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1909年出生于汾阳演武镇，字怀星，名梦庚。我爷爷是私塾先生兼行医。父亲是子承父业，一生耕耘在教育园地，是地地道道的职业教师。曾在本县东堡障、官村等地教书，后来为躲避国民党的"三自传训"，到天津我姑姑家住了3年多。

汾阳解放后，他返回家乡，和本村的张鸣谦先生等一起参加了演武完全小学校（完小）组建工作，并成为该校的第一批教师。1953年担任了该校的教导主任，同时代高年级的语文课和班主任工作。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发火，遵循着"师以德为本"的宗旨，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辛勤耕耘家乡一方土。那时，学校经费紧张，他常常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在灯下批阅，为照顾他用灯，母亲只好凑在一旁干针线活。

记得他在批改作文时，遇到好的习作或佳句，常常读出声来，兴奋之情表达在脸上。有时还要求我这个低年级学生记一些较好的语句，如雷鸣发的一篇描写正月闹社火的作文中写道："炮打灯有粗有细，升空后有高有低。""多拾一些驴粪蛋，就可多吃几碗小米饭"等等至今我还记得。父亲还把他们班的"三刘、一雷、高丕显"这些优秀生的先进事迹在校内广泛宣传，使众生学有榜样。

1952年那年，五年级学生可以参加升中学考试，父亲所代班就有13人考人汾中。1954年我高小毕业，我们班有14人被汾中录取，还有两人分别考入太原一中和太原十中。这说明演武完小的教学质量是相当可以的。1955年，父亲被调入城子完小任教导主任。1957年被调入演武中学任教，直至1966年。

原演武小学老师王淑娥发表在《汾州乡情》一篇文章上的照片王家祠堂大门

他很注重自身的提高，除阅读刊物外，每次进城，总要去新华书店。虽说收入不高，一辈子的月工资最多挣到57元，但见到需要的书，还是愿倾其所有，一套四册的精装本《鲁迅全集》、一套四册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一套五册的《中华活叶文选》等，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大部头的书了，他的案头都有，成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1954年演武高小毕业照

除教学之外，父亲还酷爱中医，业余时间常阅读家藏或自购的医书，也收集各种报刊登载的医学知识，后来自己还订了份中医名刊《江苏中医》。他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义务为乡亲们治病，只开处方不卖药。大概是因为义务又是业余职业，看病时格外用心，他常说，学问就是又学又问，懂则懂之，绝不不懂装懂，万不能草菅人命。对初诊病人，第一次用药为投石问路，服后反应平和就算今对路，切忌乱用猛药。开处方时要尽量考些虑患者的经济条件，并非贵药就治愈率高，最重要的是对症下药，有时几分钱的药就能治了病。一般情况下，他的处方药味不是很多，颇受患者欢迎。

由于医术不断提高，名声也随之而大，就诊者波及十里八乡，甚至有二、三十里以外的人。常常是下班回家就早有人等在家中，星期天就医者比平常多。就在假期进城集训时，也要给同仁解除病痛，他告我还给教育局的陈局长看过病。多年来，父亲的足迹几乎遍及全村各户，有个叫愣三保的乡亲，家境贫寒，子女较多，老婆是盲人，且体弱多病，父亲真成了她家的保健医生。对此，他们一家很是感激，实在过意不去，打下红枣也给送点来，以表寸心。

中医通常是老的吃香，离开学校后，看病的任务较之重了许多，而父亲也是日渐衰老，疾病缠身，以后就行动也极其不便，乡亲们就用小平车，自行车来请他。儿科、妇科是他的专长，记得七十年代初，他来太谷小住，我们卫校那时有附属医院，名医不少，而我在医院工作的邻居却患了乳裂，服药后未见好转，剧痛难忍，却让我父亲用两剂药就治好了。他笑称这是"班门弄斧"。

为了救死扶伤，30多年来，他付出很多，而分文不取，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我家倒是消耗了不少的纸和笔，还有茶水。同时还义务培养了几名赤脚医生，就在1982年冬，父亲临终的那天上午，招贤村的田显仁医生还在向他请教，父亲还用饺子招待田吃午饭，谁想到就在饭后父亲就离开了人间。

在父亲的熏陶下，七十年代初，我与弟弟分别加入了教师行列，这是我家又一次子承父业。

太谷王淑娥原发在汾州乡情的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