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彭德怀结束了在家乡湖南的考察，返回北京准备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在看到七千人大会的文件时，彭德怀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便眉头紧锁。

彭德怀之所以作出如此反应，是因为文件上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令他感到满意，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却让他感到反感，这个人就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

当时的柯庆施可谓是“如日中天”，不仅是上海市市长，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刚刚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青云直上的柯庆施竟然是一位有政治污点的干部，他的个人履历上记载着“不良表现”。

柯庆施曾在1933年被中共中央派往满洲工作，途中，他因畏惧敌情而逃跑，后谎称自己到达过满洲。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组织上给柯庆施定性为“犯有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一个有着政治污点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官运亨通呢？柯庆施的秘诀就是：

“永远地、坚决地曲意逢迎领袖，探明政治风向再行动。”

柯庆施研究毛主席喜好行事，最早发生于1955年，这一年5月，毛主席南巡后，突然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造成‘五月变化’的原因，是柯庆施危言耸听，刻意以此来打动领导，他是一个把领导思路和喜好摸透了的人。”

从这以后，柯庆施崭露头角，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他也因此发现：事事紧跟的行动方式，可以让自己博得“头彩”。

到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柯庆施接着发表了充满“浪漫幻想”的激进言论。

事实证明，柯庆施又一次做对了，在不久之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被破格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柯庆施一马当先，大搞浮夸风和高指标，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严重地影响了中央政策的导向。

不过，当时的中央内部还是有部分头脑清醒的人，诸如陈云、邓子恢等人，但是最终做到敢为天下先的却是彭德怀。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篇“意见书”，直接引爆了一场新的斗争，会议的风向由“纠左”变为“批右”。

柯庆施在看过毛主席对“意见书”的批示后，率先闻风而动，当天就派人返回上海取相关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会议讨论中，柯庆施带头批判彭德怀和张闻天，最终将彭、黄、张、周四人定性为反党分子。

1962年1月，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又一次投机取巧，指责刘少奇反对人民公社。

也就是彭德怀在报告中看到这通记录时，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庐山会议上的场景，联想到柯庆施的所作所为，彭德怀看清了他是政治投机分子的面目。

为此，彭德怀致信给毛主席说：

“柯庆施此人有问题，他善于政治偷投机，建议中央不要重用此人。”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彭德怀写了著名的《八万言书》，结果又引发了“翻案风”，彭德怀的建议也石沉大海。

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庆施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此时的柯庆施已经被查出患有肺癌。

第二年4月，柯庆施病逝于成都，这位共和国历史上首位以虚假事实欺上瞒下，引到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干部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