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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八世黄袍加身，在库伦举行登基典礼。并为此搭起了一座四周裹以兽皮的圆顶帐幕，上覆金黄色的绸缎。帐幕里黄缎铺地，中间设有座位。

当日朔风劲吹，满天灰尘。

哲布尊丹巴与其妻乘坐四轮俄国马车前往典礼地点，人群前呼后拥，几名王公手持套着红鞘的剑在前开路，道路两旁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士兵。

哲布尊丹巴夫妇到达门前时，迎接的人群下跪如仪。哲布尊丹巴“蒜瓣黄冠，御绣龙黄袍”，其夫人头戴珍贵黑狐皮帽，身穿饰有五颜六色图案的天鹅绒长袍和黑貂皮短上衣，两人沿着铺满黄绸缎的窄路走向圆顶帐幕。哲布尊丹巴夫妇身旁各有两人左右搀扶，他们身后各有一人为其举着金黄绸缎做成的伞，哲布尊丹巴的伞上绣着龙的图案，其妻的伞上插着一根孔雀羽毛。

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均服蟒袍。

三声礼炮响过，前库伦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宣读文告称：

我们已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推举与日同辉、千秋万代的博克多为蒙古大汗，他的夫人檫干达拉为国母，库伦为蒙古首都…

哲布尊丹巴随后登上宝座，各王公喇嘛跪拜朝贺。哲布尊丹巴的尊号定为“多人共举之日光皇帝”，其妻号为“达吉尼母”，定年号为“共戴”。

典礼当日，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向哲布尊丹巴进了“九白之贡”。

注：

清代外蒙古每年例贡朝廷白色驼一只，马八匹，称为九白之贡。

对库伦以外地区庆祝哲布尊丹巴登极的活动，库伦当局事前做了安排：

12月29日当天，喀尔喀四盟的官员和喇嘛管理机构，要组织僧俗人众祈祷佛祖保佑哲布尊丹巴长命百岁，祈求哲布尊丹巴拯救苍生、广传佛祖盛德，要唱诵经文，面朝宫殿方向鞠躬。

1911年12月30日，哲布尊丹巴颁布谕旨，对王公喇嘛分别封官晋爵。

此日封官晋爵的王公、喇嘛共12名，外加前内蒙古喀喇沁右旗官员海山，此人虽然不是喀尔喀王公，但属创议“独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此次喀尔喀“独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具体晋封名单如下：

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扎萨克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功勋卓著，著赐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世爵，食双俸，赏黄马褂和黄缰，终生赏坐绿围车。并充任朝臣，著授外务大臣之职。

(库伦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著赐沁苏珠克图名号，赏带有三层锦缎坐垫和靠背的坐椅，并赏黄缰，坐绿围车，食亲王俸，免纳财产税。并充任朝臣，著授内务大臣之职，同时兼掌管黄教事务。

内蒙古喀喇沁贡桑诺尔布王旗（即喀喇沁右旗，当时该旗的扎萨克亲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是贡桑诺尔布)的海山，著赐沁珠图格勒图世袭名号及辅国公爵，赏褐缰，并赏在喀尔喀台站驰驿特权，著授内务部司官之职。

车臣汗部（中左旗）扎萨克固山贝子棍布苏伦，忠心效力，著赏额尔德尼达赖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充任朝臣，授兵部大臣之职。

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扎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赏土谢图郡王世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财政大臣之职。

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辅国公衔一等台吉那木萨赉，赏额尔德尼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司法大臣之职。

土谢图汗达什尼马，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和黄缰，并赐奥尼尔巴特赛颜名号。

车臣汗那旺那林，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玛哈三味多达赖车臣世袭名号。

扎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

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伊特格蔑特额叶达沁世袭名号，亦将充任朝臣。

另外，无论发生任何国家大事，都必须通知四汗。如果四汗都在库伦，应不分主次地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外出巡察，则必须有一人在库伦候命。

车臣汗部扎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署理盟长棍布苏伦，赐车臣世袭名号及亲王衔多罗郡王世爵，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之职。

三音诺颜部扎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车登索诺木，赐DALAI名号，晋封亲王衔多罗郡王，并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

车臣汗部扎萨克固山贝子多尔济车林，著授多罗贝勒爵，并赐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授财政部副大臣之职。

至此，库伦政权“中央政府”的框架算是正式搭起。

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7人临时管理机构结束使命。

从这个晋封名单可以看出，哲布尊丹巴政权建立之初，权力分配中首先考虑的是在“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喀尔喀东二盟王公尤其是土谢图汗部王公在政权中占有突出地位。

哲布尊丹巴晋封三音诺颜部的那木囊苏伦亲王为汗，与喀尔喀原有的三汗待遇相同，并宣布将委其以“大臣”职务，表明了哲布尊丹巴统一喀尔喀的深层考虑。

同日，哲布尊丹巴宣布对喀尔喀各级王公、喇嘛普遍晋升爵位。达喇嘛车林齐密特领导的内务部向其他四部及商卓特巴衙门、喀尔喀四盟发送公文，要求查报各王公、喇嘛以前的官职与头衔，由内务部奏请哲布尊丹巴予以加封。

哲布尊丹巴对喀尔喀普通民众也施以小恩小惠，宣布优待老人、赦免罪犯：

“70岁至80岁的老人，每人赐银三两；80岁至90岁的老人，每人赐银六两；90岁至100岁的老人，每人赐银九两；百岁以上的老人进宫觐见大汗，接受恩赐。

大赦天下，对于重犯案件，如果犯人年轻力壮，则将其充军；如果犯人年老，则让其做苦力。”

同时，要求所有的旗扎萨克必须前往库伦，朝拜活佛，闲散台吉和佐领以上的其他官员在就职后应面朝皇宫方向鞠躬。

哲布尊丹巴登极典礼过后，库伦当局致电清政府，告知他们宣布“独立”一事，电报中对清朝政府最近几十年来在外蒙古的统治尤其是清末“新政”进行了指责，声称外蒙古人已拥戴哲布尊丹巴为“大汗”，待中国南方各省恢复秩序之后，库伦当局将与北京进行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哲布尊丹巴登极以后不久，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被逐，喀尔喀西二盟也被库伦政权控制。

1911年12月20日，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接到库伦当局以喀尔喀86旗扎萨克王、公、贝子、商卓特巴等名义发出的敕令，要求奎芳“限日将仓库、银、缎、军装等交出回籍。”

1912年1月3日，俄国驻华使馆代办世清致函清政府外务部说：乌城形势危急，中国政府可电令将军奎芳请俄国领事调停或协助。清政府外务部依照俄国代办的建议，电示奎芳请俄领事“设法调停”，同时叮嘱他“务以不失主权为主”。奎芳遂在俄国领事的“调停”下，未经任何战斗弃城返回内地。

这样，喀尔喀蒙古四部就全部处在了库伦政权的控制之下。

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无力镇压库伦当局的反叛活动，又不甘心坐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哲布尊丹巴登极前夕的1911年12月21日，它又采取了一项行动。

资政院议员、喀尔喀车臣汗部盟长、扎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当时住在北京，此人在外蒙古王公中声望较高；新任科布多办事大臣毕桂芳也在北京，此人是卸任不久的驻俄国海参崴总领事，精通对俄外交。

清政府任命多尔济帕拉穆和毕桂芳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命令他们“迅速前往库伦，将该处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并将蒙众商民妥筹抚辑，设法维持以保大局”。

毕桂芳知道库伦“独立”出于俄国主谋，受命后立即去与俄国交涉，询问俄国驻华使馆代办世清：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库伦当局谈判问题上，俄国政府是否能够给予协助。

世清致电彼得堡请示。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于1911年12月23日电令世清出面“调停”。

沙查诺夫指示说：

“此种调停之目的在于缔结一项中蒙条约，以保障蒙古自治。…该条约应包括中国方面承担义务，不在蒙古驻扎中国军队，不向蒙地移殖中国人，不在蒙古设置中国行政机构。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本条约蒙人应承认中国宗主权，并允许中国驻扎官进入蒙古。”

中国政府应承担义务同俄国“磋商它在蒙古之措施，从而保证中国履行其同蒙人签署之条约，我国领事也就有可能对中蒙缔约双方守约情况进行监督。”

沙查诺夫还指示：

要利用此机会取得修筑外蒙古地区铁路的优先权，“特别是取得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由俄国人来修筑从库伦至俄国边境之铁路”。

1911年12月31日，世清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表示愿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库伦当局之间“调停”，前提条件是清政府首先要与俄国订立以下5条：

（1）中国如在外蒙古建筑铁路，须先照会俄国；库伦至俄国边界之铁路要交由俄国人建筑。

（2）中国政府在库伦与蒙人订立的条约要包括3个要点，中国政府不在外蒙古驻兵、移民、外蒙内政由蒙古人自理。

（3）“中国所有治理蒙古主权俱改隶办事大臣，中俄交涉事宜仍由两国政府协商。”俄国领事官等协助担保蒙古人格尽对于中国之义务。

（5）将来中国在外蒙古进行任何改革均须先与俄国协商。

从俄国的“调停”条件可以看出，它要取消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的驻兵、移民、管理内政之权，取消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行政建制，只允许中国中央政府设立一个有名无实的办事大臣驻在库伦；它要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采取任何俄国所不乐见的措施，并要趁机夺取外蒙古的铁路建筑权。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清朝政府见俄国要价如此苛刻，决定予以拒绝。

1912年1月12日，清廷发布了一道给哲布尊丹巴的谕旨，指出哲布尊丹巴等喇嘛所享利益，皆是国家尊崇黄教的政策所赐；受外国人拨弄倡言独立，“尔受其祸，人得其利，甚非尔等之福”；劝告哲布尊丹巴等痛改前非。

此圣旨拟交由多尔济帕拉穆等带往库伦。清廷并赐给哲布尊丹巴前朝皇帝遗下的珊瑚念珠、带膆貂褂、白玉烟壶、翠玉搬指等物，交由多尔济帕拉穆等带往，想打动哲布尊丹巴。

与此同时，中国驻俄公使陆征祥通知沙查诺夫：

中国政府对俄国愿在中国政府和蒙人之间进行调停表示感谢，但是担心其他强国提出同样要求，所以不能在俄国提出之原则上接受这一建议。

“中国政府希望派往库伦谈判之桂芳能同蒙人达成一项能满足蒙人全部要求之协议。”

沙查诺夫恼羞成怒地说：

“我们了解蒙人之情绪，没有我们担保，他们不会相信中国政府之诺言，在目前情况下，他们大概将拒绝同桂芳谈判。无论如何，桂芳不应指望我们协助。”

沙查诺夫指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不给桂芳发放护照。

库伦当局获悉多尔济帕拉穆、毕桂芳拟来库伦，以“库伦共和会”名义给清政府外务部和驻京喀尔喀亲王那彦图、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回了一封措词强硬、语带辱骂的电报：

“外蒙四部此次义举，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谋位苟禄者可得而喻。现在众志成城，大局已定。休言人群败类，即有善于品萧者腾空而来，亦难解散。且与多桂二使不惟无事可议，并不容其来库。”

多、桂二人只好取消了库伦之行。

1912年1月24日，二人联名上奏说：

“库伦事件，猝往查办，急切未能有效”；库伦当局“已显有悖叛之迹”，其背后有俄国政府操纵，“恐非口舌所能胜”；拟由多尔济帕拉穆带领随员、土谢图汗部三等台吉希尔宁达木定先回外蒙古，“侦察情形，随时知照”，毕桂芳暂留北京，等候库伦消息并与俄国驻华使馆谈判，待到情况弄明定妥办法，桂芳再到库伦与多尔济帕拉穆会合，“诸事协同办理”。

多尔济帕拉穆和希尔宁达木定随后回到了库伦，后者很快成了库伦当局的重要人物。

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政权能够在1911年建立起来，首要原因是俄国政府的支持。

哲布尊丹巴集团在武昌起义之前敢于密谋“独立”并且派人赴俄求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若想叛离中国，俄国会给以援助。

这种信念是俄国驻蒙代表灌输给他们的，俄国支持庇护喀尔喀上层集团已经很久。1911年8月17日俄国内阁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

在哲布尊丹巴政权建立过程中，俄国人随时在给予指导和鼓励。

1911年9月，三多追查喀尔喀王公喇嘛赴俄求援一事，一些喀尔喀王公对“独立”活动表现动摇，不想接受俄国武器援助，他们去见俄国驻库伦领事馆官员，声称他们没有要求武器，俄国武器对他们无用。

代表俄国财政部在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中任职的沙皇政府御用文人科特维奇，于1911年10月6日托人转告正在俄国争取军事援助的车林齐密特等人说：

“蒙人应勇敢地面对中国人，不要答应任何事情，要团结一致地反对所有改革。此时中国的形势相当不妙，中国政府不会采取重大措施，我们则有机会更有力地坚定自己的立场。为不测之事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武器。”

武昌起义爆发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劝告哲布尊丹巴集团一定要抓住良机促进喀尔喀的“独立”发展。

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哲布尊丹巴政权是在俄国人的谋划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俄国不仅在思想智力上支持哲布尊丹巴集团，而且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给了它有力的支持。正是由于俄国的外交干涉和增派驻库伦俄军的行动，清政府被迫撤销了外蒙古“新政”措施，裁撤了库伦兵备处，放弃了在库伦编练新军的计划。

俄国送给哲布尊丹巴集团1.5万支步枪以及大量子弹、军刀，武装了蒙兵，使库伦当局有了自己的军队。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俄国不但在外蒙古驻有军队，还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毗邻外蒙古的俄国远东地区驻有大量军队，如有必要，短期之内，即可集结重兵开进外蒙古。

这就使哲布尊丹巴集团有恃无恐，敢于公然分裂国家。拥护中国统一的喀尔喀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于1913年3月写道：“哲佛脱离母国，纯恃俄人为护符。”

依那氏的身份与对库伦当局的了解，其论断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1911年库伦政权能够建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哲布尊丹巴集团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局变动的机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内地陷入战乱之中。

清政府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力北顾；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更是鞭长莫及。

这就使哲布尊丹巴政权得以趁机建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宣布“独立”。它们同是“独立”，但内容、实质和意义截然不同。内地各省的“独立”是独立于清政府，不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它们是要革命，要推翻旧的反动的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全国政权，并不是要把各省从中国分离出去。

各省“独立”后，很快联合在一起，组建了南京临时政府。

外蒙古的“独立”是要分裂，要把外蒙古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另外建立一个俄国卵翼下的新国家。内地各省的“独立”代表了各省人民要求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愿望，外蒙古的“独立”却是表现了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割地自雄的政治野心。内地各省的“独立”建立了共和制政权，外蒙古的“独立”却导致了落后于时代的哲布尊丹巴君主政权的建立。

1911年的外蒙古“独立”与当时中国内地各省的“独立”完全是名同而实异的两类事，它与当时西藏的“驱汉”一样，都是分裂中国国家的行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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