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土木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朝中局势大乱。

战局稍定，瓦剌狼子野心，决意乘势进攻北京，将明朝置于死地。危难之时，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率军保卫北京，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明朝。

于谦一战成名，堪称再造大明。

然而，这般英雄，最终却下场凄惨，活生生被斩决于崇文门外。

于谦如何再造大明？他又因何而死？于谦之死，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这一切，都得从正统十四年说起。

自明朝建立以来，四周便强敌环伺，位于西部的瓦剌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明英宗时期，双方矛盾彻底爆发。

彼时，瓦剌派遣大军南下，劫掠明朝边境。消息传回朝廷，明英宗震怒，在宦官的鼓动下，明英宗竟决意亲征瓦剌。

然而，明朝军队在土木堡附近打了一场大败仗，就连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军队俘虏。

一国之君被俘，这对明朝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

更让明朝群臣崩溃的是，瓦剌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多了几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底气。瓦剌以明英宗的性命为要挟，频繁向明朝索要财物，甚至要求明朝开关放行。

大厦将倾，为挽救明朝，于谦等人上书孙太后，请求暂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明代宗，又称明景帝。

景帝一朝，于谦是毫无疑问的军国重臣，而他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无比艰巨，那便是守卫北京城。

瓦剌来势汹汹，竟然妄图直取大明帝都，倘若北京失守，那么明朝的气数便当真走到了尽头，所有人都将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难当前，身为兵部侍郎的余谦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

于谦认为，想要守住北京城，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充足的兵力。于是，他在第一时间上书景帝，调动一众援军来到京城。

与此同时，于谦还下令将通州仓库里的粮食全部运送入城，大战当前，除了兵马以外，粮草也同样不可忽略。

为了加快运送粮草的速度，于谦利用赏金发动了北京城中的民众，这招可谓一箭双雕，既让老百姓安心，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又提高了粮草入城的效率。

战争前夕，于谦招募新兵，赶制兵器，并请求景帝下令，宽恕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们，让他们戴罪立功，加入守城大军。于谦更不忘肃清北京城内的奸细，为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部署完成后，于谦为守卫北京城制定了专属战略，他告诉众人，必须坚持一边战，一边守，两者都不可放松，只有这样，北京城才有一线生机。

事实证明，于谦的判断完全正确。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守城之战中，于谦充当了明朝军队的精神图腾。

瓦剌军队兵临城下时，看见士气高涨的明朝军队不由大吃一惊。

他们原以为，在历经重重打击后，明朝军队势必一蹶不振，军纪涣散。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明朝兵部还有个于谦，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明朝军队的精气神。

于谦下令关闭京城所有城门，并自己站在队伍最前列，向所有士兵表明着死战的决心。士兵们受其鼓舞，宁愿战死，也决不投降。

面对瓦剌以明英宗为名的劝降，于谦更是不屑一顾，劝说景帝力战到底。

在他心里，社稷为重，君为轻。倘若为了营救英宗，而牺牲北京城与整个大明，那无异于本末倒置。

正因如此，蒙古军队意识到，明朝军队铁了心要和自己死战到底。时间一久，他们恐怕讨不到半点好处，于是匆匆退兵。但于谦仍穷追不舍，昼夜兼程追击瓦剌残军，直到将他们逼退回漠北才肯罢休。

于谦死守北京城五日，直接逆转了明朝的命运。

因此，史书上将于谦称为“再造大明”之臣，属实毫不为过。

这样一个忠诚而英勇的臣子，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呢？

守卫北京一战后，明朝上下人心振奋。这场漂亮的战斗，是一场大快人心的彻底反击，帮助明朝挽回了土木之变后的颓势。

随后，朝臣在景帝的带领下，展开了国家的重建工作，而“再造大明”的于谦自然成为了景帝信赖的臂膀。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明朝社会焕然一新，颇有几分往日气象。君臣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尽管瓦剌败退，大明重整旗鼓，但仍有一团巨大的阴云笼罩在明朝上空，那便是前任皇帝，明英宗。

景帝即位后，为了保证皇室名分不乱套，他在朝臣的建议下，将明英宗尊为太上皇。于谦率兵击退了瓦剌，却没能在当时救出明英宗。

转眼间，明英宗被困蒙古已经一年有余，究竟是否要迎回明英宗，成为了朝臣们热议的话题。

在这个问题上，于谦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为了保证国家社稷安稳，必定需要迎回英宗。

英宗被俘，这是明朝前所未有的耻辱，唯有迎回英宗，才能洗刷这份屈辱，安定民心。

最开始，景帝顾忌到自己的位置，对于谦的建议颇不情愿。但在于谦的劝说下，景帝最终决定以大局为重，迎回太上皇。

于谦或许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当年的这份执着，害得他命丧黄泉。

英宗回京后，景帝仍然不能放松戒备，他干脆将英宗直接囚禁在了南宫里，让英宗与外界断联了整整七年。他们二人虽为兄弟，但无奈生在天家，骨肉情分早已磨灭，只剩下了无边的算计。

然而，景帝日渐衰败的身体，却让他注定要输掉这一局。

1457年正月，景帝重病，很快便卧床不起，他废黜了英宗原本的太子，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

七年的囚禁令英宗对景帝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在石亨与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英宗发动“夺门之变”，趁着景帝病危，重新夺取了皇位。

新帝上位，自然要清算旧臣，而于谦便成为了明英宗第一个开刀的对象。

众所周知，于谦不光是大明的肱股之臣，更是景帝私人的亲信。英宗复位后，于谦立刻被抓入大狱，在商量如何处置于谦时，明英宗本有所顾忌，但架不住徐有贞的怂恿。

徐有贞振振有词的告诉英宗，想要复辟这件事师出有名，那么就一定要斩杀于谦。

就这样，于谦被冠以谋逆之名，在闹市被当街处死，连尸体都没有得到收敛。于谦的家人也下场凄惨，全部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从表面上看，于谦之所以必死无疑，是因为英宗复辟需要确立威信。但实际上，于谦之死背后还隐藏着更多深意。

实际上，于谦之死背后折射了明朝政局的权力结构。简单来说，景帝在位时，于谦大权独揽，推行改革，同时得罪了武官、文官与宦官三个政治集团。

景帝在位时，于谦尚有皇帝的庇护，可一旦景帝倒台，这三个政治集团都不会放过于谦。他们势必会轮番在新皇帝耳边吹风，一来二去，假的都能说成真的。

再加上这位新皇帝本就心怀戒备，更不喜欢于谦强硬的做事方式。只要多怂恿几次，就一定会对于谦下手。

因此，于谦之死，是一种必然。

北京城战役后，满朝文武百官都松了一口气，只有于谦不敢放松半分，他判断瓦剌一定会再起波澜，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整顿军队，巩固国防。

而于谦整顿国防的重要举措，便是严抓贪污与改革军制，这两项活动势必会触及到武官们的利益。但是，于谦无所畏惧。

景帝将于谦封为少保，给予他总督军务的权力，于谦便利用这种权力整肃军纪，他严惩贪污怠职的官员，一个也不放过，还处罚了一大批冒领军功的将领，弄得这批武官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于谦还创立了团营制度，改革京城部队的军制，重新挑选值得任用的士兵。这等同于变相断了武官旧部们的财路，难免遭人嫉恨。

至于文官们，则大多信奉制衡法则，认为于谦权柄过重，必须加以约制。

于谦虽名义上是兵部尚书，但实际上他所能辐射的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可以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兼领朝政。

于谦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甚至拥有了超越宰相的权势。再加上景帝对于谦的看重，很多时候，群臣会不自觉以于谦的意见为导向，处理朝政。

尽管于谦品德出众，刚正不阿，从未有过逾矩之心。但对于文臣来说，于谦的存在本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在他们看来，铲除于谦，反而对国家社稷有利，因为大明江山的稳固，不应当倚仗于谦一人的德性。

除了这批反感于谦权势过大的文官外，还有一批文官与于谦有私仇，那位极力劝说明英宗杀掉于谦的徐有贞便是其中之一。

国家危难之际，徐有贞主张“南迁”，因此被内外朝取笑，久久不得升官。徐有贞知道于谦是景帝面前的红人，所以想求于谦帮自己在景帝面前说说好话。

景帝本人对“南迁”之语深恶痛绝，甚至大大斥责了徐有贞，认为其失去了读书人的气节，带坏翰林院的学生。

实际上，这与于谦无关，但徐有贞认定是于谦教唆景帝贬斥自己，从此之后便结下了梁子。

至于宦官，他们痛恨于谦实在是情理之中。

于谦一心扶持君王，向来看不惯宦官团体阿谀奉承的丑态，更对宦官贪污深恶痛绝。在宦官眼里，于谦抢走了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只要抓住机会，定然要落井下石。

在当时的朝廷上，于谦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端。

他不结党，也没有私心，更是两袖清风，无牵无挂。于谦被处死后，朝廷竟不曾在他家中搜出半分钱财。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士大夫，在朝局中当然会显得格格不入，树大招风。

处死于谦后，明英宗也曾有过后悔，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于谦曾守护皇城，最终死在了这座他用生命所捍卫的城里，着实是一种讽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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