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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4日，彭德怀接到一封中央传来的电报，电报中给彭德怀下达了战斗任务，要求红三军团攻下南丰。

彭德怀一接到这份电报便破口大骂：“哪个出的鬼主意？南丰城易守难攻，人数又如此悬殊，这样打下去人都要死光了！”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大骂刘伯承，但是彭德怀早就将这笔账算在刘伯承头上了。因为此一事，彭德怀对刘伯承意见颇大，在之后的共事中，二人也一直摩擦不断。

在接到攻打南丰的消息之后，彭德怀立刻打电话给周恩来，希望中央能撤回关于此次攻城的决定，这场仗根本行不通。

在电话里，彭德怀边骂边诉苦，要硬打只能是用人命去填啊，人数悬殊，武器差距大，南丰城还是个不好打的，以他多年的从军经验来看，要攻打南丰城根本是痴人说梦。

而周恩来这边，也不赞同他们打毫无胜算之仗，但无奈博古等人不顾红军的实际情况，贪功冒进。周恩来几次电告博古，都被博古方严厉回绝：“此次计划是中央局全票通过的，请立即进行计划部署，给出执行方案。”

彭德怀听到这里，明白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布置作战，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

中央就这样贸然下了命令，手下大将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攻打南丰有胜算，林彪也针对此事说，在南丰这样的平原之上，敌军陈诚集团的重兵能毫无障碍地开进来，而红军却没办法找到遮挡物设伏，一旦没有占到先机攻下南丰城，敌军重兵一到，等待红军的就只能是腹背受敌，被击破。

攻打南丰城就在这样草率又荒谬的局面中，开始进行了。主攻队伍是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三军团第三师，这支师队只有两千余人，但敌军方面，有近万人，无论是输是赢，全身而退都是不可能的。

1933年2月7日，红军出动，准备攻城。

攻城主力部队为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红一军团在南丰城的西面打援混淆敌人视线。

攻城之初，敌军陈诚以为红军方面是佯装攻城，其真实目的是围点打援，因此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将援军派来南丰城。这也给了红军的主力部队喘息的机会。

但很快，陈诚就收到可靠情报，红军强攻南丰城是真。

陈诚立功心切，一得到消息就马上派出许克祥，率领一个师先行驰援，此后又抽调8个师，试图从几面包围南丰城下的红军队伍，将当时红军7万人全部包围歼灭。

而此时的红军，在多次强攻南丰城未果，损失大量兵力不知是进是退的时候收到了监视陈诚兵团的红11军的消息，陈诚集团已经南下，即将到达南丰包围红军。

红军下一步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决定，先调整部署，变强攻为佯攻，将红三兵团与红五兵团调整到机动位置上，与红一兵团一起打援，再向中央请示，红军部队要留要走，要留的话，留下来干什么？要走的话，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撤离？

7万红军皆在南丰附近待命，既无法攻下城池，又没办法对抗即将赶来的敌军援军，这实在是作战的大忌。

更让人恼火的是，博古此时也知道自己的决策出了错误，居然当起了缩头乌龟。周恩来发去的请示电报全都石沉大海，前方战事吃紧，博古在后方装哑巴。

无法，周恩来只得和朱德、王稼祥商量决策，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乃是保全力量。此时不能再等中央的命令了，趁着敌军还没有缩小包围圈时，赶紧让红军撤离才是第一要事。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更何况当时发布军令的“帅”还是只王八，有本事惹事没本事善后。

决定撤离之后，红军方面先是派红11军伪装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向黎川方向移动以诱敌，保证红军的主力队伍能安全撤离，在此战役中，红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最后的结果是打了败仗，还损失了五百余人红军战士。

作为主力部队的军团长，眼看损失如此之大，自然是恨得牙痒痒，他将这笔账全部算在了当时被博古拉拢的刘伯承头上。

那这个决定，跟刘伯承又有什么关系呢？

1931年，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归来，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次年2月，他升任红军总参谋长，与周恩来、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当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的地位在刘伯承之下。

刘伯承在红军中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虽然才留学归来，但在此前，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并且指挥过南昌起义，这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革命事迹，因此在党内非常有声望。

当时博古集团也是刚刚从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他们刚一来到苏区，便成立了中共中央局，想要独揽苏区大权。刘伯承是新加入进苏区的，又因为他留过洋，是学院派，在军事指挥上能力很强，博古便想拉拢他，搞小团体。

当时的红军，由于武装力量并不如敌军，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就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作战方式，即打游击战。

这种作战方式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确实是有利的，刘伯承内心其实也肯定红军采取这种作战方式，但是既然他从伏龙芝学校学成归来，那就不能任由这些知识白白烂在肚子里。

怀着想要提高红军战士作战水平的心态，刘伯承在任职期间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文章，主要话题都是围绕着红军之前作战的劣势展开的，比如红军不能打正规战，也无法进行大兵团群战等。

如果只是正常指出红军的劣势，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商讨，本来不会有太大矛盾的，但是坏就坏在刘伯承为人严谨儒雅不善交际，而博古又一直打压原本中央苏区的主力，试图在党内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因此双方便结下梁子了。

博古明面上重用刘伯承，但其实却是将他推上了风尖浪口。当时表面上看似已经形成了以刘伯承、博古为代表的“洋派”和以周恩来、林彪、彭德怀为代表的“土派”。

之后，刘伯承在《红星》《红色中华》等杂志上发表了针对“游击作战”的军事理论文章，批评此种战术乃是“右倾”战术，作战中不能将这种战术作为主要战术，必须要加入正规战，大团战等战略才可以。

彭德怀、林彪等人在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认为刘伯承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红军现在的战力，哪能有打正规战的能力啊？

两派人一派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用理论来说明游击战的弊端，而另一派人从实践经验出发，认为红军目前完全不能放弃使用游击战术。没有良好的沟通途径，再加上“洋派”大部分人的浑水摸鱼，这就导致彭德怀等人对刘伯承产生了偏见。

彭德怀对刘伯承文章的评价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林彪也说：“想打正规战？我们拿什么跟国军比？真要硬拼，红军这点家底早输光了。有本事让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可见“土派”对他意见之大。

在攻打南丰时，损失最多的就是彭德怀所带领的红三兵团，折损四百多人，彭德怀悲愤之余，就埋怨上了刘伯承。

但彭德怀不知道的是，刘伯承当时对于攻打南丰一事也是保留意见的。他也不傻，明白硬碰硬没什么好处，为此，他认真研究了周恩来发来的前方战报，并分析了该场战斗的不利之处，但是后方领导根本不听。

最后，彭德怀将战略失误的锅强行扣到了刘伯承头上，这些刘伯承也无从得知。

南丰一战，红军在正面攻击中并没有讨到好处，刘伯承此时就对自己坚持强攻和大团战一事做出了反思，再加上之后的几次战斗中，他看到了游击作战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确实是十分有利的，于是便逐渐对游击作战改观了。

为此，他还特意发表了一篇名为《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游击战的作用。

但无奈是当时中央被李德把持，这一位也是只会“纸上谈兵”的，奉行从苏联传来的那一套强攻作战方式，丝毫不考虑红军的情况。这让刘伯承极为恼火。

因为这一矛盾，临时中央免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的职位，将他降级去红五兵团任参谋长，此后彭刘二人也没有再就此事进行过讨论，误会也就没有再说清楚过。

后来，爆发了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与刘伯承二人共事，二任不计前嫌，并肩作战，在抗日战争中，也算是结下了一段革命友谊。

当时，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这次，刘伯承变成了彭德怀的下级。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二人虽有误解，但是一同服务与于革命事业，也并没有过正面冲突。

但历史妙就妙在，总有各种各样的巧合，将大人物联系起来，并且将其推上风口浪尖。

1944年，组织在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所有共产党高级将领都需要严格的检讨自己，检讨他人，刘伯承作为共产党中的骨干人员，上台进行报告，总结抗战以来晋冀鲁豫地区的工作，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报告之中，刘伯承就提到了一场著名的战役，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策划并指挥的一场，在抗战中大败日本军的胜利战役，这场战役，让我们在战场上终于抬起了头，我们第一次主动打击日军，并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也有做得不对，需要反思的地方。首先，刘伯承就提出了一点，彭德怀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并没有好好运用游击战，而是一直咬着敌军，进行强攻。虽然赢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但这一行为导致我军过早暴露了真实实力，使得日寇恼羞成怒，并且在之后的战斗中对我军进行严酷的打击。

这种强攻手段，也使得刘伯承下一二九师伤亡惨重。

在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是此次战斗的主力部队。在关家垴作战时，由于这支日军破坏了八路军的工厂，这让彭德怀十分气愤。他在怒火中烧想要赌一口气的情况之下，致电刘伯承，让一二九师必须全歼这支日军队伍。

刘伯承坚决不同意，认为次战毫无必要，且风险太大了，会造成一二九师不必要的伤亡。

但刘伯承的一番分析，换来的却是彭德怀更大的火气与怒吼，彭德怀在电话里威胁，如果敢不听令，就撤了一二九师的番号。

刘伯承心疼将士们啊，急得眼泪都要留下来了，但是彭德怀已经摔了电话。

一二九师被日寇火力冲击十几次，最终攻克关家垴，但伤亡人数远远超出了敌军。

事后虽然彭德怀致电来道歉，为自己当时的冲动行为道歉，但是他对一二九师造成的伤害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毛主席在听完关于百团大战的报告之后，也十分赞同刘伯承的观点，这下，彭德怀被迫进行了检讨，关于彭刘二人不和的风言风语再一次传了出来。

无独有偶，在建国之后的一次反教条主义风潮之中，当时刘伯承任军事学院的院长与政委。

中央组成的督查小队一进到军事学院之中，就判定这里确实有教条主义存在。彭德怀这下子，立刻就联想到了在二十多年前，在中央苏区中，刘伯承用教科书上的理论大肆批判游击战的教条主义作风。彭老总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事后，刘伯承带病前往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自己的“教条主义作风”做出了检讨。

彭刘二人三次正面冲突，无非就是性格问题，加上接受的教育不同，遇事的态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二人看似争锋相对的局面。

但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将，都是为了革命而努力奋斗着的一家人，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呢？矛盾再多，二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态度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