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叶飞因买船问题，被要求做检查：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1976年夏天，一场关于＂买船卖国＂的风波在交通部内悄然掀起。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接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指控：以＂条条专政＂的名义，将他主持的远洋船队扩建计划批判为＂崇洋媚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样的政治帽子足以让任何人噤若寒蝉。然而，面对权势滔天的＂四人帮＂成员王洪文的直接质问，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将军却毫不退缩。当所有人都建议他写检讨时，叶飞拍案而起：＂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这位昔日战功赫赫的将军，为何在买船问题上如此坚持？他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这场较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一、毛主席的深谋远虑

1974年末的一个冬日，毛主席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招待所召见了周恩来总理。这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谈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交通运输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

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并不乐观。全国各地码头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外贸运输90%依赖租用外国轮船，每年要付出巨额外汇。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交通运输是命脉。＂毛主席手指轻叩着桌面，目光深邃，＂现在的问题是，谁能担此重任？＂

周恩来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材料，是关于叶飞的履历。叶飞早年参加革命，历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具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多年，对航运事业有着深刻的了解。

毛主席听完后，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古人形容舟为叶，一叶轻舟。一叶轻舟飞过万重山，这不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吗？＂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叶飞正式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这个任命来得突然，以至于叶飞本人都感到意外。直到后来他才得知，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精心安排的结果。

在任命前，毛主席还专门找来了解放前的航运资料。他发现，1936年中国的远洋船队仅有9艘轮船，到1949年更是只剩下两艘破旧轮船。而当时的日本，仅是在二战中幸存的商船就有600多艘。这种悬殊的差距让毛主席深感忧虑。

毛主席在一份讲话稿上写道：＂国家要富强，必先通航。一个泱泱大国，不能永远依赖他国船只。＂这段话后来被转达给了叶飞，成为他日后坚持扩建远洋船队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叶飞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毛主席还特意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要让叶飞同志放开手脚干。现在是和时间赛跑，要抓住机遇。＂

这番布局，显示出毛主席对发展远洋运输事业的深远考虑。他选择叶飞，不仅看中了他的才干，更看重他敢想敢干的性格。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为后来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的战略指导

1975年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刚上任不久的交通部长叶飞。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厚厚的远洋运输现状报告，这是叶飞连夜整理的材料。

邓小平翻开报告的第一页就皱起了眉头。报告显示，中国当时的远洋船队总吨位不足500万吨，而同期的日本已达到4000多万吨，就连新加坡的船队规模也在1000万吨以上。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90%以上的外贸运输仍然依赖租用外轮。

＂叶部长，你算过每年租船要花多少外汇吗？＂邓小平放下手中的报告。

叶飞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统计数据：＂去年光是租船费用就超过4亿美元，今年可能还要增加。＂

＂这些钱要是用来买船建船，现在我们的船队该有多大？＂邓小平站起身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前，＂你看看这些航线，从远东到欧洲，从南美到非洲，哪条不是外国船在跑？＂

接下来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各大港口的吞吐能力、船员培训状况、国际航运市场行情等具体问题。在听取汇报后，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步，要尽快把船队规模提升到1000万吨；第二步，争取在＇六五＇期间达到2000万吨；第三步，到80年代末实现3000万吨的目标。＂

这个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显得异常艰巨。但邓小平的考虑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他指出：＂现在是石油危机后的特殊时期，国际航运业正在调整，很多船东都在抛售船只，这是我们扩充船队的好机会。＂

一周后，邓小平又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解决资金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担心购买外轮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邓小平当即表态：＂四个现代化不是空话，该买的要买，该造的要造。你们放手去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为了支持远洋船队的扩建计划，邓小平批准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他同意远洋公司可以用美元结算，允许其保留部分外汇收入用于购船，还特批了一笔专项贷款额度。

在一份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邓小平这样写道：＂发展远洋运输是战略性决策。没有自己的远洋船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独立。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

这些指示为叶飞后来大胆推进购船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交通部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积极寻找适合的船只，并与多个国家的船厂展开谈判。

三、叶飞的远洋战略

1975年3月，一场秘密会议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的顶层会议室举行。叶飞带着一个精干的工作组来到香港，与中国银行的高层展开了长达三天的谈判。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突破资金瓶颈，为远洋船队扩建筹措资金。

这次谈判开创了一个先例。经过反复磋商，香港中国银行同意以国际通行的船舶抵押方式，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它打破了传统的外汇管理模式，为后续的船舶购置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同年4月，叶飞在上海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人才问题。他邀请了海军部队的几位老领导，商讨如何接收转业的海军技术人才。这个计划得到了海军的大力支持。很快，第一批由100名海军转业的船长、轮机长进入远洋船队。这些经验丰富的海军人才为中国商船队注入了新的力量。

在解决了资金和人才两大难题后，叶飞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步棋。他派出多个考察组，分赴欧洲各大船厂进行实地考察。在挪威的一次谈判中，叶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购买船只的同时，要求船厂提供技术培训。这个要求最终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1975年夏天，叶飞在大连设立了远洋船员培训基地。他从各个航运单位抽调优秀教员，聘请退休的老船长担任顾问，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培训基地不仅教授航海技术，还特别强调国际航运规则和外语能力的培训。

在国际形势方面，叶飞展现出了敏锐的战略眼光。当时正值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期，国际航运市场处于低谷，很多船东急于出售船只。叶飞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以租代购＂的策略。他与多个国际船东签订了租购合同，既解决了当前的运力需求，又为日后收购这些船只创造了条件。

在与欧洲船厂的谈判中，叶飞采取了分散采购的策略。他先后与日本、挪威、西德等国的船厂签订了购船合同。这种做法不仅分散了风险，还避免了过度依赖单一来源。每份合同都包含了技术转让条款，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确保新购船只的正常运营，叶飞在青岛、上海、广州三地建立了船舶维修基地。这些基地配备了先进的维修设备，可以进行大型船舶的保养维修。同时，他还组建了专门的海外服务网络，在主要港口设立了船舶服务站，为中国远洋船队提供补给和技术支持。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中国远洋运输能力迅速提升。到1975年底，中国自有船队的运力已经突破了800万吨，航线遍布全球主要港口。这些成就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证明了叶飞的远洋战略是富有远见的。

四、四人帮的疯狂阻挠

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交通部大院内一片肃穆。王洪文带着一群人闯入叶飞的办公室，手中挥舞着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四人帮＂精心准备的所谓＂叶飞买船卖国罪行调查报告＂。

王洪文拍着桌子质问：＂叶飞，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外汇买外国船？这不是崇洋媚外是什么？＂办公室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屏住了呼吸，等待叶飞的回应。

叶飞站起身来，目光如炬地看着王洪文：＂同志，我问你，现在我们90%的外贸运输都要靠租用外国船，每年要花多少外汇？买船是为了节省外汇，为国家省钱！这叫崇洋媚外？＂

这次confrontation只是四人帮对叶飞发起攻击的开始。随后，上海＂文革＂小组连续发表文章，指责交通部的购船计划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文汇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暗指叶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批斗会上，张春桥声称：＂有些人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大肆推行洋奴哲学。这些人，就是我们革命的对立面！＂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指叶飞。

四人帮的打压手段层出不穷。他们先是派人查封了交通部的购船办公室，接着又以＂反对条条专政＂为名，中断了远洋运输公司的外汇拨款。更有甚者，他们还组织人员到各个港口，煽动工人抗议＂买办路线＂。

在大连港，姚文元的亲信散布谣言说：＂买这些外国船，就是要让工人当洋人的奴隶。＂这种言论一度造成了码头工人的恐慌和混乱。叶飞立即赶到大连，在码头工人大会上据理力争：＂我们买船不是为了讨好外国人，而是为了打破外国人对我们的封锁！＂

面对四人帮的压力，一些干部开始动摇，建议叶飞写检讨认错。但叶飞态度坚决：＂就是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买船是为国家办实事，我问心无愧！＂

在北京，江青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叶飞：＂有些人自以为是老革命，就敢对抗党的路线。这种人，必须狠狠打击！＂紧接着，中央专案组介入调查，要求交通部上交所有购船合同和相关文件。

四人帮的打压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在这段时间里，远洋运输建设几乎陷入停顿。一些已经签订的购船合同被迫中止，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技术队伍也面临解散的危险。但叶飞始终没有低头，他坚持认为：＂历史会证明谁是对的。＂

就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毛主席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被抓捕。这场针对叶飞的政治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后来的事实证明，叶飞的坚持是正确的。他领导下的远洋运输建设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远洋运输事业的突飞猛进

1977年春天，叶飞在青岛港主持了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这是中国第一艘10万吨级油轮＂东方红＂号的正式交付仪式。这艘巨轮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第一批恢复执行的购船合同中最大的一艘。

交付仪式结束后，叶飞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宣布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立即恢复此前被迫中止的所有购船合同；第二，扩大大连、上海两地的船员培训规模；第三，在广州设立远洋运输管理学院。

1977年夏天，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国际海事组织的年度大会。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加入多个国际海事公约的申请，这标志着中国远洋运输开始全面融入国际航运体系。

同年秋天，叶飞带队考察了日本和新加坡的港口设施。他注意到这些国家在集装箱运输方面的巨大进步。回国后，他立即组织制定了《集装箱运输发展规划》，提出要在五年内建成十个集装箱专用码头。

1978年初，远洋运输迎来了一个重要突破。经过艰苦谈判，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获得了太平洋航线的独立经营权。这打破了美国航运公司对这条航线长达三十年的垄断。第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货轮驶入旧金山港时，码头上的华人激动地鸣放礼炮。

同年5月，叶飞主持召开了全国航运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继续扩充远洋船队，另一方面加快本土造船业的发展。会议还通过了《远洋船员培训十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专业队伍。

到1978年底，中国的远洋船队规模已经突破2000万吨，航线覆盖了全球主要港口。更重要的是，自营运输比例从1975年的不到10%提升到了60%以上。这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更为中国外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979年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开始实施。叶飞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船舶修理公司。这家位于上海的公司引进了先进的修船技术，很快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船舶维修基地之一。

同年夏天，远洋运输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各地远洋运输公司开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航运效率显著提高。

1979年秋，中国第一所远洋运输管理学院在广州正式开学。首批学员中不仅有年轻的船员，还包括来自各个航运公司的管理人员。这所学院后来成为培养远洋运输人才的重要基地。

到1979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航运国。在主要航线上，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一些重要港口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货运代理网络。这些成就印证了叶飞当年的远见：发展远洋运输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