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皇帝上朝，坐在龙椅上，等了半个小时，朝堂中依然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前来，崇祯皇帝看到空空的朝堂，内心非常地悲愤。

李自成攻城，大臣们将大明抛弃，只剩下孤零零一个皇帝。

崇祯皇帝悲愤无奈，最后只能自行了断，在煤山自尽，大明灭亡。

大明王朝是历代王朝中，皇权集中的高峰，但是到了晚明，皇帝居然指挥不动朝廷官员，朝中的文官集团一支独大，处处架空皇帝。

那么大明是走什么一步，走到这个状态的呢？

大明建立初期

大明的建立者，人精的朱元璋，杀伐决断，他是一个集权主义者。天下在他心中一切都是朱家的，不容许别人染指。

他肯定知道文官独大的害处。但为什么明朝的文官独大，反而变本加厉呢？

答案是没有办法。

自宋朝以来，程朱理学大力发展，元朝粗放型管理，根本不管南人的事。

让中国短短几十年间，南北社会一片混乱，此时要想稳定大局，只能拿出儒家学说。

而传播儒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科举。

一、可以统一读书人的思想，二、让普通民众有一个上升通道。

权力强人朱元璋当然不愿意看到国家，走向文官权力集中。他想出了应对之策。

大明初期，朱元璋虽然诛杀功勋，打击世族，可他想出了第三条路线，可以平衡朝局。

便是设立藩王制度，让藩王（朱家子弟）掌握兵权，为皇帝，提供可持续的盟友支持，以备朝廷有变。

在朱元璋眼里，最可信的永远是朱家人。可是老朱忘记了一个问题，他认为好的制度，子孙不一定认可。

后来的结果，藩王朱棣成了皇帝。因为第二任皇帝朱允炆削藩，藩王没有了活路，起兵靖难，推翻了朱允炆。

所以朱元璋的主张，并没有时间来验证，但也能称得上是一种思路。

朱棣登基之后，文官成了他的盟友，这是有原因的。

朱棣一朝，最大的问题是削藩之后，皇权自断一臂，从此皇帝、藩王之间有的只是猜忌，藩王们也变成封地上囚徒。

于是朱棣改变了策略，让文官参赞军务，用文官压制武将，导致遗祸无穷；内阁全用文官，文官垄断参政权与诏书起草权。

到朱棣之时，内阁才真正地有了议政权，不过还没有行政权。

内阁起草诏书的职责，并没有剥离出来，也为以后的内阁侵权埋下了伏笔。

这时的文官集团才初露端倪，与勋贵、宗亲一起维系大明的朝局。

大明的转折时期

到了明中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国家变故，让文官开始走向强大，勋贵没落，藩王进一步 被皇帝限制了权力。

明英宗年幼，三杨辅政，正统以后，全部政务的处理、裁决，重大问题的决策，几乎由各部门议定。

府、部、院诸衙门该管事务，皆由各衙门先行提出处理意见，是为“部议”。

官员的任免升黜，文归吏部、武归兵部；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在外督、抚员缺，则由“廷推”。

重大案的判决，有“三司会审”；难以结案者，又有“廷鞫”。

所有奏章，包括部议、廷议的结果，均由内阁票拟批答。

票拟审批最后由司礼监批红；皇帝诏令敕谕的颁布，得由六科给事中审核签署，不同意可以封驳。

大明的每一个部门，各司其职，承担着自己的使命。

明朝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打压武将集团的，相反在开国之初武臣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官，勋贵们不仅有爵位可以传承，对文官还有举荐和弹劾之权。

比如：对供职于边防的文官，勋贵有举荐权，甚至可以弹劾不称职的都御史等等。

但对于武官的违法乱纪，明初数任皇帝，除了训诫和警告以外，也没有具体的考核措施。

这也导致武臣集团中，渎职贪墨的现象屡禁不止，欺压士卒，导致卫所军户逃亡的事例，频频发生。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让大明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被一网打尽。

历经四朝的英国公张辅，东平王朱能之子，成国公朱勇，朱棣的驸马西宁侯宋瑛，靖难功臣之后武进伯朱冕等十多位勋贵全部阵亡。

勋贵集团原是大明重要的统治柱石，事变之后，朝堂力量发生了对立，文官的优势开始显现。

大明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对边境变成了防御，对军队的管理由文官接手，重新组建文官领导的军队等等。

所以在成化二年，明宪宗下令在军队中，推行军政考选制度。

景泰年间，以于谦为首的兵部，进一步推行文臣统军。

兵部推行文臣统军的各项主张，在内阁票拟的时候得以通过，文官开始掌控京城与全国各地的兵权！

新组建的十团营众武将，都是于谦以兵部尚书提督京营的身份任命的。

这也将明军的人事权，从五军都督府转移到了兵部，五军都督府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被架空。

上直卫也大多归了兵部管理，皇帝直属20多卫，兵力被夺，皇帝成了光杆，他不得不依靠文官来管理军队，文官基本控制了朝堂的话语权。

景泰年间，各地巡抚也仿效中央，用这个模式，将边军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兵部。

弘治皇帝任用王恕，刘大夏等文臣改革五军都督府，实际上就是彻底废了五军都督府，不仅人事任免权给了文官，包括卫所的土地、户籍管理权限一并上交。

文官登台，将所有的权力握在手中，勋贵们不得不躺平以求自保。

大明晚期

到了大明晚期，经历了张居正改革，很多权力被转移到了内阁，皇帝变成光杆司令，相权再一次压倒皇权。

这也是万历长大之后，对张居正恨意那么深的原因。

万历皇帝登基时只有十岁，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进行了改革，使得很多权力都归到了内阁，内阁力压六部，六部成为内阁的下属。

张居正借改革的机会，改变了一些规矩，比如，之前六部及地方送上来的奏章，先呈给皇帝，然后转交内阁。

到了张居正手中，次序变了，内阁看了，再转交皇帝。

以至于皇帝有很多消息都不知道，等到万历亲政之后，才知晓。

张居正推动考成法，目的是为了考核大明官员的KPI，实质上是将监察官员的权力收归内阁。

六部受制于内阁，如果六部不服从内阁，内阁便可督促六科，对六部进行弹劾。

内阁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中心，改变了之前的格局。议政权，行政权，起草诏书敕令之职责，都属于内阁。

所以说大明唯一相，唯有张居正。

虽然朱元璋废除了相权制度，但张居正实际掌握了大明最大的权力。

国家日常一般的行政命令，都是内阁下发的，也不需要皇帝的诏令。

到了大明晚期，内阁的命令比皇帝的御令诏书，还好使，如果御令诏书上没有内阁起草用印，官员不认，戏称为“白板圣旨”。

大明的任何政令，没有内阁的同意，皇帝说了不算，由此形成惯例，直至明亡。

大明晚期的皇帝，肉眼见的憋屈，都开始消极怠工。

相权压倒了皇权，万历心灰意冷，干脆破罐子破摔，躲在后宫，窥探朝局。天启皇帝直接在后宫，做家具，让太监魏忠贤和内阁去闹。

皇帝相比内阁，简直没有权力，自己任命的官员，内阁不同意，官员都不敢去上任。

造成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也没关系，有内阁就行，国家一切大小事务均由内阁处理。

但万历中后期连官员都不够用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是内阁和皇帝斗法，内阁和皇帝意见不一致，各自使用自己的权力，去否认对方，最后就是没有官员可以上任。

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内阁不同意，皇帝干脆留中不发，一切内阁选择的官员，谁也别想好过。

最后国家只能靠着惯性运行，中央靠司礼监，地方是靠着中低层官员，全国管理靠着内阁，皇帝成了“吉祥物”。

这就是大明万历一朝的怪景象，国家事情一大堆，皇帝就是不看不管。

到了末代皇帝崇祯，他兢兢业业地上朝，关心国家的问题，可国家还是坚持不下去？

崇祯在他的任内换了多任内阁，事情却一件也没有办好，因为权力不在他的手中。

他只有用锦衣卫抓人的权力，而没有了任命朝中官员的权力。

皇帝治理国家，不能只会打打杀杀，还要用人，而崇祯就像是缺了一条胳膊的皇帝，只能杀却不能用。

所以崇祯就只能依靠内阁，内阁跟皇帝意见相左，内阁不同意怎么办？

那崇祯也没办法，只能不停地换人，换到听自己话的内阁为止。

所以这也是明末历史上，崇祯一朝内阁官员，换得频繁的部分原因。

只能说大明的建立者老朱规划了美好的蓝图，可子孙们内耗，彻底打破了他的设想，之后大明朝着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