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出来的士子，总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李立功和华国锋两人便是如此。二人曾在烽火中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且，这种友谊还延绵到了下一代。李立功的女儿李晓英在双方父母的引荐下，嫁给了华国锋的儿子为妻，两家就此结为秦晋之好。

1925年，李立功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山水村。天公作美，李立功出生的这一天，恰好赶在了正月初一，父母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年生”，意为新年第一天出生的孩子。

交城，地处山西大山深处，与外界的交流一直很少，经济自然较为落后。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没有工业公司投资在交城，县城只有少量的手工业作坊，大多数县民都是贫穷的农民。

李家虽穷，但人丁兴旺，一家人都能参加劳动，加之节俭度日，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当李立功十几岁时，父亲做主，在文峪河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

在文峪河的南岸有一条官道，幼年的李立功常常坐在官道旁边，看着来往的行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大山，见见世面。

七八岁时，李立功到了入学年龄。虽然已是民国，全国各地都兴建了新式小学，但交城思想闭塞，文教不兴，仍然原封不动地沿袭着一套封建教育制度，采取的依然是私塾的方式。

因此，李立功只能在私塾读书，由一位名叫李儒的老秀才当启蒙恩师。多年以后，李立功还记得给老师磕头的那个下午。

在私塾学习了三年后，交城县横尖镇公立国民小学开办，李立功立马离开了私塾，双腿迈进公立小学。

在公立小学，首先让李立功感到新奇的，是告别了陈旧的课本拿到了国文、算术、地理、格致（理化）等新教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李立功学习的积极性高涨了许多，成绩也突飞猛进。

卢沟桥事变后，李立功就没法再继续读书了。这时，他也懂得了“救国存亡”的大义。1940年，年仅15岁的李立功加入了党组织，任山西交城抗日游击一支队干事，并结识了华国锋。

可人生就是这样，有喜有悲。

正是这一年，日本法西斯占领草庄头据点，凭借地势的险要，在村旁的山冈上，挖了壕沟，构筑碉堡，向周边地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方圆几十里以内的群众日夜都不得安宁，连两岁的小孩听说“日本人来了”，都吓得不敢哭闹。

为了拔除这个据点，晋绥八分区根据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法，确定了围、困、挤、拔的作战计划。

对此，李立功回忆道：“草庄头是个老据点，敌人进驻了两年多，时间比较长，经常有百八十个人，一个中队在这里驻扎。平川县政府就在我们山区，进出都得通过草庄头，很不方便。我们当时根据草庄头的大小，将部队分散，最终将其拔掉。”

解放战争时期，李立功转入行政，任晋源县首任县长，发动当地民众支持了太原战役。

建国之后，为了学习苏联的技术和治理经验，国家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到苏联学习，李立功也位列其中。

1963年，李立功又到中央继续进修。因表现优异，中央领导想让他留校任教，可由于地方上干部储备不足，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持反对意见，李立功只好返回家乡。

特殊历史时期，李立功因良好的出身，并未受到太大的波及。不仅如此，懂得自保的李立功官运亨通，历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等职。

改革开放后，山西政务混乱不堪，为了解决山西发展缓慢的问题，中央派遣了熟悉山西情形的李立功主政山西地区。

可是由于替华国锋说话，李立功也遭到了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李立功也只能待在地方，再也无法更进一步。

不过幸运的是，李立功有着一个好妻子——谢彬。她不仅是一位巾帼英雄，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还非常理解丈夫替老友求情的决定，一直守候在丈夫的身边，不离不弃。

九十年代，李立功退出一线，担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闲暇时，他会关心山西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捐出钱财支持晋绥老区教育协会的筹办工作。

新世纪之初，李立功替老友修建了陵墓，这也是他人生最后一件大事。2020年，李立功在太原逝世，度过了96年波澜壮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