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

被人在网络造谣，是默默忍受，还是奋起反击？许诗婷（化名）和她的五位同学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女孩们向短视频平台举报，但平台反馈“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 图源新京报

据媒体报道，六个大学室友在毕业五年后相约一起旅行，许诗婷很开心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们的合照。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盗用了她们的照片，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不堪入目。女孩们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颇不耐烦地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此时，被加了造谣文字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女孩们愤而将博主告上法庭。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室友的肖像权与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案子判了，但距离最终胜利还有一步之遥。那个博主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前期敷衍，后来避而不见，甚至没有出庭，而如今，面对法庭判决也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虽然在女孩们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博主逃不开法律责任和处罚。但比起维权过程磕磕绊绊，侵权者没有丝毫忏悔，这个案例不是“爽文”。

当前网络造谣侵权的成本实在太低了，造谣一张图，随便编故事，没人追究就引流赚钱，有人追究就一删了之。如果没有被起诉，简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大概就是这个博主对侵权行为轻描淡写，甚至倒打一耙指责受害女生“打扰”他的“底气”来源。

侵权易而维权难，这也是许多遭遇网络造谣的人最后放弃维权的原因。事实上，在许诗婷劝说伙伴们一起起诉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没有加入。因为她们发现，投诉至平台以后，平台认为证明材料不足、无法判定；报警以后，警方表示，没有造成实质伤害无法立案；到法院起诉，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她们连起诉书都不知道怎么写，而请律师要承担至少5000元的律师费，结局还胜负难料。这些压力和阻力，甚至让她们陷入了“受害者有罪”的陷阱——如果不把照片发到网上就没有这些麻烦了。愤怒无法向外疏解，就可能变成内伤的武器。

侵权易而维权难，又与舆论环境对侵权者更宽容的情形互为因果。每当有人被造谣、被侮辱，舆论中总会有人做“人间清醒”状，说一些“维权太难，不值得”“网络的事，认真就输了”之类看似“理性”的发言。他们的确说出了症状，但是开错了药方。这种舆论劝导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网络暴力的隐忍和默许，是一种“权利倒置”。殊不知，这种惯性容忍，是对受害者痛苦的漠视，是对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模糊，反而会给正义的伸张制造无形的阻力。

从这个角度说，坚持到底的几个女孩特别了不起。正如许诗婷说的，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她们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同样遭遇网络恶意的无辜者发声。越多的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才能让更多的侵权者无处躲藏。

但是只鼓励受害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强大的支持。比如，强化平台审核与惩戒机制。社交平台是内容传播的载体，更是秩序的守门人。对于造谣和盗用图片等行为，平台理应主动担当起管理的责任，通过严格的审核与处理流程，杜绝恶意内容在平台肆意扩散；在举报流程上，更应简化步骤、缩短响应时间，举报属实就要采取相应机制，警告、下架、封号，必要时还应帮助维权者固定证据，成为受害者维权的有效助力，让受害者能够得到公平正义，而不是长时间的等待与煎熬。

网络造谣侵权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亟需制定更便捷高效的维权诉讼通道，尤其针对那些身份不明的匿名侵权者，应探索更有效的身份确认与追责机制。法律的执行力也必须跟上，正义不能是“象征性的胜利”，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收获”，才能对侵权者形成震慑。造谣者的“隐身术”再厉害，也该在正义之镜面前无所遁形。（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