胜调到了15兵团，暂时不用赴朝；邓华则接替了他原先的位置，成为彭总在朝鲜战场的副手，这令一心好战的黄永胜郁闷不已。
这样的烦躁心态下，黄永胜在国内惹上了事。大陆基本统一后，解放军各级部队落实一些优待政策，其中一项是安排老红军回乡探亲，也叫“荣归故里”。
这些官兵打了几十年仗，要回老家基本都是天南海北，费用问题需要解决，否则靠个人是很难承担的。所以每个人发60块银元的探亲费，这是上级确定好的政策、各兵团都是一样的标准。
60块银元够不够呢？路途近的基本没问题，但四野官兵从北往南跨了大半个中国，有的老红军离家特别远，难免对这个数额有微词。当时黄永胜有个很器重的部下，为了路费的事，主动来兵团部找他：司令员，60块银元不太够用，队伍里已经有些情绪了，标准能不能涨一点？
面对这种事，如果换了其他兵团首长，或许会跟下属耐心解释组织的政策；或者脾气大一点的，直接一口回绝掉，但黄永胜不是这样。
黄永胜没怎么多想，就回复道：我看这钱，也不怎么多！通知下去，按每人80块银元的标准执行好了。
对方一听，自然很高兴，便乐呵呵地回去给大家“报喜”。这样一来，路费肯定是够了，但黄永胜的做法却犯了纪律。他虽是兵团司令员，打仗时可以指挥十几万大军，但在敏感的费用问题上，黄永胜根本没权力擅自更改上级决定，触及到了红线。
这件事很快就闹大了，四野部队里盛传15兵团路费标准高，比其他单位多20块，这引起了兄弟部队的强烈不满，令相关工作非常被动。黄永胜却满不在乎，以为过段时间就没人提了，但事情的后续发展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时任四野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接到投诉后专门派人核实相关情况，结果不出意外地查到了黄永胜头上。谭政虽不像罗荣桓那样，批黄永胜次数那么多，却也对黄永胜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于这次事件，谭政感到很生气。
更严重的是，当时全国都在搞“三反五反”，抓的人不少，并且处理得很严肃。人民军队一直是模范，也是备受关注的单位，所以在“打老虎”期间，黄永胜真是碰上事了。尤其中南军区的陶铸同志，历来铁面无私，指示要严查严办。
相关材料甚至被反映到了北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亲自办理。罗瑞卿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主抓司法公安，为了调查这件事，甚至亲自去了一趟广州，跟黄永胜及相关同志面谈。
黄永胜一见到罗瑞卿，吓得脸都白了，这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军法无情，黄永胜赶紧如实“招供”，并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罗瑞卿查实完问题后，回到了北京，并把相关情况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毛主席看着材料，略一沉思后，对罗瑞卿给出了指导意见：黄永胜这个同志，我是知道的，还是要确保过关。
有了毛主席这番话，黄永胜事实上就安全了。“路费事件”大事化小，最后黄永胜只做了个书面检讨，没有被深入追究，仍然继续执掌15兵团，后来还升任大军区司令员、全军总参谋长，1969年官至副国级。
主席向来讲原则，为什么对黄永胜“轻轻放下”呢？因为黄永胜的做法是越权了，但严格来说他没有以权谋私，主席认为，他是在给兵团官兵争取福利，而不是给自己行方便。
毛主席是很重视老红军的，1955年全军授衔前，主席还亲自定下了“三千红军不下校”的授衔原则，既尊重军史、又体现出中央对红军老兵的照顾与肯定。
所以并不是因为黄永胜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双红一将领，就被法外开恩；如果黄永胜这次真的徇私获利了，就算有再硬的履历和背景，也不可能会得到主席的原谅。毛主席处理得公允合理，叫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