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至道光年间，各省督抚的比例基本维持在满七汉三的左右，如果是乾隆朝的话，汉人出任督抚的比例恐怕还不到30%。而且凡是汉人出任督抚，一般都会设定很高的门槛。

清代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自建国的那天开始就对汉人官僚集团心存戒备。及至入关，历代皇帝虽标榜满汉一家，实则满汉藩篱之隔仍很明显。

满汉之分体现在官缺上尤其明显，分满缺、蒙古缺、汉军缺和汉缺，按定例满员可以出任所有职务，而汉人只能在汉缺中拣选。汉人官僚不仅无法担任被皇帝认为是最核心的职务，而且仕进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总督、巡抚的任职资格并没有规定是“旗缺”，汉人同样也在铨选之列。不过，汉臣要想升任督抚十分困难，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才能获得皇帝钦点：

不知诸位有没有发现，清代汉人督抚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出身。这里所指的出身包括两点，一是科举功名即进士出身；二是家庭背景即生于官宦之家。真正出身寒门的汉人督抚不能说没有，只是少得可怜，一只手大概就能数的过来。

清代皇帝骨子里都是惧怕汉人掌权的，而满人数量毕竟又太少，可选择的余地不大。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汉人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是不得不用。

一方面是必须要用汉臣，另一方面又要用的放心，那么只能把目标锁定在官宦之家。毕竟地方上的名门望族，都是几代人为朝廷效过力的，他们也是统治群体的一部分，不太可能会反对朝廷。

比如说，山东诸城刘统勋家族，他的爷爷刘必显和父亲刘棨，是顺治、康熙朝进士，在地方为官期间政绩都很突出。刘统勋更不必说，官至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这样的家族岂会对朝廷有异心。

所以当刘墉被乾隆外派地方为官后，升官速度就很快，还提拔为安徽、湖南巡抚。如果说刘墉出生在一个普通百姓之家，没有祖上的政治铺垫，那么毫无疑问，在乾隆朝督抚多选满员的大背景下，他大概率是不会出任巡抚的。

乾隆时期官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各省汉人官员的天花板就是布政使、按察使，奋斗一辈子能够混个从二品或正三品，已是到顶了不能再有其他的奢求。

清代在京各衙门中，翰林院、詹事府属于清要部门，翰林官中会被挑选出少部分人充当日讲官或是直接进入南书房，成为皇帝的贴身秘书。

这些人品级普遍不高，胜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所以皇帝对他们的能力、人品也都很了解。尤其是清代皇帝都喜欢提拔青年才俊，只要符合条件这些翰林官们的升迁速度都很快。

按照程序，翰林官们只要在六部历练一段时间，就可以外放为道府，然后按部就班升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以及总督。这一点其实和现在领导的秘书是一样的，只要服务好领导，升官一般都比较快。

还有一类是非翰林出身的汉人才俊，他们被分发到各部院任职后，因其工作政绩突出，或者说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现得十分抢眼，那么也会获得皇帝的重视。一旦时机成熟，也会空降到地方，经过历练之后就是督抚的后备人选。

从咸丰之前的各省督抚任职资格来看，90%以上的汉人督抚，都不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爬上去的。基本上他们都有在京任职的经历，由于受到皇帝的认可，以京官外调各省，起步都是知府和道员。

朝廷用人一方面是按照吏部现行的人事程序，缺出之后在应升应补官员中进行铨选，此为论资排辈；另一方面是大员与督抚举荐，这类岗位一般都比较重要，属于请旨缺和替缺。

各省督抚作为封疆大吏，皇帝对他们本身就很信任，只要他们向朝廷举荐下属，一般都会被皇帝采纳，同样督抚若是参劾下属，也基本上是一参一个准。

说得直白一点，督抚就是皇帝在地方的代言人，朝廷赋予了他们了一定的人事权。如果连督抚举荐下属没有被采纳，那就说明皇帝对他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信任。

前面说了，出身寒门的汉人地方官，不管政绩有多突出、操守人品有多好，都不太可能爬到巡抚这一级别，因为他们不具备前两个任职条件，唯一的通道就是上司的举荐。

比如说于成龙，他不过是一个副榜贡生，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混了一个罗成知县。我们不否认于成龙的能力和操守，但要是没有他的顶头上司广西巡抚金光祖的极力推荐，于成龙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头的。

当了福建按察使以后，于成龙又得到康亲王杰书的举荐，此后他的仕途进入巅峰，继而升布政使、巡抚、总督，称为清代著名的大清官。

无独有偶，乾隆时期著名的封疆大吏李世杰，不过是个落魄生员。后来他捐了一个巡检，得到上司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的赏识，在两位封疆大吏的举荐下，李世杰得以华丽转身，跻身督抚之列。

不难看出，汉人地方官员要想做到督抚级别，必须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一个，否则的话就是痴人说梦，甚至可以说往上爬一级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