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期间，陈伯达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

那时候，陈伯达想起了江青，便屈尊来到了江青的住处，在江青秘书的安排下，等候江青的在会客室里。

很快，秘书便来到了江青的面前，将陈伯达求见的事情，告知了她。得知陈伯达来到自己的住处，又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江青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片刻后，江青问秘书：“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秘书说：“在会客室。”

听到陈伯达已经在会客室等待，江青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带着嘴角哆嗦了几下，并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

就在秘书转身准备按照江青的意思回复陈伯达的时候，江青又想到了什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

紧接着，江青又交代秘书：“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很快，秘书便按照江青的交代，将陈伯达支走了。

从窗户里看着陈伯达离开时的样子，江青的心里五味杂陈。她和陈伯达在延安时期便已经相识，怎么也想不到陈伯达会走到现在这样。

1937年8月，江青到达延安。9月，陈伯达也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1938年，在张闻天的介绍下，陈伯达认识了毛主席。后来，在一次争论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时，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那天，在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两种意见激烈争论的时候，陈伯达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听了陈伯达的发言，毛主席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随后，毛主席又把陈伯达留了下来，询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当天晚上，毛主席又请陈伯达吃了晚饭。这一天，也成为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此后，陈伯达进入了毛主席的视野。

这年11月，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也担任了毛主席的生活秘书。

1939年，陈伯达被调到毛主席办公室工作，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跟随毛主席出访苏联。期间，陈伯达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也暴露了出来。

那天，毛主席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提到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听到斯大林主动和自己说话，本来一直静坐在一旁的陈伯达，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已经放声大笑起来，把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向了自己。

紧接着，斯大林举起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直到此时，陈伯达都没有顾及会谈的全局和毛主席的感受，高兴地举起酒杯回敬了斯大林，并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可以说，此时的陈伯达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此事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66年5月，陈伯达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达到了人生的顶峰。那时候，陈伯达也一度是江青的亲密伙伴。

然而，在后来的相处中，陈伯达和江青越来越不合拍，甚至被江青赶出了中南海，也离开了钓鱼台的住处，找了一个新的住处。此后，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

1970年，在处境不好的时候，陈伯达又想起了江青，却被江青交代秘书找借口支走，婉拒了见面。

不久后，陈伯达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晚年，陈伯达的生活是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