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当汪精卫逃出重庆在越南发表对日“艳电”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奉送其一句足以令汪气得吐血的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汪精卫

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曾经享有极高声望的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居然附逆、甘做汉奸的不解之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威望的“清华正客”周作人的下水也同样令人不解。

周氏三兄弟

周作人与其哥哥鲁迅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其才华学识在当时的中国纯属一流行列。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曾这样评介：“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然而，哥哥鲁迅是世人称道的民族英雄；弟弟周作人却沦为人类不齿的汉奸！同胞兄弟为何会出现这样迥然不同的结局呢?除思想不同外，还与周作人本人的气质与家室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后来称之“西南联大”。当时，多数不甘做亡国奴的教职员工随校离开北平。而周作人却以“系累太多”为理由没有南下。

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名叫羽太信子（周作人东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这位受过日本高等教育的女子，对中国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性格也温顺，周作人是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结识的。

此外周作人一家在1911年时回国，1912年，羽太信子要生孩子，于是她的胞妹羽太芳子来到绍兴陪护姐姐，也因此与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相识，二人日久生情，最终在1914年，周建人迎娶了二哥的小姨子羽太芳子，两个小家庭亲上加亲。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做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对此是反对的，为丈夫着想，她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

但周作人却认为自己系一文弱之人，手无缚鸡之力，抗日能有何作为?妻子是日本人，留在沦陷后的北平，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一点情面吧！由于学校迁移，他没有薪水，只得靠旧时的积蓄度日，每日埋头在他的“苦雨斋”里写小品，作起“隐士”了。

他想“隐”，日本人却不让他“隐”。1937年12月，日寇卵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教育部长。汤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为此竭力催动周作人出山。

周作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内心疑虑重重，虽汤尔和再三敦劝，他仍没往就。

日伪当时没能拉动周作人，革命的正义力量也没能拉动他。1938年5月，日本的“报国文学会”和日寇刺刀监护下的“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了“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由日本的报纸登出，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全国震惊。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中国文化界，指出：

“周作人……及其他参加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藉示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达夫、胡适、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则想再拉周作人一把，由老舍倡仪，楼适夷起草，共18位作家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辞意恳切，诚意灼人，信中说：“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开的座谈会。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的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信中忠告周作人：“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周作人拿到信件，当晚和妻子羽太信子磋商。羽太信子出于正义感，对周作人说：“离开北平吧，不去昆明，先去西安居住也行！”

周作人凄楚地说：“中日战争不会就此结束，西安怕也保不住！”

羽太信子想了想，仍是提醒丈夫：“你已经一脚下水，文化界议论哗然，如再不撤离，日本人请你出任职务，你就是最后丧失气节了！”

周作人听罢身子不由一震，垂下了头，一会儿，他声音缓缓地说道：“气节？中国历史上有多少重气节而轻生命的仁义君子，名声威而建树微，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也足以祸国殃民。”羽太信子不再说话，她把老舍等18位作家的信收起来，锁进了书柜。周作人在一旁对羽太信子说：“留在北平吧，我家一家19口老小，怎么能够长途流离颠沛呢？事到如今，我只有尽全力维持咱这一家人了！”

羽太信子见丈夫眼里已充满盈盈泪水，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这一夜，周作人久久不能人睡，他想起许多，他或许想到了未来的结局，妻子把18名知己的信件锁进了书柜，也把他周作人的灵魂锁进了书柜.

过了些日子，周作人在出门的路上突然遭到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的袭击，那人朝着周作人掏出手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周作人胸膛，却打在铜钮扣上，弹头改变方向擦胸而过，周作人仅皮肤被划伤；那人正要开第二枪时，周作人的车夫扑上前去，子弹击中了车夫。周作人见状高呼救命，那人慌乱中朝周作人又开一枪，随即逃窜了。

最后一枪没有打中，但周作人的车夫已倒地身亡了。行刺事件发生后，日伪警察即来侦询，咬定是“抗日分子”谋害周作人。派了3名侦缉队员常住周作人家，连他外出时也有1人跟随，周作人基本失去了自由。

这次行刺，使周作人感到恐慌，他慢慢琢磨出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终于，在事件发生十余天后，他接受了伪北平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

从此，他在伪政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在敌伪期间，周作人作为各种伪刊的撰稿人，写下大量的散文，出过不少集子，发表了不少言论。他这时期的散文，除了少量回忆文章外，在量的是抄录旧书，不少是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

1941年5月，击作人在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撰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这样说道：“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

这同日本法西斯所要建立的“王道乐土”的谎言完全是一个腔调了。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解散。另设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11月，汤尔和病死，汤在临死前极力推荐周作人继任。到了1941年1月，周作人接任了这一职位。同时还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会员。当年的4月，他以教育督办的身份出访日本。

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州帝国”成立十周年，周作人竟同汪精卫一同赴“满州国”访问，在长春拜会了溥仪。更严重的是他在出任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副统监时，曾身着日本式军服，戴着日本式战斗帽，陪同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分列式。一个文人如此堕变，真是令人可悲可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从9月份起开始“肃奸”。

周作人自然被列入大汉奸名单内。周作人当时住在北平市内。日寇投降时，他也和其他汉奸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文人，又有点名气，在汉奸政府里担任的职务也非要职，或许蒋介石政府能网开一面，放自己一把。就这样，周作人在愁眉苦脸中度过了一日又一日。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了一张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几个大字。地点在兵马司胡同一号原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督办汪时景的住宅。

6日下午5时许，周作人来到了汪宅，其他一些知名汉奸也陆续到达。晚8时，宴会正式开始，也就在这帮大汉奸们举起酒杯时，戴笠带手下的军统局特务们突然光临了。周作人与其他汉奸一同被铐了起来。当夜解往炮局监狱。

周作人在北平被关押了约半年，1946年5月26日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周作人从此站到了被告席上。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