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岳嵩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名山。传说中的神仙王子晋就是在这里得道成仙的；北魏时期的著名道士寇谦之也曾隐居于此修道30载，自称受太上老君之托，创立北天师道；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有嵩山道士潘诞为炀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隋唐时期有大批著名道士居嵩山修道，如上清派宗师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均曾隐于嵩山。唐皇室与道教始祖老子同姓，李渊称帝后，以老子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持道教。唐太宗则公开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唐高宗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道教一度成为唐朝的国教，对唐朝的政治影响很大，如唐朝圣君李世民也是因为笃信道教，食用道士丹药亡命。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老百姓。嵩山道教唐时的大力发展就不难理解了。唐朝时期，嵩山先后建有嵩阳观、隆唐观、太一观等。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尤其是武则天改唐为周，定都洛阳，改称神都以后，由于嵩岳密迩帝都，许多高道、逸士怀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目的，隐居于此，修道炼丹，从而使这里成为当时全国道教传播的中心地区之一。研究武则天与嵩山道教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窥见她宗教信仰的一个侧面。
据《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序》载：“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唐高宗、武则天的这一系列访道活动与中岳嵩山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道教茅山宗的频繁接触。
茅山宗是唐代道教的主流派，茅山宗与嵩山道教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茅山宗本是由南朝时道士陶弘景在江南开创的。这是一个有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和组织的道教宗派，“茅山宗的宗师们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善于窥测政治风向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陶弘景就是南朝梁时名噪一时的“山中宰相”；到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更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道士，正是他适应大一统的隋唐王朝的需要，开始将道教茅山宗的法篆由江南传播到了北方。他先是在隋朝时，曾为隋炀帝夺谪张目，受到尊礼；隋末大乱时，又向唐高祖李渊密告符命，以此寻求新的政治靠山；及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斗争日益尖锐时，王远知又预告李世民将为天子，为李世民争夺帝位服务；及至晚年，王远知还把政治赌注押在唐高宗和武则天身上，在临终之际，安排了两件事：
一是“遗命子绍业曰：‘尔年六十五见天子，七十见女君。’调露中(680年)，绍业表其言，高宗召见，嗟赏，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武后时复召见，皆如其年。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691年)，改谥升玄。”
二是他还诡言自己与嵩山有不解之缘，遗言弟子潘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将行在即。”王远知正是看中了嵩山为五岳之中的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从而安排潘师正居嵩山逍遥谷传道五十余年，将这里变成了北方茅山宗传播的中心地区。潘师正也因此被尊为茅山宗的第十一代宗师。
潘师正（公元584年～682年），道士刘爱道见而器之，谓之曰：“三清之骥，非尔谁乘之？”时王远知为炀帝所尊礼，刘爱道劝其师事王远知，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箓授之。未几，随远知至茅山。后又与刘爱道迁居于嵩山双泉顶，最后隐于逍遥谷，潜心修炼，清静寡欲，邈与世绝。
潘师正画像
据传，他隐居山中二十余年，唯以薛荔绳床为寝，青松涧水为食而已。上元三年（公元676），高宗巡洛阳，礼嵩岳，对其甚为礼重。请作符书，辞以不解；问其所需，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需，此中不乏”。高宗甚为叹异。调露元年（公元679），高宗再祀嵩岳，复召见，并以车舆迎送。又诏于逍遥谷建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院以处之。前后赐诗数十首。潘师正虽受高宗尊宠，数应召对，但仍以山野之人自处，尝谓弟子曰：“吾实无用，接见帝王，惊扰灵岳。汝等学道，不厌深眇，则无累矣。”卒于永淳元年，享年九十八岁。卒赠太中大夫，谥体玄先生。有弟子多人，以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嵩真为最著。
潘师正居嵩岳传道期间，深得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尊礼。“上元三年(676年)，天皇大帝幸洛都，唏嵩阜，谒三元之洞，征六甲之图。尊师以道有所申，贵有所屈，竟不屑命，对以无为。后年巡豫许京，属想太室，愿言霄极，伫降云轺，师仍爰几，谢以幽疾。粤调露元年(679年)冬，高宗、武后又亲自驾幸师正居所，看望并与之晤谈，“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营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时太常奏新造乐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师正以永淳元年(682年)卒。……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曰体玄先生。”
潘师正的另外一名弟子司马承祯书写的《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中，更为详细地记述了高宗、武后对潘师正的优礼，尤其是对武后宠遇潘师正的描述特别突出，可补正史之阙。
由潘师正所受到的高宗、武后的优宠来看，潘师正与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这对密切皇室与茅山宗的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茅山宗的传人们正是循着先辈宗师们所奠定的良好基础而进一步取得帝室的尊崇与扶持的。如被尊为茅山宗的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事潘师正为道士，“传其符篆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高宗、武后驾幸嵩山潘师正居所时，司马承祯也随同受到接见。
后来，司马承祯名气渐大，“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另外，曾待诏翰林的著名道士吴筠也是在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高宗、武后接见潘师正时，吴筠也应当随侍左右。这些活动密切了皇室与道教茅山宗的关系，使得唐皇室与道教茅山宗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此后，茅山宗师们大多以帝王师友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
在嵩山隐居修道的道士、隐士中，许多人与茅山宗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道合是较早受到征召的道士之一。刘道合，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人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可见他与茅山宗人也颇有些瓜葛。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与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养道山中”。永隆元年(680年)，唐高宗与武则天驾幸嵩山，先派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赐药物及絮帛。接着高宗、武后又亲自接见了田游岩，将他比作汉之“四皓”。因将游岩就行宫，并家口给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后来高宗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在宫侧，特令不毁，并亲书题额“隐士田游岩宅”悬其门。文明中(684年)，武则天又进授田游岩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马。垂拱初(685年)，因田游岩坐与裴炎交结，特放还嵩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交。韩法昭也是潘师正的弟子，可见游岩与茅山宗也有一定的关系。
武则天的从侄武攸绪也在随她封禅中岳之后，隐居嵩山，从茅山派道士王曼学道，得其导养炼气之诀。据《资治通鉴》卷二O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载：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大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大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地种，与民无异。
此外，当时隐居于嵩山的高道、逸人还有王希夷、卢鸿一、王玄宗以及潘师正的弟子王大通等，王大通在潘师正死后继续居嵩山传播道教。这些人都与当时朝廷有各种形式的往来，正是他们在这里传道修炼，使中岳嵩山成为当时全国道教传播的热点地区。
唐高宗、武则天频繁驾幸嵩山访道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祈求长生不老。高宗、武则天都非常迷信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老之说，对求仙学道之举有极浓厚的兴趣。
唐高宗本来是不相信神仙之说的，他曾于显庆二年(657年)说过：“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所以他不相信曾欺骗乃父太宗的天竺僧那罗迩娑婆能合长生药。但由于高宗生长在深宫，体质一直较弱，所以他比较留意养生，显庆五年(660年)十月，他才32岁时，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风疾”，这种病有可能是唐帝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家族病。武则天是永徽六年(655年)被立为皇后的，但她在政治上真正发挥作用应该是在显庆五年(660年)开始的。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载：这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从这以后，高宗之病一直没有好转，以至于麟德元年(664年)以后，“上每视事，则天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在襄助丈夫处理政务的同时，还积极寻求为高宗治病的灵丹妙方，频繁接触炼丹术士。总章元年(668年)，有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为大臣郝处俊谏止。但高宗、武后并没有停止炼丹合药活动。《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位·叶法善传》就说：“时高宗广令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
前面提到的嵩山道士刘道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召令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670—674年)中，刘道合卒，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说：“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上元二年(675年)三月，高宗病情加重，遂产生逊位于武后的念头，又为大臣郝处俊等谏止。此后，武则天更是多次陪同高宗驾幸嵩山，频繁造访高道逸人，探求治国养生之道。并于开耀二年(681年)，服饵金石，造成中毒，终于病死于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后，武则天还于嵩山立嵩阳观为他追冥福。
武则天也有很强烈的求长生愿望，对炼丹服药也颇感兴趣。她曾遣使征召嵩山道士潘师正的弟子司马承祯，是因为听说他精通炼丹之法；又曾令叶法善采药并祈祷于嵩山及天下诸名山，也是因为他善炼金丹；她还非常宠幸嵩岳山人韦什方，命他赴岭南采药炼丹，也是因为他自言能合长生药户甚至她身体偶有不适，也派人祷于嵩山。据《资治通鉴》卷二O六圣历二年(699年)二月条载：武则天驾幸嵩山，“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于少室山。
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武则天还曾征召隐居豫章西山的道士胡超，“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贝U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700年)。”是年，武则天还命胡超赴中岳嵩山投龙简斋醮，为她祈祷长生。1982年5月21日，发现于河南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的除罪金简实物，就是这次嵩山行道的铁证。金简长约36．3cm，宽约8．2cm，厚约o．1 cm，重约247g，双钩镌刻投龙文63字，内容是：
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璺罪名。太岁庚子(久视元年，700年)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此外，武则天还曾于长安四年，派内供奉、襄州神武县云表观主玄都大叁景弟子、中岳先生周玄度，并将弟子二人，金州西城县玄宫观道士梁悟玄，“于名山大川投龙璧”，设醮修道，“表圣寿之无穷者也”。这次派道士于天下名山大川行道，其中首先就是嵩山行道。武则天之所以迷信中岳嵩山能消除罪名，获致福祉，长生不老，是因为道教宣扬：“中岳嵩高山，名普掠之狱，黄帝主之。……(生前有罪)死人地狱，木鬼来加(枷)，杖杵撞打，桎梏扭枷，风刀煮炙，众考(拷)备婴，掠时分(粉)碎，竟又成形，死而更生，生在鬼狱，受楚幽司，轻重劫年。”所以她才对嵩山神灵深信不疑。甚至有个骗子朱前疑骗她说：“臣梦陛下寿八百岁。”即拜拾遗。又说：“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
(二)为大周革命服务。武则天虽然是在690年才改唐为周的，但在此前后她曾经进行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肆制造符瑞图谶。众所周知，武则天曾利用佛教徒为她炮制《大云经》作为登基的理论依据，但她对道教也尽量采取了笼络与利用的政策。汤应彤先生就曾说过：则天“登极所利用之符谶，固非专依佛教，并有道教也。在这方面嵩山道教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伪造瑞石于洛水，献于武则天，石上有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于是号其石为“宝图”，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后；后又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宝图所出处号“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
对此，宋人晁补之评论说：此事与唐玄宗崇道之举“无异”。为什么洛水出“宝图”，惠及嵩山?除了洛水与嵩山接近外，还因为所谓“天授圣图”与道教颇有些关系，如道教经书《三天内解经》就多次讲到“天授应图”，其卷上更是提到：“天授应图，中岳灵瑞。”咽卿希泰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道教的这种说法显然与武氏改‘宝图’为‘天授应图’有关。武则天革命所用的‘天授’年号恐也与道教的‘天授应图’说有关联”。
有的学者还注意到武则天利用了“止戈龙”的谶语，所谓“止戈”为武，象征了武则天将临朝受命。这件谶记正好也与嵩山道教有关，据唐人张蔫《朝野佥载》卷五载：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州告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太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
由此可见，嵩山道教在武周革命中曾不遗余力地为武则天服务。所以，武周天在正式登基以后，立即派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带领弟子及内品官多人奉敕，因大周革命．往五岳四渎投龙、章醮作功德。马元贞所到之处，多有题名，其中之一即在嵩山。
在嵩山行道活动中，还有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即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册封神仙王子晋为升仙太子，为其修建新庙；圣历二年(699年)，又亲谒升仙太子庙，并亲自书写碑文，刻石立于其地。此举不但表现了武则天晚年喜好神仙长生之术、迷信道教金丹服饵之术的倾向，而且还含有攀附神仙、神化家世，从而神化武周政权之意。
此后，武则天又多次驾临嵩山，仅史籍所见，至少有如下两次：久视元年(700年)，造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四月幸嵩山；大足元年(701年)四月，又幸嵩山三阳宫。这两次行幸嵩山，除带有避暑性质外，还有求仙、求长生的愿望。
另外，武则天嵩山访道的主要原因就是为封禅做准备。
唐高宗、武则天共同执政时期，形成了唐代道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唐代道教初盛局面的形成过程中，武则天发挥了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武周时期，道教继续发展，成为高宗、武则天和玄宗两个崇道高潮之间的重要过渡时期。而武则天与中岳嵩山道教的关系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统治中心逐渐东移洛阳，尤其是武则天在改唐为周以及求仙访道的过程中，由于中岳嵩山靠近帝京的特殊地理位置，她特别重视嵩山，她曾多次驾幸中岳，并且还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在她的影响下，嵩山的道教活动格外活跃。这里成为那些怀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目的的道士、隐士们隐居修道的首选之地。有人统计过唐代隐士分布的特点，发现嵩山是隐士最集中的地区，“嵩山，对于那些身居山林之中”心存魏阙之下的隐士最适合不过了，朝廷恩命一下，立可轻裘以趋”。
中国的隐士本来就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他们隐居大都是做作样子，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卢藏用就是这类道士、隐士们的典型代表。卢藏用，初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随驾隐士”。长安中(700-704)，武则天召之，授以左拾遗之职。他和茅山宗人过从甚密，“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道教茅山宗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走政治路线的道教宗派，所以茅山宗的宗师们选择嵩山作为其在北方的传道中心，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此情况下，全国各地的道徒、隐士纷纷云集于此，使嵩山成为当时全国道教传播的中心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