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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腐败这个件事，总是存在，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腐败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贪官也是越来越多。

明太祖朱元璋是十分痛恨贪腐，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一是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受贪官污吏之害，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双双饿死。而父母死后，朱元璋竟然找不到一处安葬之地，还是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块地，朱元璋才得以安葬自己的父母。

二是，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天下已经是朱家的了，如果贪腐不清除，那朱家王朝只怕也会像元朝那样飞灰湮灭。

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强力手段来惩治腐败。

最有名的就是剥皮填草，也就是剥下贪官的人皮，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以示众人。

如此残酷的手段，算得上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朱元璋曾经告诫官员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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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发生了很多的腐败案。

明初有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集团的清洗，而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打击腐败而出现的案子。

空印案的爆发，有着历史原因。

当时地方交上来的钱粮，由地方人员和在京官员核实无误之后，双方印章确认。但如果不对，就要返回地方上，重新确认数字，再印章。但明朝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如此就太耗费人力和物力了，所以就在白纸上先印上章，根据实际数字填写就行。

很显然，这中间很容易出现贪腐。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明朝官员们发明的，而是沿袭的元朝的制度。

但朱元璋知道之后，勃然大怒，大加惩处，最终很多人受到严厉处罚，被杀的人员超过了万人（对此，不同学者看法不同，也有学者认为被杀的官吏在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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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朱元璋震惊的是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也就是空印案之后的第三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腐行为，于是派人调查。很显然，这里面有人举报郭桓，不然朱元璋是不会知道其中的问题的。

一调查，不得了，拔起萝卜带出泥，一个大窝案就此展现朱元璋的面前。

户部侍郎郭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人胆大包天，采取各种手段贪污、中饱私囊：

一、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的赋税。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大约二百五十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

三项合计，郭桓等人一共贪污2400多万石粮食！这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腐败案，因为朱元璋时期，全天下的税赋加起来也才2943万石。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也就是说，加上郭桓等人的贪污，国家总收入可以直接增加八成。而郭桓担任的侍郎是三品官职，一个月的俸禄是35石，一年就是420石，他们所贪污的粮食是相当于郭桓57142年俸禄。

明太祖在《大诰》对这件贪腐案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这么大的案子，并不是郭桓一人可以干得了的，最终顺藤摸瓜，牵连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在内的众多官员。朱元璋痛下杀手，将这些官员全部绳之以法，被杀者超过万人。

朱元璋杀了贪官，但他想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把整件事情说清楚，但在公布贪腐金额的时候，他犹豫了。因为2400万这个数字，说出去，只怕老百姓会觉得他在造假，所以他把贪腐金额改成了700万。

而为了杜绝贪腐，防止官员们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朱元璋又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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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郭桓案发生之后，朱元璋也在思考如何才能治理腐败，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才能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大诰》，其中有一条新规定：如果官员有违法行为，当地百姓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朱元璋担心到南京伸冤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又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上面书写一行字：“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拿此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守卫、官员不得阻拦”。

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拦截，直接诛灭。

这是两千年封建统治里闻所未闻的规定，可谓是开天辟地。

但腐败遏制住了吗？

抱歉，没用。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派人把茶叶卖出境，从中牟取暴利，陕西布政司的官员不敢过问。欧阳伦家奴嚣张跋扈，甚至殴打沿途的税吏，税吏一气之下向朝廷告发。朱元璋大怒之下，将欧阳伦等人赐死。

面对如此种种，朱元璋曾经感叹说：

也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你说，贪官为什么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