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VS美元霸权?——中美货币竞争中的友好对手

浩霞看国际 2023-12-16 08:39:06

作者: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副主编,研究方向为金融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国家金融安全与全球公共管理;崔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货币政治;Malcolm Campell-Verduyu,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新兴技术、非国家行为体与专业知识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来源:Zhang Falin, Cui Yang and Malcolm Campbell-Verduyn, “Digital RMB vs. Dollar Hegemony? Friendly Foes in China-US Currency Compet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3): 1-26. (https://doi.org/10.1007/s11366-023-09876-w)

导读

数字化转型正对国家间的货币政治产生战略性影响。通过探究人民币的快速数字化是否会撼动美元霸权,本文尝试为理解中美竞争的本质做出贡献。关于数字时代货币竞争的观点可以分为“传统性变革”与“变革性连续”。鉴于这两类观点过于“技术决定论”,本文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概率波动”。借鉴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货币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尤其是前者强调技术变革的不可预测性与易错性,本文剖析了国际货币霸权的功能、利益与权力,进而更加细致地评估了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挑战。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更广泛的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第二,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将逐渐侵蚀美元主导地位的功能基础与货币利益,也将削弱美元在亚洲与其他地区的国际货币权力;第三,当前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数字货币竞争基本上是友好的,其未来发展仍不可预测。上述发现表明,在美元数字化进程同样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既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国际货币合作,也有可能发生不太友好的竞争与波动。

引言

数字化转型是否正在改变长久以来的霸权竞争态势,如果是,这种改变是如何进行的?随着国际关系中的数字化兴起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大国竞争可能增添新的维度。在国际关系这一将霸权竞争作为核心考量的学科中,数据化(Digitization)与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发展将有关“数字化变革”的全球政治二分为“低阶政治”与“高阶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通常被学者们理解为经济或安全问题。然而,重要的例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金融安全关系领域已经开始综合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家间权力的结构性关系。鉴于此,通过考察数据化与数字化对国家间金融安全关系产生的影响,本文将继续为IPE与金融安全的“架桥”研究做出贡献。具体来说,本文探讨了中国货币更快的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元的霸权。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货币数字化程度的不同?数字化是否正在引领一种新型国际货币竞争,并重塑长期存在的货币霸权的历史趋势?

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谨慎的“否”。尽管人民币的数字化进程相较美元更快,但这似乎既没有根本性改变中美之间的金融安全关系,也没有改变货币霸权的历史趋势。尽管如此,难以预测的波动关系正对如何评估货币数字化产生影响。这种波动状态通常以所谓的大国间友好竞争为表征,但这些国家进行数字化尝试的初衷往往是为了国内创新,而不是激化国际竞争。

然而,技术变革难以预测的本质意味着,主要国家可能会更积极地将数字货币实验“武器化”,从而增加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数字时代日益激烈的货币竞争有可能加剧中美在亚洲或其他地区的摩擦,也有可能让“冷战”的说法升温。但本文认为“货币竞争一定加剧摩擦”的论断并不一定可靠,因为研究者需要密切关注时代背景,平衡高波动性、高错误率的新兴技术变革与国际货币霸权中古老而长期的趋势,从而更细致地理解国际货币竞争在数字化时代的演进。

本文将用四个部分来阐述这些论点。第一部分将有关数字人民币的争论分为两个“阵营”,两者都以高度确定性的方式看待数字人民币。参考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SCOT),本文提供了一个有鲜明对比的“概率波动”框架,更加强调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因而有别于所谓“传统性变革”(Conventional Transformation)或“变革性连续”(Transformative Continuity)的观点。第二部分讨论了支撑货币霸权的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国际货币的功能、利益和权力。第三部分从IPE的视角出发,在更广阔的货币数字化背景下评估了中美货币竞争,其中包括以各种“加密货币”形式进行的非国家实验。最后一部分详细阐述了研究结论:(1)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正在丰富;(2)美元霸权的功能基础和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货币权力正在被稀释;(3)一种愈发不可预测的波动状态既可能带来更大的合作,也可能带来不那么友好的货币竞争。当前以国内发展和维护国际稳定为主的数字创新,也有可能迅速转向不那么友好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美两国积极鼓励国家创新,从而加剧了国际不稳定。

一、什么是/为何关注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事实与争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央行数字货币(CBDC)定义为“一种可以成为法定货币的具有广泛可访问性的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国际清算银行进一步将CBDC定义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准备金或结算账户余额的央行货币的数字形式”。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相呼应,中国人民银行将中国的CBDC,即数字人民币,定义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通过加密技术、可控匿名、可编程性等新的技术特征将传统现金与电子货币结合在一起。

我们该如何理解货币数字化的过程和影响?本节综合国内和国际维度,概述了关于货币数字化(真实和潜在)影响的三种观点。

(一)国内发展背景与国际影响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在中国国内,数字人民币项目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打击国内非法犯罪活动,推动普惠金融,以及通过打破微信和支付宝的电子支付垄断来重构国内金融市场。本文认为推动数字人民币项目最大的动因是政府对非官方数字货币的监管打击(见图1)。

此外,若要理解中国国内数字人民币试点对包括美元主导地位在内的更广泛国际影响,需综合看待国内外因素。数字人民币是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出现的,国际社会上有超过100个国家正在积极发展CBDC,就涉及的人口和交易数量而言,中国的CBDC试验是最大的。与中国快速推进人民币数字化相比,截至2023年,美元数字化还停留在早期论证阶段,具体的技术细节和路线图都有待确定。

美国对货币数字化的“观望态度”使得本文将技术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这意味着最好将中美货币竞争的现状理解为“友好对手”之间的竞争,其焦点主要是面向国内创新,而不是增添国际货币关系的不稳定。换言之,目前所理解的友好竞争仍是不确定的,需要利用数字化转型实验的这种潜力,逐步或突然地从关注国内转向更积极地应对国际货币关系的不稳定。

(二)超越传统性变革与变革性连续的概率波动

为了理解人民币的快速数字化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影响,需要避免“一旦启动,数字化就会按照预期发展路线与影响路径线性进行”的技术决定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日益盛行的SCOT理论不仅避免了技术决定论,而且避免了社会决定论,强调人类活动与技术对象的“共同构成”如何“既非随机的,也非偶然的,而是沿着某些充分记录的路径”驱动事件。SCOT理论认为,货币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现象,尚未发生“技术封闭”,CBDC的试验和试点发行仍然存在故障和错误。因此,本文基于SCOT理论,反驳既有的“传统性变革”和“变革性连续”观点。

“传统性变革”观点认为数字人民币必然会通过“选择性重塑国际金融秩序”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并将中美货币数字化竞争看作是大国主权货币之间的数字货币战争。而这些观点正是建立在中美两国长期以来的国内叙事基础之上,如美国评论人士和企业强调“中国威胁”,即货币数字化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中国相关研究倾向于强调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数字人民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

“变革性连续”观点则认为,通过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来改变现有秩序的言论仅是“说说”,对数字人民币的炒作并不能撼动美元霸权。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k Paulson Jr.)曾公开表示,备受吹捧的数字人民币“不会改变人民币的基本性质”。这种观点的基础在于,CBDC总体上是“进化而非革命”,货币数字化并不存在明显的“先行者优势”,后来者能够从先行者的尝试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虽然美元数字化进程相较人民币缓慢,但并未陷入根本性“落后”。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并未直接或明确地寻求削弱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可能会在任何方向上数字化美元,本文“概率波动”的观点认为,现在就“传统性变革”或“变革性连续”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数字人民币并非一定会挑战美元霸权。“技术治下的和平”既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变化,也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期的技术变革。因而数字人民币(现实和潜在)的挑战与其说是预先确定的,不如说是曲折难测的。

二、测量美元霸权: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为了探析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波动性影响,在SCOT理论的启发下,本文从IPE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涵盖了货币霸权关键且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货币功能、货币利益和货币权力。

霸权货币充分履行了传统定义上的货币功能,即价值贮藏、记账单位与交易媒介。美元霸权源于“历史决定的背景,因而美元被用作主要的国际储备工具、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竞争货币对货币霸权的挑战则体现于前者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内以及大宗商品等关键市场上履行这些功能的程度。尽管俄乌冲突、美国的制裁、去美元化和“国际反美元”浪潮都为人民币的扩大使用提供机会,但当前美元在三大国际货币功能上仍占据主导地位。

货币霸权的货币利益包括国际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宏观经济灵活性、政治杠杆与国际声誉等。国际铸币税意味着以主导货币计价的现金和金融债权的国外积累。交易成本降低则使得货币霸权国的公民、企业与政府受益,享有低汇率风险、廉价借贷等特权,并在对外交易中享受便利。宏观经济灵活性主要是国际收支限制减少对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产生益处。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但没有面临任何紧迫的调整压力,原因在于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为赤字提供资金。

霸权货币的货币权力包括关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这些权力相互存在关联。关系性权力存在于直接的双边货币互动中,发行国从货币兑换、货币协议和外汇储备的发展中获益。制度性权力体现在更为间接的联系中,这些联系形成于制定和实施正式规则和标准的国际货币机构的内部和机构之间。结构性权力指的是发行国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处于不同程度的边缘地位。观念性权力则意味着货币发行国的观念和规范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

货币霸权的上述三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有时甚至存在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国际货币功能是货币霸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履行国际货币功能往往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和权力。有鉴于此,图2仔细考量了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且不断发展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旨在为理解数字人民币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影响提供基础。在稳定/非稳定币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下文将继续从这三个方面评估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霸权的真实或潜在影响。

三、剖析数字人民币在多元数字货币世界中的影响

本节将分析数字人民币可能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研究表明,尽管数字人民币处在快速发展中,但它只是通过增加“友好的官方—私人货币竞争”这一货币关系新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货币政治模式。事实上,一个新的货币竞争领域加入到传统货币政治,有利于对支撑CBDC的数字技术开展研究。在当前数字化的世界中,大国对货币权力的竞争涵盖了微处理器芯片生产到互联网线缆制造等。同时,在一个日益以“金融科技”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线缆、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等数字货币的物质基础都增加了重塑结构性权力的机会和风险,由此,本文避免支持前文概述的任何一种确定性观点。

(一)丰富货币功能,但侵蚀美元的基础?

无论是否有意,数字人民币已经开始履行部分国际货币功能,并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引发国际货币关系的波动。作为主要经济体的首个CBDC,跨境数字人民币理论上可以履行所有货币功能。如果数字人民币得到广泛认可,可能会对美元的国际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继2020年中国和新加坡开展数字货币合作后,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以及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Bridge)。同年,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与包括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内的4家中资机构合资成立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在促进亚洲地区跨境贸易和商业的发展,有研究指出,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使用,数字化有可能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达到欧元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面临着传统限制和新兴限制。数字人民币目前仅限于实现计价货币和投资货币功能。由于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且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人们普遍认为,短期内数字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是有限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现有障碍并不会因为数字化而简单消失,但增加人民币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使用也有可能逐步激发和加速中国市场导向的金融开放。然而,正如我们SCOT观点所强调的那样,这些过程不会自动完成,也不会简单线性演变。通过研究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货币:非稳定币、稳定币和CBDC(特别是数字人民币),表2评估和比较了它们对美元国际功能的影响。

注:“No”表示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影响很小;N和P分别代表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由于一些稳定币全部或部分锚定美元,它们通常对美元的功能产生积极影响。

(二)稀释美元霸权的利益?

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美国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字货币将逐步淘汰纸币从而自动导致美元铸币税大幅缩水。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霸权的上述功能性挑战也可能会导致美元国际铸币税的损失。同时,相关国家法规也可能将数字人民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人民币对美元铸币税收入影响较小,美国能否保持其主要货币利益,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比如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而这主要由福特式生产体制到金融主导体制的结构转型造成的。也就是说,美国能否维持其关键的货币利益取决于金融主导体制的可持续性。

降低交易成本是是美元收益的另一关键,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均可对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于传统跨境支付系统,数字人民币在挑战美元霸权的利益时具有三个优势,分别是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易扩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传统的单一货币或多货币跨境支付长期以来不仅以美元为主导,而且运行机制非常复杂,涉及到国际代理银行链的业务往来。例如,虽然汇款200美元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下降,但到2022年全球平均汇款成本仍达到6.09美元,其中数字汇款成本(4.79美元)明显要低于非数字汇款成本(6.69美元)。据称,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和跨境支付是免费的,每秒可达30万笔交易,基于“账户松耦合”,跨境数字人民币还可以实时结算。通过这些方式,数字人民币有望对美元霸权根深蒂固的货币利益构成更大的挑战。

随着全球范围内CBDC的兴起,诸如消除中介、简化国际支付流程及建立新的国际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等方式有助于大幅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并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如果美国金融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作为全球金融中介的重要地位,由美国主导的长周期跨境支付机制也有被点对点支付方案所替代的可能,美元将面临失去国际货币结构中心地位的极高风险。美国个人和实体将从低汇率风险、低借贷成本、高额租金等方面获益更少。此外,数字人民币也有可能增加中国在全球宏观经济失衡调整中的影响力,从而削弱美元的“嚣张特权”。

(三)货币权力流散与新的传播者?

货币权力与货币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和国际货币体系内遵循着不同的演进逻辑。在国内,货币主权通过“从权力到功能”的逻辑赋予法币货币功能。在国际舞台上,特定货币的国际货币功能赋予发行国货币权力,遵循“从功能到权力”的逻辑。基于这两种逻辑,数字货币与数字人民币对美元权力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分析,分别是关系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

如前所述,关系型货币权力主要指直接的双边货币关系中不平衡的影响或互动。这些不平衡的货币关系可以通过合作或强制的方式来操纵,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以该领域最具强制性的行动(即金融制裁)为例,数字货币被认为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了美国的货币权力。如果非国家数字货币威胁到美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司法权,美元的国内货币权力就将受到负面影响。在国际上,私人数字货币已经开始为公共和私人行为主体提供替代结算货币以减弱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比如使用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也承认数字货币“可能降低美国制裁的效力”,即通过提供“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持有和转移资金的机会”,建立新的金融和支付系统以减弱美元的全球影响力。

然而,数字人民币和其他CBDC并不会直接威胁美国的货币主权。目前,它们主要影响的是美元的国际功能。数字人民币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工具,以抵抗美国的金融“长臂管辖”——这一美元霸权的核心特征和金融制裁的关键措施。如果以数字人民币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能够逐渐形成,跨境交易绕过传统的国际支付与结算系统将成为可能。

数字人民币还可能引发国际货币制度的变化,体现在支撑制度性货币权力结构的组织和规则。这种结构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以及后来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规则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及国际金融发展和监管架构将受到数字人民币使用的挑战。法币的数字化可以改变传统国际支付结算规则的模式,而这些规则是美国制度性货币权力的主要来源。它们还可以为国际货币制度增加新的维度,也可以为国际货币权力增添新的来源,比如嵌入CBDC金融技术的组织、规范和规则。如上文强调的,数字人民币也可能使中国定义全球标准,并制定金融技术和CBDC的相关规则。

相比之下,国际结构性货币权力是长期内形成的,短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数字人民币能否引发以美元为顶点的货币金字塔发生剧烈变革,并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部分取决于中国国内金融政策如何服务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发展,也取决于主要货币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但到目前为止,新兴的数字人民币尚未给这个结构带来重大的实质性挑战,其影响甚至远远弱于其他传统货币曾经或已经带来的挑战。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发生在观念性权力中。自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于11世纪左右的宋朝发明以来,目前可以说是中国第二次走在货币创新的历史前沿。这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数字人民币不仅带来了数字货币,还带来了一个更广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和一种最初由私人数字货币发明的货币哲学。这些观念性根源以及数字人民币相对于包括数字欧元和数字美元在内的其他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对最终形式的观念性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四、结论

数字技术和数字金融是当前中美友好竞争的两个领域,其驱动和重点是国内创新,而非国际货币波动。鉴于当代数字金融的涉及面较广,包括非银行数字支付、互联网小额贷款、数字保险、数字理财、互联网众筹等,学术分析需更为系统地联接这两个领域。就此而言,数字货币在由来已久的国际货币霸权考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大国货币中的“先行者”,数字人民币的快速发展引发国际媒体对其是否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很少将国际“数字战争”与“金融战争”(及国内谈判)以审慎避免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联系起来。不同于“传统性转型”或“转型性连续”的确定性论断,本文提出了“概率波动”的观点以避免将数字化或人民币数字化的影响视作必然结果。

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增多的数字货币替代品丰富了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第二,与更广泛的替代品一道,数字人民币将逐渐侵蚀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功能基础,而且将稀释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货币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第三,在美元数字化尚难预测的的情况下,当前以国内发展为重点的友好数字货币竞争仍处于高度不可预测的变动状态,既可能产生更大的合作,也可能导致不友好的国际竞争和国际紧张局势。尽管数字人民币有潜力(即使目前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中美之间的金融安全关系,但这种潜力需要认真对待,尤其要比确定性观点更细致入微地考量。

总体而言,货币数字化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波动,因而促使本文从支持货币霸权的三个相互关联方面进行评估,即法定货币的功能、利益和权力。由此可见,未来研究需要更多以多元、交叉、非预定的方式考虑数字化对货币霸权的影响。正如本文所强调的,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如何应对CBDC在系统(国际货币稳定)与个人(普惠金融)层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尤为重要,而数字技术愈加频繁的使用反过来加速了这种监管反应。“监管科技”和CBDC在通过货币数据增强“数据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承诺,本文初步探析了它们对世界特定地区的影响,期冀更多研究能从具体的地理和历史维度定位数字发展,继续深入讨论“人民币崛起”与美元主导地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原文标题《数字人民币VS美元霸权?——中美货币竞争中的友好对手 | 国政学人》,文章来自公众号“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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