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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梁武帝在天监年间的统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弊政与失误兼有，客观的制约与主观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从时间上来讲，以天监十二年为界，此前励精图治，尊崇儒学，文治武功俱有可称道者；其后不求进取，倾意佛教，国事政局始显不振之势。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个人勤奋节俭与整个士族权贵集团追求奢靡享乐，日益形成了畸形的结合；二是刻意重视文治与逐渐松弛武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三是倾心佛事、“蔬食”戒色。

梁武帝在登基之前，清醒认识到齐末的种种腐败现象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衰亡。他在攻陷台城前后颁发的文令中，列举出齐末诸多“昏政”“流弊”，表示新王朝将“澄清”“矫革”、“除荡”“禁绝”。

但是，他以为这都是东昏侯一位昏君的过错，改变社会风气只需“在上化下”、“请自孤始”，即可“移风易俗”，达到宇内清静。

入梁后，梁武帝勤政不怠，节俭自处。比如史书讲他居处简陋，不放纵，乃至日唯一食，不近女人，批文看书日以继夜等等，可见他确实做到了率先海内，堪称可贵，殊为难得。

有的史家讥讽他装模作样、全然虚假云云，恐怕不大公允，带点偏见。问题是，社会腐败是制度使然，不是一人之力能够扭转的。

东晋南朝以来，门阀制度下整个士族阶层不亲庶事，优游而处；新朝权贵贪婪攫取，恣意享乐，已成传统，积习难改。

先看宗室的情形。

六弟萧宏，《南史》本传反映此人“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穷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

天监后期，梁武帝亲往萧宏府上，查看是不是如私下所传的那样，内中尽藏军器，结果一看全是财宝，武帝不但心中“大悦”，而且当场称赞：“阿六，汝生活大可！”

八弟萧伟，《南史》本传讲他的子女“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足见他的妻妾成群；梁武帝赐给他京城最讲究的居第芳林苑，他“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雕靡，有侔造化”，“梁蕃邸之盛无过焉”；他原先受封建安王，天监十七年(518)梁武帝“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王”，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萧伟的儿子萧恪，天监后期出任雍州刺史，府内有宾客江仲举、蔡选、王台卿、庾仲容，四人大肆搜括“蓄积”，因而时谚曰：“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

此谚传到梁武帝耳里，他竟“接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可见，梁武帝不但赞赏宗室聚敛奢靡，而且还纵容鼓励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要“大可”，超过别人。

再看高级将领的情形。

尽管将领中有像冯道根、韦睿等少数洁身自好而不聚敛豪取者，但大多数人入梁后腐化奢侈，追求声色。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吕僧珍禄俸丰厚，梁武帝“又月给钱十万，其余赐赉不绝于时”；萧颖达“尤恣声色，饮酒过度”，天监初利用主办生鱼典税之便，“收直五十万”，被御史中丞任昉弹劾；邓元起天监初入蜀后，“崇于聚敛，财货山积，金玉珍宝为一室，名为‘内藏’；绮毅绵罽为一室，号曰‘外府”。

为了笼络将帅，梁武帝大方地动用国库积蓄，资助原先的“伧荒”，让他们在享乐中度过余生。

综上可知，梁武帝一方面躬自“率先”俭约，另一方面却对宗室、故旧、朝士奢靡之风视而不见乃至姑息纵容。这种奇怪的现象只能说明：一切都是为着维护个人的权力。

关于天监年间的刑法之弊，《隋书·刑法志》有专门的概括：

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犯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究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狱留意。奸吏招权，巧文弄法，货贿成市，多致枉滥，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是时徙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若疾病权解之。

据《南史》本传，郭祖深长期效力司州，颇谙边情，他在奏文中特以西陲为例，指陈“急于黎庶”方面的弊端，是亲眼目睹的。

他认为：

“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

他虽然只笼统道及“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应是针对浮山堰之役而言，但没有细说，其情形如《隋书·五行志上》所言，是“百姓怨役，吁嗟满道”；而天监中各级官吏“转相督促”之状，郭祖深描述道：

台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竞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风畏伏。

无论是边陲“三关”，还是淮南浮山堰，也无论是江湘还是扬徐，“三五”（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抽丁，“缘坐”相逼，“众役”相加，“怨役”相随，“是处遭毒”，民不聊生，则是相同的。

梁武帝于天监中屡下诏文，既承认百姓“怀冤抱理，莫由自申”，因而“赭衣塞路”（三年诏)的状况，也了解“民瘼犹繁”“致妨农事”（十五年诏）的实际，更清楚“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十四年诏）的症结，但是他除了空洞的自责或督责之辞外，并没有采取多少有力措施改善“急于黎庶”的积弊，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再看“缓于权贵”方面的情形。

宗室仍以萧宏为例。

《南史》本传如实记录了他在天监年间的劣迹：

天监五年(506)作为北伐主帅，临阵脱逃，造成洛口溃败，五万将士不战而亡，致使全线崩溃；

天监十五年(516)窝藏杀人犯、妾弟吴法寿，暂免其官后，竟派人“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以图大逆。

对这样罪大恶极的不道之弟，梁武帝不但不治罪，反而于十天之内给他两次加授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什么“爱宏者兄弟私亲”、“我人才胜汝百倍”，以为训导了事。

梁武帝如此自坏家规国法，司马光感慨道：

“（萧）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可矣，数句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功臣以曹景宗为例。

天监三年(504)北魏大军围攻义阳，司州刺史蔡道恭苦战坚守，亟待援兵。《梁书》本传反映，曹景宗作为临近的郢州刺史，受遣率郡兵赶赴义阳解救，然而他竟违命不前，“耀军游猎”，致使义阳失陷。事后，御史中丞任昉劾奏曹景宗，梁武帝竟“以功臣寝而不治”。

总之，梁武帝一味包庇纵容权贵，有法不依，犯法不咎。天监中“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梁书》卷五三《何远传》)。

曾任御史中丞的任防就对梁武帝说：“陛下弘惜勋良，每为曲法。”“曲法”的表现，正是“急于黎庶，缓于权贵”。

天监后期，武帝改变了初期以儒学治国的既定方针，谋求并确定了以佛教为“治道”之本的国策。

可以说，梁帝国由盛而衰的事端有二：

一是浮山堰的溃决，损了国力；二是佛教的提倡，丢了政本。

二者均发生在天监后期，贻患于天监之后。

大约天监十一年(512)前后，梁武帝开始将兴趣转入佛教方面；到了十六年(517)下诏“宗庙去牲”，十八年(519)躬自“受佛戒”。

其间梁武帝考虑国家大计的心思日见消极，励精图治的努力渐趋下降，从他颁布的诏书中也能发现这一变化的迹象：慨叹“缺于治道”、“政道未明”，流露出“观时设教”的意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崇而下慕，佛事骤然盛行起来，很快普及梁境。郭祖深于普通初年上书梁武帝一事，其主旨是批评佛教误政的。

“尚学”转向“慕法”，佛寺骤增，人籍锐减。这样下去，郭祖深担心它的后果是“堕本勤末”，酿成“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的可怕后果。

梁武帝在天监年间先后“蔬食”、“断房室”，并且保持了终生。

因此他晚年提到这个话题时，就会炫耀自己“不食鱼肉”、“不近女人”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记录。

他还反复强调，他这样苦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为着拯救苍生作出的抉择。应该说，他的苦行是真的，而动机却并不单纯。

他之所以决定并坚持“蔬食”、“断房室”，有个过程，原先他在这方面是放纵的。

萧衍与郗徽成婚以后，生有三个女儿，“未有男”，齐代建武年间(494~498)，萧衍将六弟萧宏的第三子萧正德“养之为子”；齐末义军攻打建康宫城之际，萧衍获知他在雍州所纳丁令光生下一男(即后来的昭明太子萧统)。

萧衍得子时，已经三十八岁。约在天监元年(502)八月间，丁令光带着不满周岁的萧统，由襄阳抵达京城。

直延迟至十一月，梁武帝才在“有司奏立”“群臣固请”之下，最后确定立萧统为皇太子，并让养子萧正德“还本”。

义军攻陷台城之后，萧衍随即由石头城移至宫城内的阅武堂居处。这个阅武堂，名称好听，其实原先是东昏侯日夜戏乐的场所，内起芳乐苑，就在后宫里。萧衍偏偏选择这样一个住处，也有寻欢作乐的用意。

《南史》卷五本纪记载，东昏侯于齐末大肆修饰阅武堂内诸殿，甚至“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

这位潘妃，名叫潘玉儿，是东昏侯最宠爱的贵妃。

萧衍移居宫掖后，对东昏侯后宫佳丽颇为垂诞，他想占有潘玉儿，“将留之，以问(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将恐贻外议。’帝乃出之”。

不得已，潘妃被缢杀。萧衍又盯上了“潘之亚”的余妃。《南史》卷五七《范云传》讲，萧衍“时纳齐东昏侯余妃，颇妨政事”，范云单独规劝，萧衍“未之纳”；范云又偕同王茂一起“以天下为念”入谏，萧衍“默然”“许之”，“以余氏赉（王）茂”。

潘氏被缢，余氏让出，东昏侯后宫中的其他美色，萧衍照样纳为己有，例如：吴景晖（梁武帝次子萧综之母）、阮令赢（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之母），皆为东昏侯后宫中人。

萧衍一时沉缅于女色，“颇妨政事”，这也是事实。入梁前夕，谋划新朝大计，有赖范云、沈约时时提醒，萧衍感慨说：“成帝业者，卿二人也！”

其实范云、沈约进言的主旨，不过是“早定大业”一类的意思，这是不言自明之事，萧衍听了如梦初醒，正说明他当时在“政事”上用心不多的事实。

最说明问题的是，《南史·梁本纪上》所出萧衍即位改元之初追赠已亡亲人尊号。

四月丙寅（初八）即位之日，先追崇长兄萧懿；第三日戊辰（初十）又追赠第二兄萧敷、第四弟萧畅、第五弟萧融封号；闰四月王寅（十六日)，有司启奏追尊皇考皇妣及亡妻，迟至五月甲辰才追授尊号。

“逾月始追尊皇考妣，先卑後尊，为识者所讥”。而“迁神主于太庙，帝不亲奉，命临川王宏待从；七月，帝临轩，遣兼太尉、散骑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献皇后及德皇后尊号”。

“临轩命策”，也是遭致后人非议的大节。梁武帝“本自诸生”，又自命孝子，为何能在这样事关重大的尊卑问题上连连出错呢？

显然，这跟他于建梁前后沉迷后宫的生活有关涉。

根据梁武帝晚年所作《敕责贺琛》一文自供，他“昔腰腹过于十围”，再结合《净业赋》(《全梁文》卷一)一文追述的情况：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

可以确知，梁武帝登基之后，在饮食方面既“随物肉食”，且大饱口福，吃成了一个大胖子。

正是从《净业赋》中，我们还能进一步获悉梁武帝之所以“不食鱼肉”、“不近女人”的根本原因。

尽管他解释成是出于孝思之情和归佛之心，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于天监中曾大病一场的关键情节：

…于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

…梁武帝在文中竭力替自己辩解，说刘、姚二人都没有把他的病因说准，可他还是按二人“处酒”“处丸”之法，“犹令为治”。

大凡为帝王调治病体，多是强身壮阳之药丸，其实服后会使身体越来越糟，梁武帝此次“服之病愈增甚”，自然也不例外。

梁武帝在此文中还说，刘、姚二人为他联合诊治时，他已经素食，但未断房事。这是可信的。文中讲，他“蔬食”而不断房事，“体过黄赢”，谢朏、孔彦颖“屡劝解素”。孔彦颖其人不详，而谢朏是天监五年(506)底去世的，因此梁武帝开始素食的时间必早于这一年。

梁武帝既蔬食，又“房室过多”，其实是按照道家养生术求长寿的指导去行事的。结果只能是体衰力竭，意识不明；服用配制的丸药，“病愈增甚”。

于是他从佛教“除二障”(“二障”即“杀害障”、“欲恶障”)的戒律中，“始知归向”，蔬食而外，并断房室。

归根结底，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所谓“行人之不能行者”，乃寻求长寿之新途径。

他自我标榜此举或因孝心或救民众，当然是堂皇之辞。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梁武帝“断房室”的时间。

《梁书》《南史》本纪均明确讲，“五十外便断房室”，则可知天监十二年(513)武帝始“不与女人同屋”。

这与后来于大同八年(542)写的《敕责贺琛》所称不近女人“三十余年”可相合。

然而，在梁武帝自己的文章中，也有与天监十二年这一时间相抵触的记录。比如：《手书与萧宝寅》（天监十五年作）中称说“自有天下，绝弃房室”；《净业赋》（成于晚年）宣称断房室“四十余年矣”，此二文又将时间提前至天监之初。

还有，据《建康实录》卷一七综论所出，梁武帝“五十九即断房室”，则时间又推迟至普通三年(522)了。三个时间：天监初(502)，天监十二年(513)，普通三年(522)，彼此抵牾，后世史家常因此质疑，并进而怀疑有无其事。

钱钟书先生指出：

“此等鄙琐，本不足校，顾既以为君道攸关，则十年之一出一入，岂曰小德乎哉！”

著者以为，梁武帝决定并实行“不近女人”不假；开始的时间，在天监十二年(513)，正史帝纪记载可信；梁武帝宣称天监初，殆不足信；《建康实录》记的“五十九”，“九”或为“外”之讹。

从梁武帝的子女出生情形来看，也能大体证实这一点。

武帝诸子中，年龄最小的第七子萧绎、第八子萧纪，均出生于天监七年(508)，萧绎的生月在八月，萧纪在八月以后；而诸女中，第七女安吉公主嫁给王实的时间(516)，有刘孝仪《为王仪同谢国姻启》可知；第八女长城公主嫁给柳偃的时间，有两种可能(517或520)，如按当时婚配年龄（女八岁)计，则最小的长城公主出生的时间，约在天监九至十二年(510~513)间。

天监十二年(513)，梁武帝刚刚五十岁，尚具生育能力；长城公主以后，梁武帝再无子女出生，可旁证帝纪“五十外”不虚。

梁武帝对诸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亲自为诸子挑选高才硕学之士辅导教诲，一般讲，诸子从三岁起就开始诵读经书，五岁前后即“遍读五经”（如太子萧统），有的六岁就能“属文”（如萧纲）、“为诗”（如萧绎）。

梁武帝诸子成婚的年龄很早，大多在八至十岁之间，而且皆选择名门之女成亲（如已知的萧统八岁纳蔡撙之女，萧纲十岁纳王骞之女，萧绎十岁纳徐绲之女)；封王并开府的时间在四至七岁间，外出就任州郡职事也在十二岁之前，有的七八岁就赴外任。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初一日，梁武帝在太极殿亲自为太子萧统举行冠礼，并让太子开始“省万机”，接触政务庶事。

因此，天监末年，武帝诸子均已成婚，并协助国事或轮换出任方镇要职。梁武帝“不近女人”之后，除丁贵嫔留居京城（居东宫）外，其他嫔妃皆随王就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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