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安(582——709年)，也叫道安，俗姓卫，荆州枝江(在今湖北省)人，得法于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因其年长老师弘忍20岁，所以弘忍大师称他“老安”，人们也这样称呼他。慧安在湖北黄梅县东山寺弘忍处学法时，就受到禅宗五祖弘忍的赏识。弘忍说：“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开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其中特别提到慧安时说：“嵩山老安，深有道行。说明慧安是弘忍认为“能够传法的十大弟子之一”。老安后到嵩山任少林寺住持，闻名慕道者日益增多。圣历二年(699年)四月，慧安告诉众僧说：“今日夜间三更有神人到。”到时果然有神人来寺，护卫甚多，且风雨大作。神人绕寺三匝，慧安与神人交谈，叮咛告诫，再拜而去。有人问怎么回事?慧安说：“我为嵩山神授菩萨戒。”

在武则天参政、执政期间，慧安师经常往来于长安、洛阳、嵩山之间，声名大震。到中宗景龙二年(709年)，慧安告辞回到少林寺。同年三月八日圆寂，享年128岁。荼毗得舍利80粒，其弟子于先天二年(713年)为之建塔。

此外，嵩山的慧安国师，于隋文帝时就已出家，他的相貌端雅，不染俗尘，修学法门无不该贯。隋大业年中，会集庶民，开通济渠，饥殍相望，师以乞得的食物救济病困。唐贞观年间，道安于黄梅山参谒五祖，遂得心旨，为五祖弘忍十大弟子之一。六祖座下的大弟子怀让禅师，曾经向他问道，只是当时机缘未具，安师遣以参叩六祖，成就了怀让禅师的悟道因缘，由此可见慧安禅师对六祖大师的推崇。

武则天待慧安禅师与神秀禅师一样，同等尊以师礼。

有一天，武则天问慧安国师：“你多大年纪了？”

慧安国师说：“我记不得了。”

“怎么多少岁数你都记不得呢？”

慧安国师说：“生死之事，其若循环，环无其竟，应何计数？”

意思是说，人的生死都是五趣轮回、六道轮回，如环无端，如何能以数计呢？

二、武则天对道安的礼崇

武则天的一生和佛教密不可分，可归为四大因缘：一是人感业寺为尼，二是利用佛经称三是施钱建寺造缘，四是礼崇佛教高僧。本文试就武则天对嵩山道安国师的礼崇略论如下。

1、道安、慧安和老安

在嵩山积翠峰下会善寺山门东侧的院墙上，镶嵌有一通唐开元十五年的碑刻，它就是嵩山道安禅师碑。

道安禅师碑通高3．38米，宽1．22米，厚13厘米。因饱经了一千二百多年风残雨蚀的沧桑岁月，它已断裂为三截。除碑首九字及前几行能辨识不足百字外，其一千七百余字的碑刻全文均已无法辨识，实为遗憾。

但庆幸的是，在一些关于登封嵩山的地方史志和金石文献中，还录有此碑内容，如清叶封的《嵩阳石刻集记》、清景日畛的《说嵩》、清洪亮吉的《登封县志》、清王昶的《金石萃编》和清董诰的《全唐文》等等。其中清陆心源的《唐文续拾》卷三和清景日畛的《会善寺记·塔铭》录文最为完整，其一千七百余字的全文内容，仅损缺二十余字，其史料价值非常高。

由清陆心源的《唐文续拾》卷三可知：道安禅师“俗姓李氏，荆人也”，“与大通俱学于大师(弘忍)，……唯秀与安惜其才难也，……今法要当付，付此两子，吾无忧哉”，“上因数征请之，师受禅要，禅师顺退避位，推美于玉泉大通也，……高让名闻，……竟居嵩山会善寺焉”，“禅师生于开皇四年，灭于有唐景龙二年，春秋得百有廿余岁矣”，“建塔僧破灶堕，开元十五年十月廿一日建”。

然而，中国佛教的重要僧传，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卷十八“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中则称，“释慧安，姓卫氏，荆州支江人也，……贞观中，至荆州，礼忍大师，……三年，辞归少林寺，……春秋一百三十许岁，起开皇二年，至景龙三年故也”，“先天二年门人建浮图焉”。

另外，宋释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嵩岳慧安国师，荆州枝江人也，姓卫氏，……唐贞观中，至黄梅，谒忍祖，遂得心要”，“至嵩少云：是吾终焉之地也”。“春秋一百二十八，隋开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龙三年己酉灭，时称老安国师。……至先天二年门人建浮图焉”。另元代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和明傅梅的《嵩书》等文献，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

慧安和道安是不是同一个高僧呢?回答是肯定的。

早在民国年间，我国著名的学者胡适和陈垣等，就以不同方式解答了这一疑难。胡适的《中国佛教史》记嵩山老安云“《宋僧传》十八，《景德传灯录》四，都作‘慧安’，都说俗姓卫，是荆州枝江人。此碑作“嵩山会善寺道安”，姓李，荆人，可以改正《宋僧传》与《传灯录》时错误。陈垣的《释氏疑年录》卷三有“按碑未有建塔僧破灶”等字。《金石萃编》卷七十七著录此碑时已缺。据《景德传灯录》卷四载，慧安法嗣有破灶堕，此亦足为同一人之证。另外，清景日畛的《会善寺记》诏勒·寺名沿革中，也有“武后始幸嵩山至寺，拜道安为国师，称老安国师”，明确记载道安即为老安国师。

僧传作者为何会将道安称为慧安呢?笔者认为，作者为了区别同名的东晋时期著名的“弥天释道安”法师及其高足慧远法师，而取二法师之首字以示区别。实际上，这一观点在清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七十七也有体现：“……即道安为东林远公之师，远公建东林在晋太元十一年，……此碑建于开元十五年，而碑云道安俗姓李，……又云弟子慧远者，袭明承庆，演未裕源云云，并非追叙缘起之语，又不似别一道安，疑不能明也”。僧传作者依据碑文内容“一为圣胎，一为僧宝，……东传之法而载极乎天，北流之妙而不堕于地”的原意，来取道安为慧安之名是顺理成章之事，并在取名时误将东晋道安法师的卫氏姓，改了碑文中唐道安法师的李氏姓。

另外，宋志磐的《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则天武后纪事中有“大安禅师至，太后延人宫……”的记载。此大安禅师也是指道安或慧安，以“大”有“老”之意。因为唐代真正的大安禅师是晚唐德宗贞元九年到僖宗中和三年时的高僧，已去道安法师近九十年，故完全不是同时期人。道安禅师因年龄比其师弘忍和同门神秀都大，故优先被高宗和武后征诏，但因他“椎美退让”，才让大通神秀禅师做了禅宗北宗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道安禅师应该是禅宗北宗的资深领袖人物。

2、武则天对道安国师的礼崇

武则天一生对佛教高僧倍加崇敬，在她称帝前后，受她礼遇的高僧名尼有几十位。但受到礼崇最高的，当属北宗神秀和道安国师了。

因她在位前后曾数次进嵩山，故道安国师在嵩山受礼遇的机会应比较多，文献中有如下的记载：

其一：清陆心源的《唐文续拾》卷三和清景日昣的《会善寺记》塔铭条皆有“哲后躬亲禅窟，咨口道门”。这里说明武后只有进嵩山，才能“躬亲禅窟”。时间应在天授元年(690年)之前。

其二：宋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三和明傅梅的《嵩书》均曰：“武后征至辇下，待以师礼，与秀禅师同加钦重”。这里是武后“征至辇下”，也应是在嵩山相见，并“待以师礼”。

其三：清景日昣的《会善寺记》诏勒·寺名沿革中记载：“……武后始幸嵩山至寺，拜道安禅师为国师，称老安国师，赐名安国寺”。这里则明确点出了武后“幸嵩山至寺”。另外，笔者认为，唐代神都洛阳城内及周围地区，有数座名为安国寺的寺院，可能皆因此而得名。

因道安禅师名闻二京地区，故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第十五卷这样记载：“天册万岁元年，诏嵩岳惠安禅师，入禁中问道，与神秀禅师同被钦重，则天尝问：‘甲子几何?’对曰：‘不记’。曰：‘何以不记?’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环，环无起尽焉，用记为，况识心流注无有间断，见沤起者乃妄想耳。从初识到动相灭时，亦只如此，何年何月可记乎?’则天叹美久之。时安春秋百余，而天下之人称为老安国师。”

在这里，武后听后“叹美久之”，而《五灯会元》则为“后闻稽颡，信受”。这里的“叹美久之”和“稽颡、信受”都充分说明了武则天从心底对“道行精深”的道安法师的敬崇。

此外，武则天对神秀禅师的礼崇也是“史无前例”的。她不但把神秀迎人宫中，还加以“跪礼”，尊为国师。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会如此“虔诚”地礼崇高僧呢?

佛教学者郭册《隋唐佛教》把此归结为“牧师职能”，即利用佛教来教化百姓，以巩固其统治。虽然这个提法有点“直率”，但笔者认为，武则天利用佛经经义得到了“帝位”，又施钱修寺造缘度僧，那么她“痴心”地礼崇道安禅师及其他高僧，则是为进一步利用高僧的名誉控制佛教，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她的这一计策，也确实成功了。

武则天实际执政近五十年。这五十年也是嵩山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寺院林立、高僧云聚”可谓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武则天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与嵩山亦有不解之“缘”。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嵩山佛教发展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