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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至9月,毛主席乘专列到南方巡视,在与时任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便已经萌生了掌握军队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一直关注着军队内部的情况,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便跟汪东兴说“我们的军队里也有派”。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重新走进了中共中央领导层。8月的一天,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毛主席问了邓小平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解放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已经很久没有调动过了,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邓小平沉默着思考了一会儿后,伸手将自己面前的茶杯和毛主席的茶杯互换了一下。毛主席见状,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他笑着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正式开始酝酿“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实施。
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宣布了“大军区司令员调一调”的命令,并表示这个建议是得到叶剑英、周总理和王洪文支持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
毛主席在会上直言不讳地作了说明,称“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中国军界进行这样重大的人事调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有外媒分析指出:
“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为了稳步推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相关事宜,从12月12日至21日,毛主席共发表了五次重要的谈话,并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步调一致”的重要性。
12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主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自己这些年“听信了一面之辞”,犯了错误。
从毛主席恳切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毛主席的真诚,但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以后不会再听一面之辞了。
接见完这些高级将领后,八大军区的司令员静静地坐在前排。毛主席环视了一圈后,继续讲话。这次,他一边讲,一边还会提一些问题。
会上,毛主席让许世友多读几遍《红楼梦》,搞点文学。毛主席为什么会突然提起《红楼梦》呢?这其实是有缘由的。
许世友曾在南京军区干部集会上,对爱看《红楼梦》的同志进行了批评,称“把思想都看坏了”,都是些“吊膀子”的事。
因此,毛主席才会在这次会议上重新提起《红楼梦》,并让他多读几遍。
就在许世友好奇毛主席是怎么知道自己说过这些话的时候,就听到毛主席叮嘱他们:“说话要注意和气,军阀作风是不能要的。”
毛主席接见完八大军区司令员后,大家又分组进行了讨论,最终,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关于八大军区对调的决定。
12月22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等高级将领再次参加会议。会上,毛主席正式下达对调命令,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随即起身,拿着详细的对调名单,开始宣布具体细节。
王洪文从一个保卫科的干事,到中央副主席,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不少人都认为他没有什么真本事,只不过是坐上了“政治火箭”,赶上了风潮。
而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许世友打心底里看不起这种人。于是,当王洪文宣布八大军区对调名单,念到许世友的名字时。许世友毫不客气地狠狠骂道:“你做政治火箭可以,但是,领导军队,你不行。”
许世友话音刚落,王洪文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一旁的周总理为了大局考虑,当即拿走了王洪文手里的名单,开始宣读。就这样,对调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在对军队的领导和管理上,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对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只是“敲打”,但并不进一步“深究”。因此,无论在哪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处于稳定、战备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始终是保卫中国人民的钢铁长城。
1973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实有十一大军区,除了宣布对调的八大军区外,还有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新疆军区。
十一大军区的建立是在1969年12月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有六大军区,分别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个时候是根据各大地理区域命名的。
1955年2月,原本的六大军区改为以城市命名的十二大军区。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发展经济,因此,在军费方面的费用也呈现下降的态势。
一年多以后,由于福建前线的斗争激烈,为了加强领导,又组建了福州军区。因此,我国在1956年4月,共有十三大军区。
1967年,为了加强华北战场的领导,内蒙古军区划归到北京军区,两年后,西藏军区也划归到了成都军区。就这样,全国共设有十一大军区。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在1973年调整军队的时候,只对北京军区与沈阳军区、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济南军区与武汉军区、福州军区与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呢。而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新疆军区的司令员秦基伟、王必成和杨勇却不作调动?
其实,只要看看秦基伟、王必成和杨勇就任以上三大军区的司令员的时间便能够知道原因。秦基伟和王必成都是在1971年6月分别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和昆明军区的司令员。而新疆军区的司令员杨勇则是在1973年6月赴任的。
因此,毛主席在1973年12月下达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的时候,这三位司令员就任的时间很短,最长的也不过两年。因此,便没有调整。
1973年毛主席提出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办法,至今还在军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提起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邓小平还曾表示:
“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参考来源:《伟人印记》百年潮杂志社编 中国党史出版社出版、报刊荟萃(上)2009年8期、党史博览200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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