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所有丞相中，阿合马绝对是一个相对更加著名的人物。他是忽必烈的“财神爷”，曾经给元朝的财政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他也是个凶狠的权臣，甚至敢和当朝太子对着干。不过，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他仍然算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只可惜，他优秀的一面，后来因为自己道德的卑劣，被人们遗忘了。
阿合马是今天的回族人，曾经在西域生活。在自己执政后期，忽必烈对西域人才进行了广泛地征召，阿合马便是借着这股东风上位的。公元1261年，他坐到了上都同知的显赫位置。翌年，他已经掌管中书左右部，并兼任诸路都转运使。至1264年，随着左右部并入中书省，他荣升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又兼任制国用使，转而担任尚书省平章政事。1272年，尚书省归并至中书省，他依旧稳坐平章之位，直至最后被杀。自1262年起，阿合马执掌元朝财政长达二十载，在元朝初期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阿合马之所以能获得忽必烈的青睐，进而平步青云，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财方面的娴熟技艺。他既精通于搜刮财富，也善于突破思路，用一些新颖的方式来充实朝廷的金库。在他的运作下，元朝的国库确实充盈了起来，极大地满足了忽必烈对外征讨的庞大需求。
阿合马的敛财之道，简单说来就是六个手段。其中的四个，初看起来很简单，似乎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在执行之时，却屡屡发生偏差，最终成了元朝的污点。
首先就是严格的专卖制度。
盐、茶、酒、醋等商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元朝初年，这些东西却存在着大规模的走私现象。这种私盐私铁，往往比公家的便宜，购买起来也方便，自然很受欢迎。但是老百姓都去买这些私货，就会让国家少收很大一部分税。阿合马执掌财政时期，规定这类商品只能从公家手里买卖。这一点，既保证了国家的收入，也让老百姓可以长久受益。这主要是因为，公家的货物价格比较平稳，不会像私货一样，随着市场的供需有着剧烈的波动。同时，公货的质量也有保证，总体上比私货成色要好。
第二点，就是矿产的开采和冶炼
矿产的开采和冶炼，都是绝对来钱的生意。在宋朝之前，这方面的资源一直是掌握在私人手里。他们能用手中的这些自然资源，不受制约地大肆敛财，最终甚至能形成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尤其是铜、铁等矿产，更是制造武器、铜钱的重要物资。阿合马将矿产也一律收归国有，这样既可以靠矿产增加收入，又能减少国家的安全风险，一举两得。
第三点，就是发行纸币
元朝继承了南宋的“交会”纸币制度，也以一部分贵金属作抵押物，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纸币既有等价的面额，又没有金属货币沉甸甸的分量，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通过纸币，元朝实现了商品的大宗交易，有效地提高了国家财富积累的速度。
第四点，大力发展海外贸易
南宋是中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在先进船运技术的加持下，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大量地销往海外，赚回了大量的金钱 。在阿合马的主持下，这种海运贸易继续大力发展。此时，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掌握着前往欧洲的航路。阿合马与这些人的合作很深，因此也保证了销路的畅通。元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额不断攀升，已经达到了与北方农业和陆路国际贸易持平的程度。朝廷因此而受益，国库有了长久充盈的基础。
而阿合马敛财六项中的后两项，则是不折不扣的暴政。
首先，就是发展农业，提高税收。这一点，简直是帝制时期提高国家收入的常规操作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元朝的农业税和商业税提高了好几倍，百姓和商人可谓民不聊生，极大地影响了朝廷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其次，就是包税制度。根据阿合马的规定，元朝的收税任务，是要转包给一些想要参与税收的个人的。执行的时候，官员从这些人手中收取指定数额的税款。至于这些人具体收多少，朝廷并不多加管理。可以想象，这些人既然弄来了收税的权力，自然不可能只收取规定的税款，肯定是要多收以收回自己成本的。这就造成了元朝税收混乱、税额居高不下，老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况。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合马的那些好的经济政策，也逐渐变了味道。专卖制度原本是用来惠民的，但是具体的执行人员，却在卖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大幅提高价格，让老百姓多付出了很多钱；矿产的专营，造成了金属使用的集中，进而演变成了农具生产和发放不及时，影响了农业；至于纸币，那就更别说了。钞法执行后不久，纸币就开始脱离抵押物而滥发，造成了自身价值的严重贬值。而且，由于防伪技术不到位，纸币仿制的情况屡有发生。老百姓手里的纸币逐渐变成了废纸，这对经济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只有海外贸易这一点，一直到元朝末年仍在持续，算是给国家提供了一笔良性的收入。
阿合马的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变质，主要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贪腐。例如，在1273年，他的儿子忽辛担任了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在江南平定后，他的另一儿子抹速忽出任杭州达鲁花赤。他广泛收集党羽，不少商人都通过贿赂获得了官职。除了钱之外，他还收美女，献女者也可以获得高位。此外，忽辛的部下常利用职权经商，借机侵吞国库财物。通过这些外围人物，阿合马家族占有了大量土地和金钱。而国家的风气，也因此变得一团漆黑。
在贪腐的同时，阿合马还大肆弄权，排除异己，甚至不惜与太子真金作对。
真金是在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倾心主张汉化。但是阿合马却认为，依照汉法建立的国家机构，阻碍了他理财，于是便想方设法控制、改造这些机构。1266年，他增设制国用使司，并兼任使职。1268年，朝廷新设了御史台。阿合马担心御史监察自己，所以屡次请求忽必烈撤销，但始终未获成功。阿合马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限制其作用。这一点，他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目的。
此时，木华黎的后裔安童登上了相位，他站在汉法派一边，对阿合马构成了障碍。于是阿合马向忽必烈提出，想要提升安童为太师。他是想要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去掉安童的权力。不过这一次，他未能如愿。次年，他又建立尚书省，自任平章事，以尚书省掠夺中书省的权力，甚至到了后来彻底合并了两省。他大力排斥汉法派官员，将自己的亲信子侄安插到各个要职之上。其态度嚣张，甚至安童都无法制约。
对于阿合马的行为，汉法派大臣史天泽、张文谦、廉希宪等人纷纷站出来谴责。有时候双方的争执，要由忽必烈来裁决。虽然忽必烈也会斥责阿合马，但因为赖其理财，所以还是经常回护阿合马。
眼看阿合马权势日增，安童在1274年，发起了弹劾。但是，忽必烈不仅没有惩罚阿合马，反而赞扬他是回回人中的相才。第二年，安童被排挤出朝廷，汉法派的势力更加衰弱。
不过，汉法派的主心骨——真金太子一直没有倒。真金在当时，是中书令兼枢密使，但实际并不参与政事。1279年，汉法派众大臣想了办法，总算让真金获得了一些权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阿合马了。看着时机差不多了，中书左丞崔斌又在忽必烈面前弹劾阿合马。可是，忽必烈虽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实在舍不得阿合马这个理财专家，于是再次回护了他。阿合马缓过劲来，立刻将崔斌诬陷致死。
看到这种情况，汉法派大臣们已经彻底无语了。他们知道，再这样下去，正直的朝臣都会被阿合马一一干掉。为了能彻底搞掉阿合马，他们准备使用一个非常规的方法。
公元1282年三月十七日夜，千户王著带着八十余人，在忽必烈离京的情况下进入大都。王著打着为太子礼佛的旗号，来到了东宫南门，然后呼唤阿合马出来迎接。阿合马刚一出门，王著就一把将他抓住，用藏在袖中的一柄大铜锤，砸碎了他的脑袋。一代权臣阿合马，就这样被除掉了。
杀掉阿合马之后，王著和自己的手下从容被捕，并于几天之后被处死。等到忽必烈回京之后，突然“恍然大悟”一般，例数阿合马的诸多罪行，下令将其戮尸，让狗吃其肉。阿合马的那些子侄，也全部被处死，同党大多被罢黜。显然，忽必烈不是不知道阿合马的坏，而是当初为了敛财，而刻意选择了纵容。这之后，忽必烈为了维持自己的巨额花销，又起用了卢世荣、桑哥等人，他们和阿合马简直是如出一辙。直到自己晚年，忽必烈实在折腾不动了，才惩罚了这些所谓的“理财专家”。
阿合马等人的勃兴速亡，是帝制时代的老桥段，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他留下的理财手段，也有可取之处。专卖制度，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平稳，只要操作得当就是善政；开矿铸铁，这类以国家资源发财的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国家来掌握，这样才有可能将财富用之于民；纸币的发行，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只要不滥发就可以；至于海外贸易，这正是中华当年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明朝初年少了这一块，造成了财政举步维艰，不得不派郑和去重新拓展。只不过，手握财政大权的人，要能禁得起金钱的诱惑。否则，他们贪腐起来，可是比谁的危害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