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来自网络；陆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本文节选自文史作家陆波全新历史文化散文集《北京的历史细节》

原标题《朝内大街81号谜案》

69号院最后的故人

朝内大街81号院，因坊间盛传的种种离奇可怕的传说，被打上了“京城四大凶宅之首”的烙印。但事实上，院主人朱德蓉（也有称朱德容）女士连同她十九岁的保姆——西四妞妞房胡同的李文娴，无缘无故地消失在了1957年的夏天，这才是朝内大街81号最大的谜案。

拥有法国籍的朱德蓉，原本是下定决心终老于自己私宅——朝内大街81号（时称69号院，1965年进行门牌号整顿，才变成81号）的，却在七十三岁高龄那一年，没有办理诸如居住人口注销登记、房产处置等任何事项，就和十九岁的保姆李文娴一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非常离奇。一种可能，她凭借法籍身份回到了法兰西（但照料她生活的北京姑娘李文娴怕是走不成的），这恐怕是她唯一的出路了。作为法国人，住房已被收走，只持有与当时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法国国籍，且无儿无女，年逾七旬，她的大多至亲基本离世，除了回原籍国家，朱女士怕是别无选择。

昔日朝内大街81号门牌及外观

之所以引发这一推测，源于当时另一位法籍人士的选择。1954年，贝家花园主人——法国籍医生贝熙业给当时的执政高层写信，希望留在大半生生活并当作家乡来热爱的北京，但没有被批准。按照当时的政策，要么你放弃原国籍加入中国籍，要么你以侨民身份生活，但必须有本国领事的批准文件。于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贝熙业，携他年轻的夫人——北京女子吴似丹，离开北京回到法国。

同为法国籍的朱德蓉与贝熙业情况相似。她应该算朝内大街69号院最后的故人。她的离开，标志着69号这个院落结束了一个时代。

从69号院到81号院

我们先按时间顺序讲述这座院落的历史，以1965年作为时间点，之前称为69号院，之后称为81号院。

它最初应该是清朝末年的一片普通民宅院落，在1910年发生了一次产权转移。

1904年，距离朝内大街81号西南三里地外，今天王府井大街与甘雨胡同交会处正在兴建一所辉煌的天主教堂——八面槽天主堂，也就是今天的东堂。教堂由法国和爱尔兰合建。其实这座教堂在清朝早期顺治年间便已存在。当时有两位欧洲传教士懂西方天文历法，会一些机械机巧，皇帝很新奇，便优待他们。其中一位叫安文思的葡萄牙人，通晓天文学、算学、地理学，精通机械制造技术。他很会想办法生存并传教，便日夜不息制造各种新奇好玩的西洋器物，呈给皇帝。皇帝龙心大悦将他留在宫中，任职钦天监。

顺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福临赐给他们一所宅院和一块空地，也就是今天王府井东堂的位置。俩传教士便在空地上建起一座教堂，这就是最早的东堂。东堂内曾保存有多幅宫廷画师郎世宁所绘的圣像。康熙年间，传教士安文思依然受眷顾，他向康熙皇帝进献了一个亲手制作的自鸣钟。这个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每次报时伴有一首音乐，时间不同演奏的音乐也不相同。音乐快要结束时就像万炮齐鸣，渐渐地，声音越来越低，直至消失。他还为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自动行走的机械人，能够自己行走十五分钟，右手拿着一把出鞘的剑，左手拿着盾牌。这些新奇玩意，的确让东方人开眼界。

今日王府井东堂

1677年，安文思病故后，康熙皇帝特降旨哀悼：“今闻安文思病故，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康熙五十九年（1720）京城地震，东堂塌毁，次年，由奥地利传教士费隐主持重建，于1721年落成。重建后的东堂是更壮观的欧式教堂，有自鸣钟楼，楼下有日晷石一对，还有一个三层楼的观星台。内置多种西洋仪器，也有郎世宁画的壁画，当时人称“此堂置于罗马，亦无愧色”。传教士们为他们在东方的成就无比骄傲。

但到了嘉庆皇帝登基大位，他不喜欢西洋人，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越来越少。嘉庆十二年（1807），东堂的传教士想把书籍藏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但担心白天搬运引人注目，就在夜间偷偷搬运，结果不小心灯火倒在书箱上，引起火灾。这一把火，把东堂烧得徒剩四壁，房顶也塌了，屋子也毁了。这样，安文思建造的东堂，历经一百五十年便结束了它的历史。

到了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又遣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在东堂原址上再建教堂。这一次建筑的形制是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创了个中西建筑融合的模板，宏丽壮观，延续至今，今天更成了王府井大街一个重要的网红打卡地。

陆波《北京的历史细节》

说了半天东堂，它与三华里开外的朝内大街81号有什么关系呢？真有关系！

今天关于朝内大街81号的各种惊悚传闻中，其一便是该宅的地下室有秘密通道，直通东堂地下！据说下去地道的人，有去无还……81号宅内的确有地下室，但这座住宅并不对外开放，尤其自1994年之后这里一直作为危楼被锁住大门，结果越锁越神秘，离谱的传闻也越多。可以说近三十年，能够进入宅内了解其结构的人不多，各种语焉不详反而增添了其神秘感。

话说下地道后有去无还的事还是近些年盛传的呢。说是2000年的时候，81号院隔壁有一个在建楼房。有一天几个工友晚饭酒喝多了，就去楼房地下室方便，打个打火机黑灯瞎火走着，有人一头撞到一堵墙上。其中有一老工人说，当初盖咱们这个楼挖地下室时就挖到了一个地道口，朝着隔壁（81号）院的，老板让拿砖头堵上了。另外三个年轻人听了，借着酒劲说扒开砖头进去看看，那老院宅有地下室，说不定藏着啥宝呢。四个人走进通道，发现是无尽的黑暗，而且这个通道并没有连接楼上住宅的出口，而是一直无限延续下去……老工人吓得一身白毛汗，反身原路跑回他们自己的地下室，而另外三个随着荧荧火机光亮，还在执意向前走去。

昔日81号院内东楼

老工人回到地面上，看见隔壁原本漆黑的宅子二楼某窗户突然闪烁了几点光，不过很快就恢复到原先的死寂。在月光下，西洋建筑的轮廓有些突兀怪异，这在京城一板一眼方方正正的楼宇之间尤为特别。老工人以为这仨人终于找到了进入81号的出口，带着打火机进入了二楼某房间。但是，这仨工人再也没有回到工地，他们消失在了那个夜晚。

这个传闻引发人们的猜测就是，81号地下室有暗道，而且直通王府井东堂地下室。

这种推测有其合理性，因为在1904年盖好东堂后，1910年在英国伦敦会倡议下，传教士买下朝内大街69号院地皮，盖了一些房子，一部分作为教会职员休息住宿的房舍，另一部分便用来开办了一所学校，供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1913年，该校正式成立，是为华北协和话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在此我暂且把叙述跳跃三十八年，到了1948年，又是天主教会的人购买了这所院落，作为王府井天主堂的下属教堂。所以，69号院与东堂一直存在联系，有没有可能神父们担心战乱动荡，或者从嘉庆年间搬运经书引发灭顶火灾汲取教训，而修建某种秘密通道？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如果存在这条通道，取直线也有三里地之远。那么，工人们真的误入这条暗道，走到王府井大街的璀璨灯火中，便是可以炫耀的玩趣。只可惜，传闻中他们都不知所终了。

再说回1910年，学校和教士的休息所在69号院建好了。该学校最早由英国伦敦教会的瑞思义（W. Hopkyn Rees）博士负责。然而，没过多久该博士便被召回英国，之后便由其他传道士短暂负责。六年后，美国传教士裴德士（W. B. Pettus）来到该校任校长，逐渐把一个很小的语言学校扩大成当时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1925年，裴德士游说洛克菲勒中心基金会等组织出资三十万美元，在朝阳门内九爷府以西选定地址，兴建起一座美式校园（今址为朝内大街头条203号）。30年代，日本侵占北平，学校资金募集困难，该校停办。1945年后该校又恢复开课，直至1949年完全停止。

在华语学校新址主楼门前的合影，后排左四为裴德士，后排右二为冯友兰

有众多与中国渊源深厚的人士如司徒雷登、费正清、西德尼·戴维·甘博、史迪威等，都与这所学校发生过联系。其中1931年夏天年仅二十四岁的费正清来中国考察，学习中文，就曾进入这间学校。在北平四年，他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与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

难以想象吧，这位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曾在一个起源于所谓“凶宅”“鬼屋”的学校学习中文，也是一段茶余闲谈。

那时，69号院还住着另一对异国夫妇。丈夫是担任过平汉铁路总工程师的法国人普意雅（G. Bouillard），妻子是一位来自广东的知识女性朱德蓉。

普意雅1862年生于法国，1898年三十六岁时受清朝政府聘请，二十余年一直为中国铁路建设做事。1906年他升任平汉铁路全路总工程师，至1927年卸任，1930年9月去世。他的一生一半在法兰西度过，一半在中国度过。他是出色的工程师，尤其擅长测绘绘图，曾编绘《中华民国国有铁路沿线地图》，其中有多幅北京地图、北京四郊地图。他还绘制过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分布图、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拟从西便门到石景山新厂接修线杆图。1927年辞去平汉铁路全路总工程师职务后，他又在1928年绘制出京兆地方分县图、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北平附近地图等等。在实地勘察测绘的同时，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北平风貌摄影家，给后人留下大量清末民初的纪实资料。

普意雅画像

这是一位热爱中国、热爱北京的法国人，即使他从铁路公司辞去职务，还发挥余热，奔走北平城郊，给政府提供了不少有关道路供水等市政建议。他在1920年前后认识了中国知识女性朱德蓉并结婚，俩人都已是中老年了，所以没有子嗣。但普意雅仍不失法国人的浪漫、艺术气质及对生活的憧憬，因有优厚的薪资积蓄，便买下占地面积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朝内大街69号院，并修葺装修原有建筑。

他们修建房屋的时间应在1925年左右，语言学校已经搬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院子内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漂亮的三层西洋式建筑，环绕建筑，开辟了花园。这两座砖石结构小楼，为典型的20世纪欧美折中主义风格，地上三层带地下室，顶层有阁楼，覆以法国“蒙萨”式双折屋顶和拱形装饰窗。这在盛行低矮灰色四合院风格的当年的北平城，的确突兀，一看就是洋人建的。

普意雅夫妇成为这个大院子的主人，他们共同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两栋相连的洋楼、四亩宅基地、五十八间房，再加上欧式花园围绕，那也是这个院落最为华美绚丽的盛年。

今日81号院内东楼

进入1930年，秋天，普意雅去世，朱德蓉女士靠着先夫的遗产和房租过起了漫长的寡居生活。

1932年10月朱德蓉将普意雅拍摄和收藏的以北京为主、以平汉铁路沿线地区为次的地方社会生活照片，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批照片大部分拍摄于1900年至1910年间，少部分为此后至1930年代以前拍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此举办接受捐赠仪式，袁同礼馆长代表国立北平图书馆接受捐赠。1933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普意雅所赠照片展示会，袁同礼馆长及胡适、翁文灏、朱德蓉、法国驻华公使等三百多人出席。

这是朱德蓉难得的公众活动记录。更多的时间，她是在69号院过自己的生活。1937年后她的生活开始艰难，学校停办了，日本人占据北平八年，一度也探听了这座豪宅主人的身份。如果是美国人的资产，恐怕她会被扫地出门，因为当时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成立了一个伪政权“维希法国”，日本人作为德国盟友认可它的合法性，所以朱德蓉以法籍身份得以保全自己的宅院。

时光流逝，时局动荡，货币的积蓄一落千丈，朱德蓉倒是靠着硬通货——房产，过着出租婆的生活，不过，打理这么大的院落以及房屋维修，也需要不菲的开支。1946年，朱德蓉将院内的西楼一层出租给天主教奥斯汀修女会，在此设立了普德诊所。

1948年5月5日，爱尔兰天主教味增爵会的司铎孔文德（译音）由爱尔兰筹到一笔资金，换成当时的国币十亿元，向朱德蓉购置朝阳门内大街69号院落及房屋。其实这笔钱只够买半个院落，但孔文德与朱德蓉达成的协议是：在西楼设立天主堂并安置教友居住，而今后朱德蓉的一切生活开支，直至终老及后世料理，均为教会承担。作为天主教徒的朱德蓉同意了这个条件。

昔日院内大楼楼梯

教会入驻后，将建筑功能进行了调整。进入大门是占据院落前广场的花园，花园北侧为东楼，东楼东侧为花窖。东楼的东北角为教友居住及朱德蓉使用的瓦房。院落的西南角也有供教友居住的平房。进入东楼向西开的大门，右侧为会客室，其余的一层房间仍由朱德蓉使用。二层全部由神甫住用，三层为工友住用。从东楼到西楼之间有过廊连接，西楼北侧有二层楼的诊疗室。西楼另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门，进入大门后有施诊所和药理室。西楼二层全部为教友居住，三层是宽敞明亮的圣堂——这就是前文提及的王府井东堂的分堂，也叫朝阳门天主堂。这是1948年秋天到1953年期间，这里的基本使用情况。

1953年煤矿总局文工团进来了，租用了这里的十六间房，并以此为基础，将东北煤矿文工团与华北煤矿文工团合并，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不久文工团部迁入北京东郊大黄庄，教堂的房屋则成为他们的家属宿舍。

昔日院内大楼外观

1953年到1957年夏天这段时间，天主堂、教士、教友及个别杂役、朱德蓉，以及文工团职工，共同生活在这里。天主堂不再接受外国津贴，过去由东堂爱尔兰遣使会支取的费用遂告终止。朝阳门天主堂失去了经济供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负责人宋静山不得不辞去教堂的所有佣工，自己一人维持教堂运作。过去教徒们及家属无偿居住，现在也要支付一些租金，但租金少得可怜，教堂难以为继。

到了1957年夏天，中国政府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所有教堂被收归国有，因此，最初外籍传教士对朱德蓉的种种承诺成了空头支票。

也就是说，1957年夏天，朝内大街69号院产权再次转移，从朱德蓉到天主堂，到收归国有，某国家单位搬进来使用。而朱德蓉和保姆李文娴便悄然消失了。

1965年，政府整顿门牌号，69号改为81号，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了大杂院。

今日院门深锁

改革开放之后，为落实国家的宗教政策，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腾退强制占用的宗教房产。但由于经济补偿问题，院中居民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直到这一地区启动了拆迁工作，院中的房屋才被腾空，两栋小楼年久失修，已成为危房，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1994年7月，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终于取得了朝内大街8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大杂院期间，人间烟火，沸腾嘈杂，哪里会有鬼故事？倒是居民搬离干净以后，杂乱物品没人收拾，天主会也没有力量管理维护，一度园子更是荒芜杂乱。偶有流浪者躲进屋子居住，没有水电，晚上便有人点着蜡烛，远看，原本就是异国风情的残破建筑再透出些荧荧光点，不觉让人浮想联翩。关于81号的鬼故事，便是从这之后开始花样翻新，传得绘声绘色。

但这些鬼故事，除了前面提到的民工消失说，其他的都比较老派，像是老一代人编造的传统鬼故事。最典型的一个传说是，朝内大街81号是英国人的教堂，后来被国民党军官占用，其姨太太上吊自杀后，这楼里就出现了奇怪的事情，每当到了风雨交加的夜晚或月圆的晚上，房间里就会传出哭声、摔玻璃瓶的声音……2014年上映了一部电影《京城81号》，其灵感大致源于此。

电影讲的是民国初年，位于北京八大胡同的青楼头牌陆蝶玉貌美如花，倾城倾国，与京城朝内大户霍家三少爷霍连齐暗结情愫，几经波折，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死人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一座。百年后，霍家后人许若卿重返朝内81号，在这座阴宅内目睹了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惨案。同时，她的出现也意外唤起了朝内81号内尘封已久的孤魂孽怨。

《京城81号》剧照

死人、吊死鬼、红衣女鬼、索命鬼、披头散发的人影、密室通道、因果报应，这些鬼故事要素在影片里用得足足的，但过于离奇而逻辑脱落，如果了解这座院落的真正历史，会看出其中的荒诞。

曾有好事者想方设法去咨询朝阳门派出所管片儿民警，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发生过传闻中所说的2000年装修工人失踪事件，以及所谓探险者在楼内死亡事件。由于81号院多年无人使用，早年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在其中过夜，使用火烛造成了所谓鬼火的谣言。而随着81号院在网上被热炒，探险者们经常翻墙而入，制造一些声响和光亮，其实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等跑出来以后，更是渲染自己的神奇经历，博个好事者眼球罢了。

其实，相比京城更多神秘所在，81号院是一个历史很清晰明了的院落，没有姨太太也没有秘密失踪，只有公开的失踪者，就是朱德蓉和李文娴，她们消失在1957年的夏天。在户籍管理已经比较严格的当时，她们的消失才是一桩神秘事件。如果不是走入深山老林自生自灭，极有可能，就是法籍人士朱德蓉以遣返回国的方式，永远离开了这里。

摘自《北京的历史细节》陆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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