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建筑两难问题之间

构筑空间 2023-11-20 21:14:39

观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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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3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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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DILEMMA

PUBLICITY

RENOVATION

当谈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时,我们常常面临着无法绕过的两难问题,甚至是多重两难问题,比如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专业与公众的关系,等等。建筑的两难问题,考验的是建筑师的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很难说有标准答案。而在这些两难问题中,人是最重要的线索和变量。

公众的连接是构建城市公共性的关键,城市本是一个动态生命体,一个公共容器,公共空间的设计在连接人们的同时,又提供足够的界限,以确保个体安全和隐私。通过建筑设计与公共管理等不同层面,我们可以重塑共识,以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城市生活。由此,设计是消解矛盾、破除两难的有效手段。

理解两难问题

在具体时境下做最优选择

功能与形式的取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先锋与普世间的平衡、人工与自然的拉锯,以及建筑师与业主的纠结……建筑中包含着多重两难问题。

邵兵(建筑档案主编,以下简称“邵”):如何理解建筑的两难问题?

刘艺(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记得在哈佛公开课上,曾经谈到过一个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有两条轨道,一条使用中的轨道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另一条废弃轨道只有一个小孩。你作为扳道工,火车过来时会往哪根道扳?是牺牲一个无辜的小孩,还是牺牲一群犯错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么选,都很难说有绝对的最优解,不过是根据当事人价值观做出不同的选择罢了。

建筑也常常面临类似的两难问题,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建筑到底是为满足业主和投资人的需求,还是用于实现建筑师的个人想法?如何兼顾投资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将一个项目看作仅仅是为投资方服务,或将建筑视为建筑师的纯艺术创作,都过于绝对。此外,还存在建筑师和大众的问题。建筑师将新观念引入大众视野,可能一时难以被接受。但反过来,如果设计始于迎合大众的期望,也会很无聊。埃菲尔铁塔在兴建之初遭到了广泛的反对,但建成后成为了巴黎的明珠,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很多情景中都存在两难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国家,在项目中也经常面临成本控制的两难。例如,在农村开展项目时,建筑师需要在成本与效益之间做出选择:是用较高成本建造一所高品质的学校,还是采用更经济的方式建造两所低成本学校,以服务更多的孩子?类似种种情况,都考验着建筑师的判断,在具体项目语境下,每个人对两难问题都会做出各自的选择。

九寨沟灾后重建小学 © 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建筑的公共影响力

连接与保护的两面性

公共性,不仅依靠建筑师的努力,更需要公众的共识与政府的支持。公共与私密的关系是构建良好公共性的关键,这在当下同样面临挑战。

邵:当下,建筑的公众影响力似乎是一个导向,很多年里好像我们都在做这件事,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公众影响力和我们日常真实生活的关联性又在哪里?

刘: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是“公共”。公共像是一张桌子,能够把大家聚拢在一起,让大家围坐共同探讨、分享事物,同时桌子又划定了个体之间的距离,把每个人限定在相对安全的位置。由此可见,公共性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把大家连接起来,其二是划定每个人的界限,确保互不侵犯。这种两面性正是公共性的关键。

城市建设重要的是塑造公共空间。比如广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所,供人们活动交流,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独处的可能。实际上,公共性是指引社会联系的共享机制,与此同时保护个体隐私。建筑公共性的实现,需要公众认识到作为公共产品的建筑的价值。建筑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外观形象,更是提供对人的隐私的庇护和对公共生活的共享。

成都音乐厅 © 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建筑公共性的指标之一是其公众影响力。这与吸引打卡的的网红概念不同,后者不一定具备公共影响力,因为公共影响力必须是稳定持久的、具有价值导向的,并且能够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

邵:在我们的文化里,原来生活的大院、宅院、小院都有围墙。经历了拆除围墙的时期后,公共部分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我们是不是缺乏公共意识?

刘:是的,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都缺少对于公共性的培育。如今很多城市建筑中都有屋顶平台或开放空间,旨在提供开放的场所。为什么后期物业管理方会在这些空间周围设置栏杆,限制人们进入?火车站前广场本意是提供交通集散的缓冲空间,但很多站前广场都用铁栏杆围起来。出发点不是为使用者提供公共空间,而是站在管理者角度来考虑问题,这说明今天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对于“公共性”的共识和认同。

邵:现阶段我们的确面临着公共共识、公共认知或公共法则缺失的问题。比如国内几乎每个地级市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城市都设有高铁站,但高铁站是否具备了成熟的公共法则的界定还有待探讨。

刘:公共性不仅依赖于公共空间的设计,还依赖于法规制度对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责任和权利的明确定义。确保每个人了解自己在空间中的权责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权责边界是无形的,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制约着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当建筑的物理边界、管理者的权限边界与公众的行为边界不相符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事件,比如公共空间的性质被改变、公共空间被占用甚至消失等。

成都天府美术馆 © 中建西南院

当代地标

标志性与日常性的距离

如今,当我们把目光投回作为生活载体的建筑与城市,会发现地标建筑与城市日常渐行渐远。

邵:我们常将地标与公共影响力相提并论,那么城市地标与“公共中心”是否有区别?地标的公共性和我们的生活又有多大关联。

刘:城市地标与“公共中心”有意义上的区别。在古代,城里的寺庙既是人们心理认知上的地标,同时也是节日庙会等公共活动的中心,它是能够提供公共生活的载体,兼具视觉中心、精神中心和生活中心等多层含义。对于今天的地标而言,可能这样的多层含义已经被剥离,今天谈论地标更多从视觉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在城市天际线中相当突出的视觉物体。这些建筑物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不一定密切。

邵:地标为了完成塑造城市标志的使命,也可能会失去城市日常性和真实性的那部分。我们寄希望于它的公共影响力,但却未必可以成全它的公共性。

刘:地标,如果视觉效果非常强烈,能够成为所有市民视线的焦点和记忆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具有公共影响力。即使95%以上的北京市民都没进入过鸟巢,但大多数人仍然会谈论它,借由这种方式,鸟巢进入了大众的日常。在这种情况下,地标是纪念性的、非日常性的。古罗马的纪功柱、凯旋门、神庙、议事大厅都与普通市民的生活相距甚远,但它们同样是城市的标志。

当代社会更加关注日常性。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受到重视。公共设施需要能够更方便地服务大众,从而真正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张永和老师设计了位于吉首桥上的美术馆,它毋庸置疑是一个“地标”。但在这个项目视频介绍中反复出现普通人从桥下通过的画面,强调了一种地标中的日常性,这也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转向。

近些年城市建设的关注点也经历了转变,从地标建筑转向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前人们关注纪念性建筑,现在则更看重建筑之间的开放城市空间。比如上海杨浦滨江东岸和西岸更新、成都的绿道建设,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建筑物,而是承载城市生活价值、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邵:因为建筑决定了城市的尺度和距离,所以建筑师其实是制造距离的人。作为建筑师,你认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多远离日常生活的建筑?

刘:对于某些纪念性或者特殊性质的建筑,心理与美学距离仍然是必要的。这些建筑可能通过强调一种非日常体验,用于传达特殊精神内容,就需要距离感来实现。事实上,所有制造心理距离的空间,都是为了强调非日常性与差异性,这是产生吸引力的基础。

成都当代艺术馆 © 刘艺

开放与共享

建筑权力的两面性

建筑,作为城市的基础和象征,一直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不应是一种单方面的压迫,而应当更多地体现为开放和共享。

邵:作为建筑师,你如何看待“强势的建筑”?

刘:本质上建筑是一种限定,建筑物的重量和占据性,具有很强的存在感,因而可以说是强势的。有的建筑师试图创造“弱势”的建筑——更轻盈、更临时、可移动,像帐篷一样根据人们的行为需求进行改变。建筑变得低门槛、自由度更高、成本更低。未来一定会经历从强势建筑向灵活的弱势建筑的转变。当前国内建筑业发展强调工业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这意味着建筑将趋向于轻盈、环保、灵活——工业化意味着成本更低、重量更轻,绿色建筑意味着对环境的影响更小,智能化则意味着建筑的适应性,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不同需求。

邵: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在城市的人们好像被建筑裹挟着,成为了非常弱势的存在。建筑师或者规划者应该如何在消解建筑权力的方面做出努力?

刘:我们城市的开放程度还不够。许多地方对市民来说是封闭的。单位大院、大学、住宅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封闭单元。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很难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

管理者和规划者需要在城市中开放更多空间,减少隔离。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关怀,比如阳光权,人们不会在大面积的阴影中行走。这需要由规划来搭建公共平台,确保城市中的建筑,无论是私人开发还是公共建筑,都能够围坐在这张公共“桌子”面前,互相连结,同时又受到规范约束。

邵:在我们的城市规划的认知层面,未来是否有可能形成约定俗成的公共条件或图解方式?

刘: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这取决于“搭建桌子”的能力。中国大城市规模仍在增长,未来的规划机制需要更加灵活,以容纳不同的参与方,包括市民个体、社会组织和公共机构,这样“桌子”就会更加稳定、更加弹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发展起来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大家还在逐渐认知“桌子”的过程中。甚至很多人不清楚“桌子”的存在,只觉得“能吃饭的地方”都是属于自己的。让更多人认知到公共性的含义,有助于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城市。

成都音乐厅 © 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消解与重塑

做面向人的空间再生产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建筑,更是一个过程。城市的再生产和发展,建筑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以确保城市的多样性得以保持和延续。

邵:今天,建筑师应该如何用专业来回应我们当下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

刘:建筑师通常在委托方和政府机构的框架下工作,但建筑师同样有机会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比如建筑师可以积极参与相关规范的制定。规范针对的是社会的平均数,但社会的变化特别快,某些滞后的观念会造成阻碍。新兴力量来得太过迅猛,所以规范的滞后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编制者会面临“快—慢”两方面的拉扯,需要不断去做协调、打补丁。

建筑师还可以通过示范性项目来推动行业的进步。建筑师可以为业主和政府提供更具创意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城市需求。而突破性的项目可能是在现实的缝隙中迸发出来的特例,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带来改变,比如工业遗产的成功改造案例,让更多人了解到老厂房的历史价值,这带来了资源认知上的变化。另外是滨水空间的改造,传统排污的河道变成了城市的热点空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正向案例。

中建滨湖设计总部-模块花园©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邵:我们应当如何对城市中大量存量空间进行面向人的再生产?

刘:存量空间的再生产需要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以确保各方对于目标达成共识。这包括对于历史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但不同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一些人可能关注保留历史的痕迹和记忆,而另一些人可能更希望再造新的事物;因此,再生产过程要允许不同观点的讨论,尊重多样性。

邵:消失是历史的必然,要正视消失的过程。消失与重塑并存,其中有抵抗,从而有很多争议性的议题在这里出现。对于城市而言,其多样性是否正是由这些不同观点的并存而维系着?

刘:城市更新的地块规模通常较小,产权较为分散,而且涉及治理、投资、设计、运营的方方面面,更需要不同背景的人跨专业合作,尽管视角和立场的分歧难免,但可以看到其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工作方式的变化。与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时期不同,各方面对的不再是相对固定的前提,城市更新里很多边界、红线都是动态的,设计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介入其中。

南沙青少年宫 © 中建西南院

邵:除了城市中的更新,您是否关注乡村范围内的建造?

刘:最近我们接触了一些乡建项目,我认为在农村做设计,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未来建筑师的工作模式。在农村并不只做空间方面的工作,会从农业复兴开始做,然后做到加工业和服务业,最后建筑师会配合做具体的空间规划设计。设计工作跨越了从策划、规划、建筑、景观、室内、产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建筑师不再是单兵作战或仅仅作为传统链条上的一环,而是切实参与到改变现实的全过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城市化退潮之后,建筑师的工作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乡建。会有一部分建筑师采用“伴随式“的工作模式,比如在某个片区长期工作,成为政府的智囊和当地人的朋友。这时建筑师的工作对象就不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综合的现实,一个长期的过程。

成都天府农博园青苗项目 © 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在两难问题的解答中

人是最大的变量

在两难问题的解决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建筑师需要理解不同人群的诉求,在项目中通过研究和合作,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邵:回到实际工作中,你如何看待建筑师的工作与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刘:建筑师处理的很多都是两难问题,或者说值得谈论问题基本都是两难问题。在具体的情境下,两难问题的判断取决于价值观和专业度。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城市更新问题,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某个点的时候,建筑师都必须进行判断和选择。

邵:在建筑师的工作中,最弹性的变量是人。因为人的态度和观点往往充满了模糊与矛盾,并且人是建筑和城市的最终用户。

刘:正是如此,要想处理好建筑的两难问题,建筑师必须沉下去贴近现实,了解更多的信息,理解不同人群的诉求。套用一句政府系统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到了现场看到的全是答案”。

邵:建筑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的空间策略来解决矛盾和问题,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有时候看似没有出路,实际上在深入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出路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未来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可能在过程中消解?

刘: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我们将面临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作为建筑师,需要运用专业能力来应对现实,促进这些问题的消解或者缓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设计应该成为消解矛盾、破除两难的有力工具。

成都自然博物馆 © 存在建筑-建筑摄影

本文图片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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