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春岭（Dong Chunling）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3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生去世。基辛格是美国久负盛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他同时也是一位世界级战略家、思想家，其百年人生历程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也成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斯人已逝，唯思想不朽。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体悟到他宏阔的战略视野和洞察力，依然能够从这位改变了冷战进程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中获得智慧和启迪。

基辛格“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既受欧洲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影响，也受冷战期间对“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一重要学术命题思考的影响，更得益于其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时期一系列关乎国家安全的具体实践。这种安全观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国家安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谋求核优势地位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其结果是双方很快陷入某种“安全困境”，即双方都为谋求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大安全投入，结果却是双方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基辛格认为，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实现之后，确保核均势是对双方国家安全而言最好的结果。为此，他大力推动美苏之间的核裁军谈判进程，一定程度上让双方从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中“解套”。基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与他的这一贡献有关。

▲1972年5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在莫斯科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

其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应当是国家利益、国家实力，而非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安全的目标，而国家实力决定了国家安全实现的方式和路径。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在进行大战略运筹的同时始终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推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转圜的契机，推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尼克松主动访问尚未与美建交的中国，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改变了冷战的历史发展进程。美国在没有大幅增加投入的前提下，通过外交运筹改变了全球战略平衡，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其三，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与时俱进，必须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前沿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冷战期间，基辛格对核武器的危害性及大国冲突的灾难性风险有着充分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对新战争形态下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思考，美国才及时进行了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进入新世纪，针对中国快速崛起这一地缘政治新现实，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中美共同演进”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美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开出了药方。而在《世界秩序》一书中，他敏锐地指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互联网、核扩散、气候变化给美国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在最新的著作中，他仍紧跟科技前沿，立足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的国家安全新现实进行战略思考，对人类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忠告。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观”对我们认识和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基辛格曾多次指出，“中国追求的是国家安全而非霸权”，而美国则是以霸权思维来处理中国的国家安全诉求，二者的认知差异成为今天中美战略冲突的重要根源。霸权是零和的，是绝对安全观的一种体现，而国家安全则是非零和的，是可以通过“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来实现的，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用客观事实推动美国改变认知、更新观念。

▲1973年2月，毛主席会见基辛格。

其次，中美两国都应超越意识形态分野，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来降低冲突风险、增进合作。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选择脱钩断链、构建两个平行市场还是共同的全球化方向？选择阵营对抗、展开一轮新冷战还是大国合作、全球治理？人类社会是走向文明进步还是回归“丛林法则”？中美能否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既是两国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

其三，中美两国都应担负起时代和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携手解决新科技背景下的全球共同安全问题。基辛格曾多次指出“中美两国拥有为世界带来和平进步的独特能力，同时也具备相互摧毁对方、同时毁灭世界的能力，两国必须找到和平共处之道”。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已经把新的国家安全必答题摆在了两国面前，而是否与时俱进地树立“在共同安全中实现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观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两国能否携手迈向“旧金山愿景”的重要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