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0年9月28日，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的皇宫中接见了一位日军高级将领——已经年届六旬的陆军大将杉山元。

就在前两天，裕仁刚刚决定由杉山元接替年迈的闲宫院亲王，出任新一届日军参谋总长。

今天，他就要和这位即将上任的参谋总长聊一聊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何解决所谓“中国事变”。（即日本侵华战争）

裕仁直接了当地问道：“现在和中国的战事已经拖延了三年，陆军几乎已经全部派往了中国，本土就剩一个师团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参谋本部有什么计划妥善结束中国事变么？”

杉山元根本无法正面回答，只好打哈哈说：“臣等正在努力谋划，一定尽快妥善解决事变。”

裕仁大怒：“朕要的是具体的方案！不是这种敷衍！”

杉山元满头冒汗，又没法回答天皇的质问，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会说参谋本部正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力争一举击败重庆军（即国民党军），迫使其求和，一会说目前欧洲战事对德国十分有利，这对日本是个利好，有利于解决中国事变。

裕仁已经不想听他的废话了，起身拂袖而去，责成内大臣木户幸一留在现场继续质问杉山元。

木户幸一问道：“杉山大将，我也不问别的了，您就简单回答我——参谋本部到底有没有把握击败重庆军，迫使其求和？”

杉山元想了想，回答道：“很难！”

木户幸一于是又问：“既然如此，能不能调整一下战线，以适应目前我国的财政和生产状况呢？”

木户幸一的问题非常委婉，实际上的意思是问杉山元，日军能不能从中国撤军，以节省军费，缓解经济上的困难。

杉山元当然明白这个意思，他想了想，又回答了一个“很难”，理由是“如果我们现在贸然撤军，国民和外界都会认为我们战败了！”

这场尴尬的质询就以这两个“很难”收场了。

可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对“解决中国”的看法可不是“很难”，而是“很容易”呢！

0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对挑起战端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奋起反击。

7月11日，日本召开由首相、陆相、海相、外务相（即外交部长）、大藏相（即财政部长）组成的“五相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事变。

在会上，时任参谋总长的闲宫院亲王主张“不扩大方针”，认为日本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和美国，中国不是日本的主要对手，不应该把主要的陆军力量投入对华作战中，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扩大卢沟桥发生的冲突。

但时任陆相的杉山元却坚决主张大规模出兵，他认为，对华大规模用兵根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甚至3个月就打败中国。

杉山元的口气很大，但他列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中国现有军队，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两百多万，可是够得称为现代化的军队，实在找不出一个师”；

“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时间内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zz上不统一，南京无法号令全国，因此无法调集全国的军队来同日本作战”；

“中国没有现代军事工业，不能生产现代战争所需要的火炮、坦克、飞机和军舰，根本无力进行长期战争”……

不得不承认，杉山元所列举的都是事实。

于是，在这次会议上，裕仁最终支持了杉山元的意见，决定迅速调集五个师团约14万人的兵力前往华北，“迅速解决北支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03

当对华发动战争的决定向日本民众公布之后，日本国内一片欢腾。

1937年的夏天，日本各地到处都是欢送军人出征的场面，而奉诏出征的日军官兵也都兴高采烈，为即将在中国创造“赫赫武功”并趁机大发一笔横财而兴奋不已。

甚至有的部队唯恐去得晚了，中国先投降了，自己没有了参战的机会，还上赶着给上级部门写请战书，要求调自己参战。

但是，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这次他们遇到的竟然是发誓抵抗到底的中国政府、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各路政治力量、是决心以死卫国的中国军队！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紧接着，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纷纷通电全国，服从统一领导，抗战到底！

中国共产党也支持共同抗战，并把红军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中国各大城市也掀起了抗战救亡的大规模游行和募捐活动——青年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抗日；各界民众积极募捐，支持抗战；企业家们紧张谋划搬迁工厂到大后方，以便长期抗战；文艺界加紧编排出抗战题材新戏；商人主动拒卖日货；工人主动加班，为抗战多生产物资；海外华侨不但积极募捐，还有大批青年主动报名要求回国参战……

近代以来面对外辱一直麻木沉默的中国人，这次沸腾起来了！

04

而被视为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这次也展现出了远超日本人估计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主动发起了进攻。

参战的中国军队是经过了德国顾问精心训练并装备了德式装备的中央军精锐部队——87和88师。

这两个师的官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气极高，打得日军狼狈不堪，节节败退，迫使日本方面改变原先以华北为主要战场的计划，调集大批援军从海上支援上海战场。

8月14日，中国空军主动出击，对停泊在长江上的日本海军战舰进行了轰炸。

同一天，中日空军在杭州湾上空发生第一次空战，结果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居然打出六比零的战绩，打得日本空军颜面尽失！

8月22日，日本派出的援军——上海派遣军开始登陆，加入淞沪战场。

经过两个月的鏖战，13万大军组成的上海派遣军伤亡已高达4万多人，损失极其惨重，已无法取得战役的胜利。

不得已，日本只能又从国内再抽调出8万陆军，组成了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和上海派遣军一起包围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

然而，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是成功撤出淞沪战场，日军并未能实现围歼的战役目的。

11月12日，日军宣布占领上海，但却付出了6万多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惨烈程度堪比当年的旅顺要塞攻击战。

日本空军也被他们原来不屑一顾的中国空军打得损失惨重，损失飞机近三位数，投入作战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两个航空队几乎全灭，损失优秀飞行员近百人之多。

更重要的是，一个上海就让日军打了整整三个月，杉山元战前吹嘘的“三个月解决事变”完全变成了不要脸的吹牛逼。

事实证明：日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垮中国，战争的长期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05

而在华北战场，日军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937年9月，华北日军在占领平津和张家口之后，又开始进攻山西，晋绥军在阎锡山领导下组织防御，爆发了著名的忻口会战。

在忻口之战前，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徵四郎极其狂妄，认为晋绥军是地方杂牌军，不堪一击，而自己的第五师团是日军中的王牌部队，自己这一个师团两万多人就能扫荡二十五万的晋绥军，占领整个山西。

但仗打起来之后，坂垣才发现保卫家乡的晋绥军根本没那么好打。

阎锡山虽然是个精明抠门的“老西儿”，但面对打上门来的日军，他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大方”——一口气在忻口投入了十余万人的军队，还把自己全部十个炮兵团一下拿出来九个部署在忻口。

这九个炮兵团，每个团都装备了36门山炮，合计达到了324门火炮，火力之强，大大超过了第五师团。

从10月13日 战役打响，晋绥军在强大炮火帮助下，屡屡挫败第五师团的进攻，打得日军尸横遍野。

参加此次战役的八路军129师还大胆向敌后出击，奇袭了日军的前线野战机场——阳明堡几场，一举炸毁日军飞机24架，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创造了抗战史上步兵打飞机的先例。

忻口会战打到10月底，坂垣的第五师团兵力损失惨重，既无法正面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方又不断被八路军攻击，已经陷入极大的困境中，阎锡山甚至已经在谋划围歼第五师团。

只因为日军从娘子关方向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军队才主动从忻口撤走。

此战，中国军队奋战近20天，给日军造成了2万多人的伤亡，飞机、坦克、火炮、汽车等装备损失惨重。

而且迫使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兵团不得不转而向西攻击山西，使河北南部平原的中国军队主力得以顺利南撤到黄河南岸，使日军失去了围歼中国重兵集团的机会。

06

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日本国内万众欢庆，认为中国已经遭到无可置疑的失败，日军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

在一片狂热的鼓噪中，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而打算扶持“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府”，似乎国民政府垮台已经是在板上钉钉了。

可是，中国的韧性和潜力让日本人的狂想再次落空了。

进入1938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并未因去年的重大损失而受到明显削弱，而苏联援助的大批军火又让中国得以迅速补充了损失的军队。

反而是日军因为战线急剧拉长，兵力不足的弱点开始凸显，战场上的破绽越来越多。

1938年3月，日军南北对进，企图打通津浦铁路。

结果南路日军被他们瞧不起的中国“杂牌军”——桂军和东北军阻击在淮河无法前进，北路日军坂垣第五师团则在进攻临沂的战斗中，又被中国“杂牌军”——西北军打败。

接着北路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这个弹丸之地被西北军顶了整整半个月拿不下来。

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趁机调动外围部队，对围攻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包抄围歼。

最后第十师团遭到惨败，官兵伤亡被俘合计1.2万人，中国军队取得了七七事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个大胜！

日本国内闻讯一片哀叹，说“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未尝受此失败！”

台儿庄之战，证明了日军绝非什么“不可战胜”的神兵天将，中国的抗战信心和意志因此更加坚定。

日本方面拉不下面子，开始集结重兵，企图对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进行合围。

结果被李宗仁巧妙指挥，中国军队主力与5月底全部撤出徐州地区，日军连一个师也没捉到，于是不得不又在中原到江汉的广阔地域内继续和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对耗。

07

6月，日军进攻安庆，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日本人惊讶地发现，在双方全面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后，中国竟然还有能力集中起100多万大军在正面战场和他们全线对抗！

日军虽然也集中了35万军队，却打得异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尤其是，中国军队受到台儿庄之战的鼓舞，不再被动地单纯防守，开始寻找机会主动出击，试图围歼日军的孤立兵团。

9月底-10月上旬，中国军队利用江西北部的复杂地形，通过穿插切断日军一零六师团和其他日军的联系，并在德安万家岭地区对该师团展开围歼。

经过一周的恶战，一零六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只剩师团长带领师团部数百人逃出生天。

继台儿庄之后，中国军队再次创造了万家岭大捷的辉煌战绩！

战前被日本人称为“几乎毫无防空能力”的中国，在武汉会战中依然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落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

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武汉会战结束。

此战，日军伤亡高达近10万人，占参战兵力近三分之一。

中国军队损失当然也很惨重，总计伤亡近50万人，但参战的120个师全部都能以完整建制撤出战场，没有一个师遭到围歼。

位于江西省德安市的万家岭大捷纪念碑

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军事力量，战争还将继续打下去。

经过1937-1938一年多的作战，日军阵亡者已高达9万余人，加上伤病人员，损失总计已近40万。

战前日本陆军的总兵力只有38万人，这相当于其最强的现役陆军兵力几乎损失一空，因此前线的日军兵员现役人员只占11%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征召的预备役兵员，兵员素质较之刚开战时明显下降。

军费开支高达80亿日元，造成巨大的财政的赤字。

为了维持币值，日本战前储备的黄金被快速消耗，到1938年底已经消耗掉了93%的黄金储备。

各种战争所需的资源和武器装备也都开始出现严重的缺口。

因为扩军速度太快，武器装备不够用，日本甚至连国内的军校用于教学的步枪都被征用，军校学员只好用木头枪训练。

疯狂的征兵让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减少，而急剧扩大的军工生产规模又严重挤压了民用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和电力，日本国内的粮食和商品供应越来越紧张。

到1939年，日本不得不实行配给制，每个人都被规定了固定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供应量，而且配给量越来越低。

日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又看到不断有亲人应征入伍派往中国，回来却变成骨灰盒或者残废，心中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

刚开战时那种万众欢腾、欢送出征的场面再也没有了，每个男人都怕被征召入伍，女人们则唯恐自己的丈夫被送去中国当炮灰。

大批妇女甚至组成“索夫团”，集体卧轨，阻止运兵火车运行。

08

仗打成这个鸟样，即使被武士道精神多年洗脑的日军官兵士气也跌得厉害，各种抗命、消极怠战甚至哗变、暴乱事件不断发生。

1939年1月，一艘运载着3000多名日军的船只从上海抵达天津大沽口。

船上的日军本来是要运回国休假的，结果又被调到北方和八路军作战，顿时心态崩了，发生大规模暴动，驻天津的日军出动好几千兵力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1939年2月，武汉又发生1300多名日军参加的暴动，哗变日军手持武器和宪兵队对射，日军调来数千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才把哗变部队镇压下去，伤亡者高达七八百人；

1939年8月，天津日军又发生哗变，反战士兵同宪兵队激烈交战，还将日军的军需仓库烧毁，这一把火让日军损失了10000多支步枪、10多万套军服、20余万双军鞋；1940年2月，驻武汉机场的三名日军飞行员因为厌恶战争，将机场的13架轰炸机和汽油库、零件库全部炸毁之后开枪自杀……

而最让日本政府感到恐怖的是，中国虽然丢掉了大片的国土，丢掉了全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甚至丢掉了首都，军队损失也高达一百多万，但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屈膝求和的意思，也没有失去抵抗能力的迹象。1939年12月-1940年2月，中国军队甚至还组织了多达55万兵力的大规模反攻，虽然没能实现收复武汉的战役目标，但也毙伤了日军2万多人，造成了日军军心士气的极大震动。

经此一战，日本人已经确信，他们不可能打垮中国了。

但让他们放弃已经占领的大片土地，白白付出巨大的人员和资源代价，他们又心有不甘，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杉山元的两个“很难”的结论。

正因为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无法自拔，日本的经济一步步走向崩溃。在这种困境下，日本不得不铤而走险，向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半岛进行扩张，以获取急需的战争资源，缓解经济上的困难。

而他们的冒险行动，又触动了美国的底线，美国遂对日本进行制裁，切断了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在通过外交途径无法解决日美矛盾的情况下，才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参考文献：《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