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抓捕最后一位军统北平站长！潜伏北京多年，因一台彩电暴露
198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宣武区的一条老胡同里突然警笛长鸣。几位便衣警察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大耳胡同39号院，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被带走了。这位老人名叫李家琪，在街坊邻里眼中，他只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富裕老头，经常邀请邻居来家里看他那台罕见的进口彩电。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竟然是潜伏了30多年的军统特务。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特务，而是军统北平站的最后一位站长。他是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潜伏的？他又是怎样通过一台彩电暴露身份的？他背后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少年从军（1927-1943）
1927年，河北省深州县一个普通的杂货铺里，李家琪出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父亲李德山经营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母亲在铺子里帮忙。生意虽然不算红火，但一家人过得也还算安稳。
1934年春天，随着日本在华北地区的频繁军事活动，李德山察觉到形势不妙。为了让年幼的李家琪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一家人变卖了杂货铺，举家迁往北平。在北平，李德山租下了一间小店面，继续经营杂货生意，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供李家琪读书。
在北平育英小学读书期间，李家琪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当时的北平，虽然表面上平静，但暗地里已经开始了抗日救国的活动。学校里的进步教师们经常在课堂上讲述抗日英雄的事迹，这些故事在李家琪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国的种子。
1941年秋，14岁的李家琪在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这是一个由爱国青年组成的地下组织，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和汉奸的情报。因为年纪小，李家琪被安排在组织的外围，负责在街头观察日军和汉奸的活动。每天放学后，他就在父亲的杂货铺帮忙，暗中注意着来往的行人。
1942年夏天，李家琪立下了第一个大功。他发现一个经常来铺子买东西的客人，总是在傍晚时分鬼鬼祟祟地进出日本宪兵队。通过仔细观察和记录，李家琪发现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替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汉奸，专门打探抗日组织的情报。这个发现让组织成功避开了一次大搜捕。
这次成功让李家琪在组织内部崭露头角。1943年初，他被调入锄奸团的核心小组，开始参与更重要的情报工作。他善于观察，记忆力极强，而且因为在杂货铺帮工的经历，练就了一身在市井中打探消息的本领。
就在这时，军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有为的情报员。1943年6月的一天，军统派人找到李家琪，向他提出了加入军统的邀请。对于一个渴望报效国家的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于是，16岁的李家琪正式成为了军统的一员。
在军统的培训中，李家琪表现出色。他不仅掌握了各种情报搜集和传递的技巧，还学会了使用密码和无线电。凭借着在街头市井历练出的敏锐观察力，他很快就在军统系统内脱颖而出。
二、沉沦特务（1943-1949）
加入军统后，李家琪的仕途一路走高。1944年初，他被任命为军统沂蒙组特别行动队副队长，成为当时军统北平站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这个特别行动队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日伪势力，实际上却逐渐演变成了一支专门对付进步人士的特务队伍。
在北平城内，李家琪带领的特别行动队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1944年夏天，他们以＂清查地下党＂为名，在北平西城区展开了大规模搜捕。一个月内，有超过50名无辜市民被抓捕审讯。其中包括了几位在北平大学任教的进步教授，以及多名参与学生运动的青年。
1945年春，李家琪在军统上层的支持下，开始在北平城区设立据点。他将特务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潜入各个工厂、学校和商业区。这些特务白天伪装成普通工人、学生或商贩，暗中收集情报，专门打击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随着时局的变化，李家琪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6年，他指挥了著名的＂北平印刷厂案＂。一家地下印刷厂因为印刷进步书刊被他发现，十几名工人被捕。在审讯过程中，李家琪使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最终导致两名工人死亡。
1947年4月，军统收到情报，称共产党在鲁中南解放区建立了重要的情报网络。李家琪被派遣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需要假扮成一名乡村教师，潜入解放区搜集情报。为了掩饰身份，他特意蓄起了长须，穿上破旧的长衫，还带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
然而，这次行动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在解放区，李家琪虽然装扮成贫寒教书先生，但他长期养成的优越生活习惯却难以改变。他在村里购买物品时总是显得阔绰，说话时的腔调也与当地农民格格不入。这些反常的表现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怀疑。
1947年6月的一天，李家琪正准备向军统发送电报，却被村民当场抓获。搜查他的住处时，发现了精密的无线电设备和大量军统的密码本。他随即被押送到当地的看守所，此后被转移到解放区的军事法庭受审。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琪因为其在军统期间的罪行，被判处劳动改造15年。他被送往青海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表面上服从改造，实际上却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期间，他结识了另一名特务分子陈之斌，两人暗中策划着新的行动。
在劳改期间，李家琪经常背着管教人员与其他反动分子联系，试图组建地下反革命组织。他们利用农场的劳动机会传递信息，甚至尝试策反一些思想动摇的犯人。这些行为最终在1958年被发现，导致他的改造期限被延长。
三、暗中联络（1975-1980）
在青海劳改农场服刑期间，李家琪与同为军统特务的陈之斌建立了密切联系。陈之斌曾是军统上海站的情报员，1949年后潜逃到香港。1975年，陈之斌通过特殊渠道得知李家琪仍在劳改农场，便开始策划营救行动。
1975年底，陈之斌派出一名化名＂老张＂的联络员，以探访亲戚的名义前往青海。这名联络员成功接触到了李家琪，并通过事先约定的暗号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利用农场工人轮班的间隙，在玉米地里完成了第一次情报交接。老张带来了一套特制的隐形墨水和密码本，这些工具都被巧妙地藏在普通的日用品中。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李家琪开始利用农场给犯人订阅的报纸传递信息。他在报纸的某些字下方做特殊标记，这些标记经过化学处理后就能显现出密文。通过这种方式，他向香港方面传递了大量有关农场防卫部署的情报。
1976年春天，陈之斌又派来了第二名联络员。这次他们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通讯方式。联络员给李家琪带来了一台经过改装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实际上是一个微型无线电收发装置。李家琪通过调节特定频率，可以接收来自香港的密码信息。
1977年，李家琪获得了假释机会。这时，陈之斌通过在北京的关系网，为李家琪伪造了一整套完整的身份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了户口本、工作证明和档案材料，都经过精心制作，连纸张的年代感都做得惟妙惟肖。
1978年初，李家琪在香港方面的协助下，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资金转移网络。他们利用边境小城的个体商贩作为掩护，将港方提供的活动经费通过地下钱庄转入内地。这些资金被分散存放在多个城市的不同账户中，以规避查处。
同年夏天，李家琪开始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络。他首先发展了三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线人，这些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对现实不满的人员。为了确保联络安全，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无线电装置，这种装置外形酷似普通的收音机天线，但能在特定时间发射加密信号。
1979年底，陈之斌亲自来到深圳，在特区刚开始建设的混乱中，他成功越过边境与李家琪见面。在这次会面中，陈之斌正式委任李家琪为军统北平站新一任站长，并交给他一本特制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采用了最新的编码技术，将信息隐藏在普通的粤语流行歌词中。
1980年初，李家琪开始扩大情报网络的规模。他使用了一种新型的隐蔽通讯设备，这种设备被伪装成普通的电视天线，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接收和发送加密信号。为了掩护这些设备的安装，他还特意在街道上开了一家小型家电维修店。
这个时期，李家琪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京津地区的情报网络。他的手下不仅渗透进了政府机关，还在重要的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安插了眼线。这些人通过各种隐秘的方式，将收集到的情报传递给李家琪，再由他通过特殊渠道转送到香港。
四、身份败露（1980-1983）
1980年末，李家琪在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购置了一处四合院。这座院子地处偏僻，但位置却很有讲究：东面是邮电局，西面是派出所，南北两条胡同都能通向主干道。他将院子改造成了一个秘密据点，在地下室安装了精密的无线电设备，外面则用砖块和水泥仔细封死。
1981年春节前夕，李家琪从香港收到了一台最新款的日本索尼彩电。这在当时的北京可谓稀罕物件，整个大耳胡同也只此一台。为了不引人注目，他经常邀请街坊邻里来家里看电视，逢年过节还会送些糖果点心给胡同里的孩子。表面上看，他就是一个热心肠的老街坊。
但这台彩电的真实用途却是接收特制的加密信号。每天凌晨两点，电视机会自动调谐到一个特定频道，接收来自香港的密码讯息。这些讯息被隐藏在电视雪花噪点中，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异常。李家琪会用特制的解码器将这些信息转录下来。
1982年夏天，一次意外的停电让这个精心设计的情报系统出现了破绽。当时整个胡同都停电了，唯独李家琪家的彩电仍然在工作。原来他在地下室安装了独立的供电系统，这引起了附近一位退休干部的警觉。这位老干部开始暗中记录李家琪的日常活动。
同年秋天，李家琪的一名手下在传递情报时露出马脚。这名线人是某军工企业的工程师，他将机密图纸藏在报纸夹层中传递。一次在交接时，报纸不慎被风吹散，暴露了里面的图纸。虽然他们及时销毁了证据，但这一幕还是被路过的群众看到了。
1983年初，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多方举报。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李家琪的资金来源可疑。他名下有多个银行账户，定期收到大额汇款，但查不到任何正当收入来源。更可疑的是，这些资金都是通过港澳地区的账户转入的。
2月15日，专案组在李家琪家中安装了隐蔽摄像设备。通过连续监控，他们发现李家琪每天凌晨都会在固定时间操作彩电和一些奇怪的设备。技术人员分析后确认，这些设备都是专业的情报接收装置。
3月1日凌晨，专案组决定收网。当时李家琪正在地下室收听密码讯息，突然警笛声响彻整条胡同。专案组破门而入时，他正在销毁密码本，但为时已晚。警方在地下室搜出了大量情报设备，包括改装过的无线电、密码本、隐形墨水和大量涉密文件。
在随后的审讯中，专案组查明李家琪就是失踪多年的军统北平站特务。他不仅在潜伏期间继续从事情报活动，还发展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专案组顺藤摸瓜，successively抓获了与他有关的特务分子23人，打掉了多个情报窝点。
这次行动中，警方还缴获了大量珍贵的物证，包括多部用于通讯的特制电子设备、伪造的证件、秘密账本等。这些物证详细记录了李家琪三十多年来的特务活动，成为了研究军统特务组织的重要历史资料。
五、审讯结果（1983-1984）
1983年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正式对李家琪展开审讯。审讯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特别审讯室进行，由专案组副组长张明远亲自主持。第一轮审讯持续了整整七天，期间李家琪始终保持沉默，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搜查李家琪住处时，专案组在地下室的暗格里发现了一本特制的账本。这本账本使用了特殊的密码系统，记录了他与香港方面的资金往来。经过专家破译，查明这些年他共收受境外资金达80余万港币，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几十年的工资总和。
4月初，专案组在对李家琪的亲属关系进行排查时，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表弟实际上是他安插的联络员，负责与香港方面进行秘密接头。专案组立即对这名表弟实施了抓捕，从他家中又缴获了一批间谍装备。
5月20日，专案组对李家琪展开第二轮审讯。这次审讯的重点是他在1975年后建立的情报网络。通过连续审讯，专案组摸清了他发展的23名特务分子的具体身份。这些人分别潜伏在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6月中旬，专案组在对缴获的密码本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李家琪不仅为香港方面收集情报，还同时为台湾的情报机构服务。他利用同一套情报网络，将收集到的信息分别卖给两地的特务机构，从中渔利。
7月1日，李家琪终于开始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他详细供述了自己如何在1975年后重操旧业，如何建立情报网络，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技术进行秘密联络。这些口供为专案组打击其他特务分子提供了重要线索。
8月份，专案组对李家琪的犯罪证据进行了集中整理。光是书面材料就装满了十二个档案袋，包括情报记录、联络密码、资金往来账目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实物证据，包括各类通讯设备、伪造证件和用于接头的特制工具。
1984年1月1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家琪案进行不公开审理。检方出示了数百份证据材料，包括实物证据、书证、证人证言等。公诉机关指控李家琪犯有间谍罪、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多项罪名。
2月28日，法院对李家琪案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他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后果，以及他在审讯中的态度，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月15日，李家琪被押送至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他被单独关押在特别监区，实行严格管理。按照规定，他每月只能接见一次直系亲属，书信来往也要经过严格检查。就这样，这位活跃了近四十年的特务分子，最终在铁窗之内度过了他的余生。
