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的展览。集中展出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共计200余件（套）文物精品，主要目的是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这其中，有两幅绘画十分引人注目。

一幅是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

另一幅是《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

通过对比发现，这两幅绘画极为相似。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里，“观音”怀抱孩童，孩童手里抱着一本书，另一只手伸出来，形成一个类似“剪刀”的手势，白衣观音的头巾、衣服的褶皱，怀抱孩童的姿势，手里的绢帕，几乎与《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简称“圣母像”）如出一辙。

不同之处在于：《送子观音图》是一幅设色工笔全身像，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绘画技艺。意大利“圣母像”采用的是西方传统的油画技法，是一副半身像。“圣母像”的“圣母”以及孩童都是西方人的形象，穿的衣服也是西方人的衣服。《送子观音图》颜色明快，“圣母像”色泽深沉。

据相关资料显示：

1910年，德裔美籍学者托尔德·劳费尔在中国考察期间，于西安一座府邸中发现了署名为唐寅的《送子观音图》。后来经过对比发现，是意大利《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的一件“仿制品”：唐寅的画整个形式都是东方式的，“圣母”变成了观音，半身像变成了全身像。

当时的展览策划人，同时也是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军对展品进行了介绍。这两幅画被并列布展在“圣母与观音”版块中，李军介绍道：“这两张图如出一辙。”

最后评价道：“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出来，圣母子的图像怎么样影响了送子观音的图像。”

李军教授对两幅绘画的分析并没有特别深入，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异同，但是他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

意大利的“圣母图”影响了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唐伯虎是对“圣母图”的模仿。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这次展览过后，两幅图很快引起观众和读者的兴趣。对于唐伯虎《送子观音图》是对意大利“圣母图”的模仿这一说法，民间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李军教授的判断并不准确，并非唐伯虎模仿了“圣母像”，而是意大利的“圣母像”模仿了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

一个基本理由是：这种“抱子图”并不是西方文化独有的产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类似于“送子娘娘”、“观音送子”的绘画、雕塑或艺术题材非常多，并非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

另外一点，意大利这幅“圣母图”创作的时间大约是16或17世纪，但唐伯虎在16世纪初期就已经去世，在当时东西方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意大利的“圣母图”不太可能这么快就传到中国并对唐伯虎产生影响。

这样，就对这两幅绘画产生了3种基本判断：

第一，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是对意大利“圣母像”的模仿。

第二，意大利的“圣母像”是对唐伯虎《送子观音图》的模仿。

第三，谁也没有模仿谁，可能是东西方绘画艺术上出现的巧合。

那么，这3种观点谁是谁非呢？

我们梳理一下。

李军教授的观点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当时博物馆在介绍唐寅的《送子观音图》时也是这样判断的：

这件画作左下角有“唐寅”的款识，后被认出是《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的一件摹制品，但整个画面的西方形式因素均被修改成东方意味……其中，观音是站立的姿态，头披长巾……左手内持一手绢，眼睛细长，小嘴……二者在构图上和人物姿态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关于古代欧洲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这种“圣母子像”，可以说非常多，其基本造型大同小异，都是“圣母”抱着孩童的形象，孩童做出一个“祝福”的手势，另一只手抱着一本书或卷轴。

这是第一种观点：

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模仿了意大利的“圣母像”。

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主要有3点。

第一，“送子观音”（或“送子娘娘”）的形象中国古已有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关于“送子娘娘”的传说或故事广为流传，可以说家喻户晓。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孝道有关，比如在儒家经典里经常看到这样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一个家庭“多子多孙”成为延续宗族血脉，实现家庭兴旺的重要标志。

但是，要想一个家庭“人丁兴旺”，在很多时候并非有一个想法就能实现，在中国古人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一个家庭生活富裕，可就是人丁不旺，于是，为了实现“多子多孙”的愿望，迷信的古人就寄托于“送子娘娘”、“送子观音”等虚构的存在。

关于“送子娘娘”这一虚构形象，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4世纪的西晋时期。在相关古籍中有这样的话：“若有女人，无有子姓，求男求女，归光世音……”在西晋，“观世音”被称作“光世音”。

西晋之后，“送子娘娘”或“送子观音”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行，成为石窟造像、壁画、瓷器塑像中经常出现的题材样式。

换言之，一个神话中的女子抱着一个孩童，象征给人间的家庭送来“子女”，是中国古人一种美好的祈愿。也是中国古文化中很早具有的一种现象，与欧洲的“圣母”无关。最起码从晋代之后，“送子娘娘”、“送子观音”的形象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古人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而这也就决定了，唐伯虎《送子观音图》的创作，有中国古典文化的发源根脉，不一定是受到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因为西方有“圣母子”的绘画，中国同样也有“送子娘娘”的文化传统。

第二，从构图形式上分析，唐寅的《观音送子图》有中国固有的元素

唐寅的《送子观音图》是一副全身像，比意大利的“圣母像”表现地完整。“观音”的人物形象以及她怀中的孩童，都是中国人的相貌，所穿的衣服也是中国古人的衣服，孩童手里抱着的书籍，是中国古典线装书的模样，这都没有什么问题。稍微引起争议的地方，一是“观音”的头巾，二是“观音”手里挽着的那块“手帕”，三是孩童做得类似于“剪刀”的手势，这3个地方与意大利的“圣母像”绘画是非常一致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几个疑问：“观音”的头巾、“观音”大拇指上挽着的“手帕”、孩童的手势，是中国古文化里固有的元素吗？

先说头巾。

“观音”这一虚构的形象发源于印度尼泊尔等地，被中国古文化接受后，一方面保留了发源地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的特征，是二者的融合。有人说在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里，观音的这种头巾在中华古文化里不常见，但是说实话，带着这种头巾的观音像也比较多，我们可以看下图。

因此，唐寅《送子观音图》里的观音形象，也能在中华本土文化里找到可以遵循的传承脉络。

再说“观音”手里挽着的那块“手帕”。

其实专业的术语叫做“羂索”，在相关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左右二面如不空羂索……一手持羂索。”它的原始含义是狩猎用具，类似于绳索，后来，“羂索”逐步转化为祝福、吉祥的象征。

再说孩童做的那个手势，伸出两个手指表明什么呢？

说实话，在中国古文化里，“送子娘娘”抱着孩童的形象很常见，但孩童伸出两个手指的手势却不常见，有人解释这是一种“口诀”之类的表示，是“吉利”的象征，此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在西洋的“圣母子”画像里，孩童做出这种手势非常见，是“祝福和美好祈愿”的象征。

通过以上3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唐寅《送子观音图》在“细节”方面，我们也能从中华古文化里找到根据和传承。

第三，关于创作时间的问题

《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画像，创作的时间大约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这副画的原作保存在意大利。假如唐伯虎模仿这幅画的话，那就在时间上产生冲突：唐伯虎的生卒年份是公元1470年到1523年，也就是说，16世纪末唐伯虎就已经去世，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模仿这副画呢？

通过以上分析，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不是唐伯虎模仿了意大利的“圣母像”，而是“圣母像”模仿了唐伯虎的画作。

东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都会产生相互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便两种文化没有交流，也有可能产生一种不约而同的价值观念或艺术表现形式。

我们借用孟子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冉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换言之，就算两种文明、文化没有交流，也会产生一种相同的价值观念或艺术形式，为何呢？就因为我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内心感受到的外部世界和情感都差不多。这种相同的存在就是“理”或“义”。因此，东西方文化中，假如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表达方式，也没必要太惊讶。

毋庸置疑的是，西方古代有“圣母子”的绘画，中国古代也有诸如“送子娘娘”的形象，在这方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送子娘娘”是受到西方“圣母”的影响，这两种类似形象的产生，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解释，是人类根据自我对客观外界和情感的认识，各自发展出来的。

但是，具体到唐寅这副《送子观音图》，我们能否用“谁也没有模仿谁”这个观点来解释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解释说不通，因为这两副绘画实在太相似了，这就给我们一个基本判断：这两幅绘画之间有联系！也就是说：不是唐寅模仿了意大利的“圣母图”，就是“圣母图”模仿了唐寅的《观音送子图》！那么，到底谁模仿了谁呢？我们能得到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答案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有一个基本判断：

唐寅模仿意大利“圣母像”的可能很大！

也就是说，李军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个主要理由是：在唐寅之前，这种形式的“圣母像”已经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国，“圣母”的衣服、头巾、怀抱的孩童，孩童做出的手势以及抱着的书籍或卷轴都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看下面几幅图：

约创作于1230年

约创作于1250年

约创作于1260年

其创作的年代，比唐寅生存的年代要早200多年。

反观唐寅的《送子观音图》，虽然人物、服装是中国式的，甚至一些小细节：头巾、“观音”手里的“羂索”、孩童的手势以及抱着的书籍，都可以从中国古文化里找到传承脉络，但这种形式的“观音送子图”毕竟不常见。而在古代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种造型的“圣母图”非常多。

在关于“谁模仿了谁”的问题上，有朋友也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明朝，利玛窦来华大约在1582年，他带来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学术、文艺方面的书籍。我们知道，《几何原本》是根据利玛窦带来的书籍翻译而成的。他还带来了“世界地图”。

这其中，利玛窦也带来西方的“圣母像”。后来收录在一本叫《程氏墨苑》的书籍里。这是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关于意大利“圣母像”传入中国的明确记载。有人根据这个“圣母像”传入的时间（此时唐伯虎已经去世），来说明唐伯虎的《送子观音图》没有受到西方“圣母像”的影响，我认为是说不通的。

古书《程氏墨苑》里的“圣母子”绘画

不要忘记，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的交往并非自利玛窦来华始，早于他的还有马可波罗，再往前追溯的话，唐代、汉代，这种交流就已经开始。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毋庸多谈。而这也就意味着，就算唐伯虎看不到利玛窦带来的“圣母像”，也可能受其他传入中国此类绘画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这幅署名“唐寅”的《观音送子图》，真是唐寅的墨迹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明朝或清朝其他画家假托“唐寅”之名创作的呢？假如是明清人假托“唐寅”之名创作的，那就容易理解了，理由是：

一，这类绘画在唐寅作品里不常见。

二，时间上不冲突，《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大约创作于16或17世纪，唐寅已经去世，但唐寅之后的人可以受到影响，模仿意大利的“圣母像”并假托“唐寅”之名创作出《观音送子图》并不难。

唐寅的《送子观音图》原件保存在外国博物馆里，究竟是否他的真迹，我们没法断定。只能期待以后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专家对这副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传达出更多准确信息。

文明、文化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中华文明影响过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也影响了中华文明。

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著作里就有关于丝国“赛里斯”的记载。中国有名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运往西方，同样，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也输送到东方来。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丝绸在罗马、希腊等地广受欢迎，罗马人把东方丝绸看做是“光彩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并以穿着这种精美的衣物而感到光荣。

这让他们认识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古老国家——那就是被他们誉为丝国、瓷国的中国。

东西方交流的另一个高峰是“文艺复兴时期”。

那时候，不仅东西方的民间商业交流十分频繁，官方的交流也比较频繁。来华的欧洲人士马可波罗很有名，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全面而丰富的笔触，向欧洲人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随着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建筑园林等传入欧洲，欧洲一些国家模仿中国的园林样式建起亭台楼阁、宝塔等，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瓷器、丝绸被欧洲贵族广泛使用。利玛窦来华后，带来当时西方很多学术著作和科技，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这都说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兼收并蓄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唐寅的《送子观音图》与意大利《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玛利亚》相似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至于唐寅《送子观音图》和意大利“圣母图”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属于哪种情况呢？

请投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