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伴随着儒家学派的兴盛。但是，秦国的帝王却偏偏喜欢上了“法”这一套，直到秦国统一了六国，统一了华夏，才将“法”这一套理论作为统治天下的理念。

其实，秦始皇于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韩非感觉是所谓的“知己”关系。受法影响，秦国才能终结中国四分五裂的格局，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并为后来的统一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当秦二世登基的时候，他对法的领悟太少了，根本不知道如何随机应变，这也是为什么秦朝最终会被推翻的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秦之衰亡，与“法家之学”有关，是“法学”使秦之衰亡。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么？

法制之于治国意义非凡。类似地，“以法治国”也是韩非所倡导的法家学说的核心。秦国能够如此迅速的壮大，与法家的理念分不开关系。

但从秦始皇登基到二世，一切都以“法治”为中心，统治者对“法”的高度重视，对“儒之教化”的忽视，埋下了深重的隐患。皇位者以为自己权利无穷，最终使得内部纷争不断，最终秦国灭亡。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对于秦国而言，法的确是一柄利器，但同时利弊尚未可知。

不过，从客观上讲，秦国能够从一个弱势国家发展到统一整个天下的国家，这其中，绝对少不了“法家”的影响。只不过，在和平年代，在治理国家方面，法家的理念并未跟上时代潮流，反而被统治者们误读成了更为极端的东西，而统治者们却浑然不觉。

秦孝公为扭转秦国衰败之局，于是启用了“商鞅”，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商鞅变法”的原因。商鞅的改革纲领充分反映了法家学说。这一场改革，使得秦国有很多优越的体制制度，这也是后来秦国兴起的主要原因。

一直到秦始皇登基为止，韩非的《孤愤》和《五蠹》才真正与法家产生了交集。韩非在这两部著作中，重点谈到了当前世界上的国家统治问题：君权逐渐被群臣蚕食和消解。在此基础上，王羲之提出“法”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知道了韩非的想法后，他很想和这位智者见上一面。甚至有一次，秦国入侵韩国，他还亲自下旨，将这个有才华的人招进了秦。不过，这一次的会面，却不是一般的会面，而是两个人一起喝酒聊天。韩非是为了“存韩”而来，两人都是为了秦国而来，从本质上来说，两人都是对立的。

期初，赢政才开始接触到一些关于法家的东西，并有一些兴趣。随后，秦国又出现了几次大变故，而这些变故的根源，都与韩非的《孤愤》中所说的“治国”有关。此时秦国的政局，正像韩非说的那样，君权四分五裂，朝中的重臣把持着政权。韩非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个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如果他放纵他们，那就是犯了大错。而嬴政亦是如此，所以他在政事上的做法，都受了韩非的影响。这时，秦国的法律观念，也就真正地进入到了国家治理的轨道之中。

因为两人的理念不合，最终嬴政和韩非都无法齐心协力的治国。而秦国宰相李斯，则是韩非的同门，两人都是荀子的弟子，不过李斯不放心韩非，所以几次三番的在嬴政面前陷害韩非。于是，嬴政便对韩非下了重罚，将韩非打入大牢，最终，因为李斯的阴谋，韩非被杀在了秦国。后来嬴政追悔莫及，但韩非虽然去世了，其理论受仍到了嬴政、李斯等人的高度评价，至今仍为秦国治理国家的实际工作所借鉴。

秦灭六国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国度就是在韩非的学说下确立的。韩非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从周代的分封制度演变到了后期的纷争。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那么君王就无法对他进行有效的控制，而这种由道义上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束缚也必然会被打破。所以韩非建议，君王必须要有足够的威严，才能让自己的子民不敢轻举妄动，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不过，韩非并没有主张君王拥有绝对的力量，而是认为君王在施展力量的时候，必须要遵守“道”的法则。其实王权过分强化的缺陷，只看秦国最后的收场，便可见一斑。

在那个时代，通过亲属关系来建立政权，是一种很普遍的制度。韩非也发现了这个系统的缺陷。他相信，君王的亲属关系，很可能会动摇君王的权威。在强大的力量之下，那些以血脉为纽带的权力也是不堪一击。一个君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必须要对身边的人保持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最初的老师是儒门，后来在他的修炼中，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叫做“法家”的东西。韩非在其《忠孝篇》中提出了“三纲”，他认为这是天下之常道。同时，他也对孔子的学说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相适应。至于周代的封疆大吏，韩非子并不认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他相信，这样的封疆大吏最终还是要面对一个混乱的时代。

李斯与韩非都是出自同一宗派，又都是荀子的弟子，受韩非之教，李斯亦觉得此时秦国不宜实行分封制。这也是为什么秦国会接受李斯的提议，给那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增加他的爵位的原因。这样，秦国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体。很显然，这里面韩非的思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领地制度。到了秦始皇后期，齐人淳、于岳也曾建议实行分封制，以利于秦汉王朝的统一。他从商周两个朝代都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商周制度的优势所在。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给秦始皇上了一封信，说让私学在百姓中间流传，对秦始皇的统治不利。这也就导致了“焚书坑儒”这件历史上造人诟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

焚书坑儒这一举动，实质上是一种思想一统，但却是以抑制民族意识形态为代价的。应征的这一举动，众说纷纭。

到了后来，秦始皇死了，二世登基为王，秦国的律法一天比一天扭曲。官员犯了错误，受到严厉的惩罚，百姓甚至不敢在大街上谈论国家大事。民不聊生，秦国更是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颠簸不已。无论是秦二世，还是李斯，都对自己的国家治理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

秦二世虽然信奉法家的最高权威，但他觉得自己是皇帝，皇帝的权利不容亵渎，所以他应该有享受的权利。这种认识源于韩非《五蠹》中对“尧”与“禹”的区别对待。韩非说的是因为贫富差距导致的矛盾，被秦二世歪曲为皇帝应该享受，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虽然秦二世误解了韩非的想法，但李斯并没有去纠正秦二世的想法。秦二世是当家的，他怕自己说错了话会激怒秦二世，到时候自己也会受到牵连。因此李斯，故意扭曲韩非的想法以迎合二世。

除此之外，李斯对于韩非的想法，也有些误会。韩非关于法治的观点之一，就是将“法”与“术”相统一。君王可以用手中的权术，来约束自己的部下，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君权的正统性，又避免了当权臣的势力膨胀。而李斯认为，这就是制衡监督君王的权利。李斯强调的是君主的权威，在这一点上，李斯的观点和秦二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统治者的错误观念，使得最终的法律制度从“中央集权”完全扭曲为“中央专制”。本来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如今却成为了最大的变数。那时的秦，刑罚严厉，手段残忍，民不聊生。因为统治者的极端观念，使得“法”在此成为刺入秦王朝的一把利刃。

虽然秦国的法家修炼成果看起来并不完善，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它。自秦国以来，虽然没有哪个王朝像秦一样，以法律为基础来治理国家，但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法律总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现在，法律依然存在。

因此，“法学亡秦”并非无的放矢。然而，让秦国覆灭的，却并非韩非所倡导的“法”，而是那被秦二世扭曲了的法制与变态的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